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 搜狐智库
"各国政府在抗疫时都将政策对准中小企业，不少国家直接给企业注入资金，美国、英国等政府为企业融资提供担保。如何看待财政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的行为？国内财政和货币政策如何走？"
搜狐智库就此采访了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
张军表示，正常条件下，政府会在未来和现在之间做权衡后出台赤字政策，但当前因为疫情冲击严重，大多数政府更关心的是如何保全或拯救现有经济活动，尤其是很多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空间非常小，只能靠政府来帮助企业纾困。他指出，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即便发多了也不至于引发恶性通胀，其他国家的撒钱行为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将来引发通胀也不会轻易解决。“我觉得中国要特别小心，我们跟人家非常不一样。上世纪90年代中，政府把赤字货币化或财政向银行透支的恶习好不容易叫停了，我们的宏观经济才表现很平稳。”张军说。张军强调，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最重要的是看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选项有多少？财政赤字货币化不是不能想，但在中国肯定不能做，更不能成为优选项。“我们各级政府本来就掌握了太多的资源，财政和货币政策仍有相当的操作空间，没有必要一味模仿国外的做法，走赤字货币化的道路，或是采取发达国家类似的撒钱措施。”张军表示， “经济学揭示出了一些颠扑不破的真理。所有今天出格的做法，将来都要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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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救助期间，美国、英国、德国等财政为企业贷款进行担保，怎么看待财政为企业融资进行担保的行为？它是不是一个好的措施？＝
张 军
没有参照，很难评判措施的对错好坏，主要看政府面临的约束条件怎么样，是否拥有资源或是否还有其他选项。面对疫情的巨大冲击，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除了税收，没有什么唾手可得的资源或手段可以拯救企业，只能这么干。但即便政府这么干了，也不见得很多企业都能活下来。只要拿财政的钱去做这些事情，将来都是有代价的。印刷机变出来的钱，某种意义上还是来自纳税人，只不过是透支将来的纳税人的钱。在没有选项的时候，政府这样做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反过来说这个做法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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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担心未来的危害吗？
张 军
政府的逻辑很简单，就是看现在和将来哪个更重要？危机当前，重要的是拯救现有经济活动，将来的代价就变得不重要了。正常情况下，一个负责的政府会在未来和现在之间做出权衡，不可能老是想着寅吃卯粮。但是在当前紧急情况下，先要考虑今天的事情，没有今天哪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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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采取类似措施可行吗？
张 军
中国的情况跟欧美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我们一些地方为了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也出台了五花八门的政策，包括直接现金补贴，免除租金，推迟甚至减免税收等等。我们的国情是，政府掌握的资源比西方发达国家多得多，纾困的渠道比较多，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各个地方政府只要希望去解困企业商户，它会动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和资源。比如，对承租国有房屋经营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除租金；减免税收；让银行去帮助困难企业；甚至有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大数据帮助企业寻找可替代的产业链。举个例子，有的出口外贸企业的部分产业链在海外或外地，在疫情影响下，其中间品不能按时到达。因此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大数据，找到本地区生产类似投入品的企业，帮它结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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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台货币政策希望银行给企业贷款，但不能逼着银行贷款，您怎么看待货币政策的效果？
张 军
政府当然不能逼着银行去给中小企业贷款，尤其是在现在的疫情之下，因为风险特别大。近几年很多银行都在积极地发展普惠金融，致力于为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它靠什么呢？有些可能靠政府担保，但更多的是利用大数据，对客户的经营状况、信用表现等进行精准了解。中小企业融资较难很大程度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大企业知名度高，信誉自然也高，银行对此很容易了解。但很多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企业去找银行贷款的话，银行肯定要花很多成本才能了解清楚这个企业的情况，也很难判断企业的信誉。大数据、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目前很多银行都在设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项目。但是中国的中小企业太多了，如果你去调查每个中小企业，他们都会说融资难。我想这是事实，很正常的，如果中小企业都表示融资太容易了，到银行都能借到钱，那我们的银行还不出问题？所以不要过分夸大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也不要把这个问题说到天上去。无论在哪里，借钱总是不容易的，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因为银行的钱是老百姓的存款，所以银行一定会规避很多风险，借出钱非常谨慎。另外，中国银行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如果贷款违约或是出现坏账，领导是要被追究和问责的，所以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就更加小心翼翼。过去几年，我们一直自上而下地推动“金融去杠杆”，银行总体上对不良贷款的容忍度较低，客观上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金融本身是有风险的行业，我们不可能要求金融机构都没有任何风险偏好。从商业原则来说，每个金融机构可以自主决定风险跟回报的组合。客观地说，由于政府的要求，近年来我们的商业银行一直在通过金融科技等多种渠道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给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政策上还有不协调甚至相互冲突的问题。总体上我们要提高对风险的容忍度，这就要对银行管理层给予相应的政策调整，不能完全用行政、组织的办法去对信贷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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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疫的过程中，很多人建议发特别国债来刺激消费或帮助中小企业发展，您有什么思考吗？
张 军
为了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巨大冲击，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不是不可以，但我们不能过度主张和鼓励赤字货币化行为。我们没有必要学国外的做法，因为我们跟他们完全不一样，我们的政府拥有太多的资源可以应对危机，货币政策空间还很大，利率空间较足，赤字率非常低，公共债务比率也不高。赤字货币化或财政向银行透支这个做法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被叫停的，自从叫停了，把赤字货币化或财政向银行的透支漏洞堵住了，我们的宏观经济才终于平稳了。疫情发生后，很多发达国家政府财政亏空，货币政策也没有了操作空间，利率已经降至零或负利率。政府是在没有选项，无奈只能走上赤字货币化的道路。这不是什么好事，只是被逼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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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疫过程中，很多经济学的限制被突破，您怎么看？
张 军
现在有一些思潮，主张原来的很多禁区、一些经济学中很忌讳的事情可以被突破。但我相信，经济学揭示了一些颠扑不破的真理，就像能量守恒的道理一样，不可能被颠覆。所有今天出格的做法，将来都要付出代价。我们一定要明白，欧美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做法，不是因为合理，而是因为无奈，因为没有选择。另外，美国的做法是有条件的。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即便发多了，也许不至于引发恶性通货膨胀问题，因为全球经济将来的一些变化可能还会加强对美元的需求。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直升机撒钱，一方面不一定能解决什么问题，另一方面将来引发的通货膨胀问题不会轻易就能解决的。所以我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走得太远，不得已时虽可以有些突破，但是不要以为这次的全球疫情大流行真可以颠倒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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