2023年10月31日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专业学位“名家讲坛”第71期如期举行。马德斌教授来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为经济学院专业硕士研究生带来了“从国家能力看经济史上的大分流”主题讲座。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朱宏飞副教授主持。报告厅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马德斌（Debin Ma）教授，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及牛津万灵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曾授任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英国华威大学、复旦大学等中心的研究员。马教授是量化历史研究的发起人之一，《量化历史研究》、《新史学（量化历史研究）》专辑的联合主编，并担任剑桥大学出版社New Approaches to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丛书编委。近作有与UCLA历史系教授Richard von Glahn合编的两卷本的《剑桥中国经济史》(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一种跨国比较视野》等。
首先，马老师追溯了世界经济水平分流的历史。世界经济水平的分流始于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通过对英国工资变化的研究可以洞察到经济史的演进。在18世纪前，英国的真实工资（考虑物价因素）基本保持稳定，而在工业革命之后，工资水平突飞猛进。马老师指出，英国的财政和金融革命与光荣革命紧密相关，光荣革命促使英国逐步走向君主立宪制，国家权力转移至国会。因此，工业革命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欧洲现代化进程中的长期过程。他强调，在光荣革命后，国会成员由富有且有权势的人群组成，英国开始增加税收并发行国债，政府转变为君主立宪的精英民主政府，支出大幅增加，他们通过强大的财政基础奠定了公债体系，以税收为担保的公债更为安全稳定，国债大幅增加但利息下降，形成了良性循环，而税收主要用于建设海军，以保护英国的全球商业利益和殖民。英国的货币信用体系主要建立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中间机构，如有股份公司特许的英格兰银行，以公债和有价证券作为抵押，发行债券和纸币，由中间机构的股东监督，对民众而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接着，马老师阐述了我国古代税收的长期趋势。在我国古代，税收主要依赖于土地税。因此，虽然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但换算成白银的收入并没有增长。据相关数据显示，自宋朝开始，如果将税收折算成大米，会发现税收呈现下降趋势，宋朝的税收实际上是最高的，我国在明朝时期几乎回归了农业社会，我国到清末已开始大幅增加关税等间接税的征收。然而与英国相比，清朝的财政调动能力非常弱，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
然后，马老师对清朝的财政进行了严谨深入的剖析。他指出，尽管清朝是当时最大的国家之一，但其总税收特别是人均收入都很低，主要以土地税为主，并且大量沿用了明朝的原额。中国历代都依赖徭役，而徭役往往成为地方政府的税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了明中期之后，徭役逐渐被货币化和市场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经济效率，并增强了调动性。马老师强调，在中国古代的财政体系下，恰恰因为地方政府并没有独立的权力和名义上合法的地方税收，当危机发生时，中央政府会拿走地方的财税收入，导致地方政府不得不开始征收其他苛捐杂税，由此也形成所谓黄宗羲定义的税外有税的恶性循环。因此，在一个缺乏可信性承诺的清朝中央集权体制下，反而是看不见的非公开税收才变成了地方政府最可靠的税源，但这种容易滋生腐败，而且无法作为可靠的抵押，使财政收入杠杆化，这不仅远离了现代财政体系的发展方向，而且使得债务体系更加难以发展。
最后，马老师详细阐述了民初财税体系的演进。鸦片战争后，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得以兴起，租界具有多国殖民、自负盈亏、自主经营、有限民主的公司等特性。当时，工部局拥有独立法人地位，其员工通过公开招聘产生，并且享有优厚待遇。然而，尽管租界的税收大部分由中国居民贡献，但公共租界的纳税人选举会一直到1927年才有中国精英商人的五名成员。但不管如何，中国的资本家在上海租界内开始崭露头角，助推了现代银行业的勃兴，在短期内建立了一个蓬勃兴旺的中国民间的银行体系，大部分银行与钱庄都集中在上海。与此同时，以赫德为海关总署的海关税收也成为中央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并逐渐成为外债和以后内债的抵押品，推动了中国自主的公债体系的建立。由此在中国二十世纪的二十、三十年代带动了一场民国时间的金融革命，其高峰为1927-1931年以宋子文为财长的南京政府时段，但之后随着蒋介石政府权力的不断扩张，日本的1937年的全面侵华等，这场金融革命不幸流产，甚至为之后四十年的超级通货膨胀埋下祸根！
在提问环节，同学们与马老师进行了积极互动，马老师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解答。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感谢马德斌教授的精彩分享！
撰稿人：路中航
修订人：缪炜
审核人：朱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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