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记者 | 袁婷 邵萱
策划：新闻信息中心学科与人才办公室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2003.10-2007.10），巴黎经济学院院长（2007-2017）。主要研究领域为收入分配、不平等与贫困、再分配、经济发展等。他曾先后任职于智利大学、经合组织发展中心、法国巴黎工商会、多伦多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曾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计量与比较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1986-1987），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顾问（1999-2000），欧洲人口经济学协会主席（1995），是DELTA（CNRS、EHESS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NS组建的联合研究机构）的创建者和首任主任。目前是法国总理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欧洲发展网络（EUDN）执行委员会成员、欧洲委员会社会分析顾问小组成员、哥本哈根共识顾问团成员。曾于1991年获法国“国家荣誉骑士勋章”（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1997年获CNRS银奖，2010年获法国“国家骑士荣誉军团勋章”（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e la Légion d’Honneur）。布吉尼翁著述甚丰，最近几年的论文发表于以下杂志：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19年蒋学模系列讲座，经济学院有幸请到布吉尼翁教授给学生们带来题为“不平等、制度与发展：理论、经验与政策”的短期课程，期间布吉尼翁教授接受了新闻中心的采访。
不平等趋势在国与国之间分化
过去几十年不平等趋势在不同国家间发生分化，数据显示，大部分OECD国家内部近年的基尼系数比20-30年前高，而在新兴国家基尼系数变化趋势则更加复杂，不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趋势出现分化，如何理解这种分化？
“从全球角度来看，在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演变中有共同的力量驱使，如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也有不同的力量推动，如各国家内部的经济政策。技术变革对新兴国家的影响可能与发达国家相同，但全球化对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影响不同，这些因素会导致国家内部不平等趋势在不同国家之间发生分化。同时，因为国家内部会制定有关改善经济结构的政策，比如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养老金制度等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使得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的发展趋势有所不同。我们观察到的是：存在着共同的力量，也存在着国家异质性的政策行动，正在使各国收入差距的演变有所不同。”
不平等对经济效率和增长的影响
不平等不仅仅指收入不平等，还包括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它们或通过直接造成扭曲，影响经济效率和增长；或通过影响社会稳定，影响经济效率和增长。
“资源分配可以通过许多渠道对经济效率和经济动能产生影响，并且影响幅度超过收入对它们的影响幅度。这里的资源指的是财富、人力资本、智力情况、知识水平等。例如，考虑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认为资本所有者的储蓄和投资比经济中的其他人更多，那么如果我们通过税收体系将他们的收入或财富进行再分配以缓解不平等现象，可以预期经济中的投资将会减少，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这是不平等对增长产生影响的一种渠道，也是许多国家在增加高收入者税收时面临压力的原因。人们认为这类政策可以通过缓解不平等现象以降低经济成本，但通过税收再分配，不仅高收入人群会遭受损失，低收入人群也会因为经济放缓而遭受损失。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存在同时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和经济效率下降的情况。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是，当接受教育、获得信贷等存在机会不平等时，某些具有高智力水平的人才可能无法进入大学从而无法开发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那些具有良好投资项目但没有任何储蓄资源展开投资的人可能无法进入信贷市场从而错失良机——这些资源（高智力水平、好的项目）没有被社会利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平等将降低产出。不平等影响经济效率的其他一些渠道也非常重要。如今，我们看到在某些发达国家，不平等的加剧对政治体制产生影响，如果不平等达到一定程度将引发社会不稳定，紧张的社会局势将不可避免地减少投资并降低经济增长。我们最近在一些国家看到的所有抗议活动、民粹主义运动，都可能表明这些国家存在着太多的不平等现象，这可能会带来更低效的政策决策或更无效的市场监管，并降低中期经济增长。”
全球化与收入不平等
商品和服务贸易，资本和劳动的跨国流动，技术进步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税收体系，全球化可能是国家内部不平等与全球不平等交替变化的原因之一。
“贸易将全球化、全球不平等和国家内部不平等联系起来。过去三十年全球贸易扩张，尤其是在中国、印度以及前苏联等国家向世界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之后，利润驱动使得发达国家的部分经济活动开始向更低劳动价格的地区尤其是亚洲部分工业化地区转移。在这个过程中，转入地区获益，转出国家受损。在转入地区，新行业和新活动的出现创造了更多工作岗位。而在转出国家，工人的损失很大，失业率增加、工资水平降低。因此，由于更低的生产成本，跨地区经济活动利润增加，转出国（发达国家）收入更多地流向了资本而非劳动，不平等现象加剧。而在转入国，几乎人人从中受益。全球化和经济活动转移所带来的结果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全球范围内国家间的收入差距降低了。因为制造企业的流入，转入国家（相对贫穷的国家）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正如前面所言，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其他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因素也可能对不平等产生影响，与这些因素一起，全球化进程的确推动了部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加剧，这种加剧在部分国家被强有力的再分配政策弥补。
谈及全球化，我们也应该讨论移民带来的影响。最近几年由于发达国家抵制移民，移民劳动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很明确地，如果我们允许更多的劳动力从较贫穷或中等收入国家转移发达国家，将有助于减少全球的不平等程度，但可能推高接纳移民的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因为移民将与当地工人竞争，降低工资水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全球化缩小了富裕国家与非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并往往在富裕国家产生更多的不平等现象。而在移民流出国家，不平等情况将会有所缓和，因为劳动力市场竞争减弱，工资水平上升。并且流入发达国家的移民会向留在国内的家人汇款，进一步增加移民流出国的家庭收入。”
宽松的货币环境与不平等
“我们必须意识到，首先出现在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确实有助于降低利率，采取这些政策实质上是为了在金融危机后振兴经济并加速恢复，但效果并不理想。原因是，便宜的信贷本应增加投资，但因为经济体的需求低迷，投资并没有发挥作用。事实上，量化宽松后钱和信贷变得更加便宜，但我们的市场机会并不好，因此该政策对经济活动并没有，或者说在短时间内没有产生较大影响（比如美国）。但在欧洲，量化宽松对欧洲造成了打击，因为欧洲不幸地发生了另一场危机，即在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发生的欧债危机，这也是欧洲多年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的原因。因此，量化宽松政策对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大。但如果讨论量化宽松对不平等的影响，这一影响则是巨大的。因为量化宽松的背景下，货币变得便宜，利率下降，金融资产价格以及房地产价格会上升。这意味着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富人（持有资产的人）的财富水平大大增加了。在过去十年中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由于美国和欧洲中央银行推行的货币政策，财富不平等的程度大大增加了。从经济中实际观察到的情况非常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许多国家财富不平等的大幅度增长对公众舆论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应用对不平等的影响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应用的确有可能加剧不平等，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这一情况将比我们今天观察到的更糟。比如自动驾驶汽车或卡车技术的应用，很明显将对从事汽车和卡车司机工作的人产生重大影响。现在已经发生的例子是，由于自助收银系统的应用，超市收银员工作岗位正在消失。由于这些司机和收银员无法立即找到新的工作，可以预期到失业的发生，从而造成工资水平的下降。因此，在即将到来的将来，劳动收入份额将会进一步下降，资本收入份额继续上升，这将导致更多不平等的现象。如果政府无法采取有效的再分配政策，收入不平等程度将会进一步加剧。因此，面对这样的变化，各国政府应及时地建立并实施有效的再分配政策，比如建立每个人都能获得的普及性基本收入制度（universal basic income）。这项制度可能会将未来十年中付诸实施，但实际可能稍微有些复杂。因为在当今社会拥有一份工作不仅仅意味着获得收入并保障正常生活，拥有一份工作还意味着拥有社交生活，每天能与同事会面、交谈，并且大多数人一半的时间花费在工作上。如果将来工作岗位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应用被替代，这些工作人员获得普及性基本收入补偿后可以满足日常开销，但缺少社会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另一种社会情形。我认为很可能在接下来的20-30年间会持续性地看到整个社会的转变。经济学家的预测是，技术进步最终不会太戏剧化，也不会带来太大的麻烦，因为一些工作消失后新的工作会被创造出来。从长远来看，他们是正确的，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新的社会中。但问题是在向新社会过渡期间会发生什么？而且过渡期可能会持续20年，可能会面临许多社会压力。因此，我相信我们需要做好准备，设置社会保障网（social safety nets），防止人们陷入窘境。我感觉我们已正在朝这个方向迈进。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所有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均呈现下降趋势，并且还在持续。我们知道劳动份额的变化是周期性的，在危机发生时有细微变化，但如今在危机之后，这种现象仍在继续，并且很可能在接下来持续发生。这不仅对发达国家如此，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也是如此，也许对最不发达的国家影响会比较小，因为工作岗位在这些国家的重要性比较低。但无论如何，需要采取必要措施。”
过去30年中降低不平等的成效
“我不确定过去几十年我们是否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不平等，但我认为，我们已经能够防止不平等加剧或加剧过多。在如今的美国，减少不平等存在若干困难，尤其是当下美国的民粹主义正在加剧这种困难。在欧洲国家，不平等程度确实有所上升，但我们已经做到防止不平等程度上升过大，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并不是在为不平等增加寻找托词，我们有能力遏制，但它是否可能持续增加则是另一个故事。如果要遏制不平等，意味着需要提高税收，并增加对处于困境中的人们的转移支付。但因为税收对经济造成扭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高税率将降低经济在全球业务上的竞争力。并且，未来世界可能继续像今天这样或比今天更加开放，国家自治政策的空间将会被压缩，这又不利于缓解不平等。因此，我相信许多发达国家都在采取措施遏制不平等加重，但如果压力越来越大，这在未来是否能够持续尚不可知。
在新兴国家，不平等程度普遍比之前更高，中国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即使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不平等现象已经趋于稳定，但相比十年前不平等现象仍在加剧，并且中国的再分配政策目前还未深入推广。在像中国、拉丁美洲这类较高的中等收入国家中，通过应用发达国家所使用的再分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不平等现象。因此，如果确实存在减少不平等的政治意愿，那么我对这些国家的不平等情况并不感到担忧。”
工作在世界银行
布吉尼翁教授曾作为首席经济学家和第一副总裁工作于世界银行，采访中他谈及了自己在这段工作经历中的收获和思考，并分享了一些经验。
“在世界银行工作的那段经历是非常愉快的。在世界银行里，有很许多工作人员，同时也承受着较高的不稳定性，大多数人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做着出色的研究。不夸张地说，过去20年世界银行频繁有大量关于发展的研究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世界银行设立研究室，研究人员直接参与运营。他们被邀请参与项目设计、政策设计，直接与各国政策制定者接触，这极具挑战但同时又非常令人愉悦。
在世界银行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学到了许多，同时也意识到一些我认为重要的问题。在刚开始去世界银行工作时，我以为发展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在那里的工作内容是像学者一样工作、思考，找到正确的经济政策并推动实施。但在工作中因为有机会与政府部门、总统、总理、财政部长、企业家、工会领袖以及非执政党派等进行讨论，我对政治经济学有了更好的认识，并得到结论：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可能比经济学更加重要。在许多情况下，经济不前进不腾飞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相应的经济对策，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经济中存在的精英，他们仅关注自己的利益而不在乎其他普通民众。他们以自然资源产生的租金为生，并不试图真正去理解这些租金可以使全社会获益。因此，在某些国家存在的制度性根源比真正的经济学问题更加重要。这是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意识到的问题。如今，我对发展的看法是，如果不能从政治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角度理解发展，那么就会错过非常重要的内容。但与此同时，很难去干预或者找到影响政治家的方法，因为存在国家主权原则，我们不能告诉总统或总理应该这样做或那样做。作为一国元首，她在竭尽所能寻找最好的方法为她所代表的人民工作。这是我从世界银行学到的一课。
对于年轻人而言，我想说去世界银行工作是一个探索世界、了解问题所在的绝好机会。如果对研究感兴趣，那么在那里的机会和可能性将会非常奇妙。比如，拥有访问诸多数据库的权限，可以展开实验，处理不同的情况，或与多个国家和地区接触并进行跨国比较研究。所以我将这些经验推荐给所有年轻的经济学家和博士生。如果他们能做，那么他们应该做。他们不会为这样的决定感到遗憾。除世界银行以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开发银行、亚洲投资银行等，也都是很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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