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沁、陈硕，明清政治精英治理：趋势、特征及决定因素（1368-1911），《经济学（季刊）》2021年第5期。
作者简介
姚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陈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摘 要官员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面之一，也是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该制度会直接影响官员行为，进而塑造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特征及质量。近年来，已有大量文献致于研究不同官员选拔与官员激励机制的差异，并讨论这些差异对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经济奇迹，众多文献也都认为以经济绩效作为考核重点的官员晋升锦标赛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目前研究多局限于对当代官员治理体制的考察，较少关注当代制度对官员治理传统的传承性。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全国性官员治理体系的国家，该体系不仅为传统中国实现“大一统”提供制度基础，也为当代西方国家文官治理提供了借鉴样板。其历史意义及经验教训需要被当代中国的官员治理体系所吸收及借鉴。但当前针对我国官员治理传统的研究主要为制度描述或案例分析，和传统研究方法相比，采用系统数据并结合计量方法探讨前现代我国官员治理的经济学研究依然有限。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文基于明清职官年表建立了明清两代（1368-1911年）10465位省以上官员的任职信息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明清38种省以上职位，覆盖了明清所有重要职位，包含历年任职官员信息88421条。其中，明代17个职位4937个官员，清代21个职位5528个官员。考虑到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转可以为官员提供稳定预期，进而是官员治理中最为关键和基础的条件，因此我们在数据库的基础上构建了历年官员治理稳定性指标。我们发现清代官员治理呈现稳定化趋势：明代近一半时间都处于不稳定状态，而清代处于不稳定状态的时间仅占五分之一。基于宦官规模的历史记载与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我们发现对宦官制度的依赖程度是两个朝代治理差异的重要相关因素：宦官规模的扩大在长期内和人事变动不稳定性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宦官在大部分时期无法担任正式官员体系中的职位，其参与政务主要凭借官员结交与皇帝信任，而这种非正式的方式会对官员治理尤其是官员稳定性产生潜在影响：一方面，宦官的参与会加剧官员体系内部帮派的形成与斗争，进而造成官员体系的失衡与波动；另一方面，获取皇帝信任的宦官得以直接向皇帝提议非常规性的官员调动，更有甚者则通过将皇帝与官员相隔离而独自操作。这些现象广泛存在于在明清两代政治运作中。本文的目的或潜在贡献在于结合长期系统性历史数据，廓清了明清时期官员流动与治理的基本趋势与特征。这让我们第一次能够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结合文献对官员治理等问题展开长时段的初步探索分析。采用系统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为检验现有理论提供证据，同时系统数据也可以作为基础启发后续研究。结合一般文献对我国官员治理传统展开研究可以突破断代史研究的不足，能够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对央地关系和官员选拔等重要问题展开长时段分析。由此获得的发现及结论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吸收之前的经验教训，为当下大国治理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也为不同时期及不同国家的官员治理差异提供解释性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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