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尚进教授现担任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金融经济学学术访问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曾任亚洲开发银行（ADB）首位华人首席经济学家，并且担任或曾经担任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中国经济研究组主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主管、世界银行（WB）顾问等职务。
另外，魏尚进教授还担任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Institutions & Money等学术期刊的副主编和The China Economic Review的顾问编委。
中美贸易战 魏教授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方面有多年的研究。去年3月以来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直至今日尚未定论。MIT的大卫·奥特尔（David Autor）等经济学家曾研究贸易对经济和社会的破坏性影响。魏老师最近的文章采用了一般均衡的视角重新检验了贸易对美国就业的影响，考虑了上下游之后，发现中国的中间产品使得美国的就业情况得到了改善。
“特朗普发起贸易战在美国国内是有很多人支持的。为什么会有人支持呢？你提到的David Autor的研究，似乎能够为这种现象提供一个解释，即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从国际贸易中受益的。国际贸易会损害部分人的利益，Autor的文章用数据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从中国进口某种产品的话，可能会造成同行业的美国人失业。而我的文章的贡献在于指出他们的研究并不完整。虽然他们的结论是无误的，确实是有人受损了。这些真正被中美贸易伤害到的人，坚信是贸易导致了自己的不幸，因而反对全球化。但在支持贸易战、反全球化的人群中，有一部分人是错误地以为自己在全球化中受损了。”
“国际贸易中很大一部分产品实际上是中间产品，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40%都是中间产品。从进口的中间产品中受益的美国公司得以降低成本、增加就业，但是，从中获得好处、得到工作的美国公民，并没有把这种得利与中美贸易挂钩。这部分人从中美贸易中的获益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获得了工作，其二，因为中美贸易，他们的实际工资也得到了提升。我们的文章可以指出在哪些行业的人实际上是从中受益的。但可惜他们中有些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然觉得自己的利益是受损的。因此，我们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解释，其政策含义在于指出部分支持贸易战的人实际上是被错误的认知误导了，他们是贸易的受益者，却以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伤害。”
魏教授最近的一系列文章都关注了国际产业链，以及国际分工下的产业互动。近年来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越来越高，有人认为服务业的发展会导致制造业的衰落，导致经济脱实向虚。但魏教授的一篇文章提出，大量使用金融和商务服务使得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增强。
“现代的生产过程需要大量多种类的投入，而服务也是投入之一。从这一点上说，服务业的发展，与制造业（即实体经济）的发展，两者之间并不是矛盾的，而更接近于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在强调实体经济的时候，意思并不是说要做小服务业，才能够做大实体经济。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实体经济是有利处的。以前我们认为服务业是不参与国际贸易的，但当今服务业不仅是参与到了贸易之中，其占比也日渐增大。有些服务业是直接参与贸易的，如跨国投资银行业务， A国的投资银行到B国为B国的企业上市提供服务，这是服务业的直接出口。但更多的是服务业间接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制造业生产的产品出口了，但在制造的过程中本身会涉及到很多的服务业，现代金融、会计、法律等等。这些服务业的产品增加值通过制造业的出口也间接出口了，从这两个层面上说，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参与程度是日渐提升的。但第三个层面上说，脱实向虚这个问题，某些行业的服务业，在监管过度宽松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过度发展，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不过是另外一个维度上的问题了。”
产业政策
在贸易战中，国外指责中国利用产业政策大力扶持相关产业，抢占国际市场，如光伏产业等等，但目前光伏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也十分严重。也有学者认为，产能过剩不是问题，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产能过剩带来的补贴利大于弊。而魏教授认为，在考虑要不要执行产业政策时候，一定要权衡利弊，考虑清楚不执行产业政策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执行产业政策会带来哪些问题，审慎决定。
“所谓产业政策，即政府用政策杠杆，如税收、支出、金融工具，来改变经济中某些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或是产品的相对价格，或行业与行业间活动的相对报酬。政府通过这些杠杆来改变相对价格的行为叫产业政策。现今国外多在“产业政策”问题上批评中国。但一个讽刺的历史现实是，世界上第一个由政府官员出面阐述并强调产业政策的政府，是美国政府，美国独立后的第一届政府。当时的财政部长 Alexander Hamilto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写了一本书，阐述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当时的情况是美国是农业大国，英国是工业大国，他认为美国经济要振兴，首先需要发展工业，给定美国是后起者，他认为需要政府运用政策杠杆，当时是用关税政策，来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这种产业政策的讲法，先于其他任何国家提出的关于产业政策说法，包括欧洲。几十年之后德国才第二个提到产业政策。所以，其实是美国政府最早开始提产业政策这个说法的，尽管Hamilton的提议并未被付诸实现。他提出了一个关于产业政策完整的描述，但并未被美国政府作为国策采纳执行。这是一个历史回顾。
至于产业政策应不应该使用呢？这个问题不能抽象地回答。现实中，企业家进行生产活动，其成本收益偏离社会进行该项生产活动时的成本收益，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我们叫市场失灵。一个比较显然的例子是污染，企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污染对企业本身而言无关紧要，但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成本。这种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社会价值小于其对于企业而言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介入。这种生产活动的利益为企业家所有，但成本为全社会共担，那么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手段、税收政策等让企业来承担这种生产活动所造成的成本。如可以征污染税。这是产业政策的一个例子。对于污染更严重的行业，相应征收的污染税也高于其他行业。我们经济学经过了一百多年的研究，我们知道在全部经济活动中，有一个子集，这个子集中的经济活动，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对于企业家和社会是不一致的，或者说其产生的成本对于企业家和社会是有差异的。政府通过政策干预有可能使两者趋向一致。这是产业政策的精髓。
但政府若以纠正市场失灵为理由，来大量实行产业政策，这样实际采取产业政策的国家，是不是一定会运作地更好呢？未必。因为政府在实际执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偏差。第一是，可能在不存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错误地以为存在这个问题。第二是，即便确实存在市场失败，政府对于失败的程度可能会存在误判。这种误判可能不仅仅是认知或者信息的问题，这种误判可能还来自于实际执行产业政策的人。他们会有自己的私人动机，这种私人动机也会造成产业政策的执行偏差。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在积极实行产业政策的国家，其经济表现往往并不是很好。
因此，要不要产业政策这个问题，是无法抽象回答的。确实存在很多情况，从理论上说，有产业政策会比没有产业政策，效果更好。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种种偏差，结果难以预料。许多执行产业政策的国家，反而把经济搞得很糟。所以总结来说，一个国家、一个阶段、一个行业，在考虑要不要执行产业政策的时候，一定要权衡利弊，考虑清楚不执行产业政策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执行产业政策会带来哪些问题，仔细斟酌，审慎决定。”
中国金融市场
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两难处境，一方面，资本和金融管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金融稳定。另一方面，金融管制又导致了很多扭曲（包括房地产泡沫等）。魏老师认为，金融自由化一定要把握好“度”，仔细斟酌做某个决定对于提高资本运作效率的影响。
“金融的本质是解决企业融资问题。金融自由化是为了让金融市场更好地发展，更好地解决融资问题，使得资金可以从拥有资金但使用效率低下的部门，如家庭，转移到需要资金且使用效率高的企业中去。资金的传导越顺畅，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也越好。金融自由化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确实有可能提高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融资成本。但经验和逻辑表明，在实际实行的过程中，伴随的副作用是加大金融风险。金融自由化要求降低政府在金融方面的干预。在这种降低干预包括减少监管的过程中，资金可能就流向了不该去的地方，可能会促成在房地产、股市、汇市的资产价格泡沫。资产价格的大幅上升以及随后泡沫破灭时的价格暴跌，反而可能会导致资源配置失败。2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10年前的金融危机都表明在金融危机中，企业解雇、工人失业，居民收入波动加大。所以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好开放的程度。仔细斟酌做某个决定对于提高资本运作效率有多大的好处，其背后有多大的潜在风险，两相权衡。”
今年开年以来股市持续上涨，但也引起了多方对于当前牛市是否有基本面支撑的怀疑。有人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泡沫。魏老师认为，中国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风险来源。
“经济宏观基本面和金融市场表现可能还是有点区别。我们就讲金融市场表现吧。从国际比价的角度看，有关中国的股票市场的一种说法是今天的价格相对于基本面来说还是低估的。和其他国家的情况相比，这样的说法可能确实有其正确性。但在实证中，中国的股市有一个重要的经验规律是股票市场大幅波动相比于其他大多的成熟市场要明显很多。当然，在其他国家，股票价格波动性都很大。但是横截面上比较而言，中国股市的波动性尤其大。推动价格涨跌的许多因素是脱离基本面的，是非理性的。之前的一个新闻是，有一家上市公司叫福莱特，其股价在两周内从5块钱涨到了50多块。我对这家公司的基本面并不了解，但像这种在两周内涨幅巨大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伴随着泡沫的。中国的股票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有时价格会远高于基本面，而有时又会远低于基本面，这是一个重要的风险来源。”
我国的金融市场广受批评，2018年一系列股市下行和股权质押爆仓事件，也使进行金融体制改革的呼声愈加强烈。
“之所以会出现爆仓问题，是因为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中国的上市公司股价相对于基本面，在国际水平上横向比较，是处于高位的。而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或许是察觉到了这种股价的高估，试图将高估的股价变现。但若是通过减持变现，可能会面临着丧失控制权等问题，于是转而采取股权质押的形式，利用这些股价被高估的股票向银行抵押，获取资金，进行消费等活动，同时不影响到对企业的控制。银行之所以愿意接受，是因为质押存在折扣率。主板股票质押率在6折以下，这意味着银行至多只需借出60块钱，却可以获得价值100块钱的股票作为质押物，看似是十分安全的。但出乎意料的是在2018年，股价大幅下跌，而股价的重挫使得股权质押这种以前看起来十分安全的交易，此时却逼近爆仓边缘。银行原本以为是一笔无风险的业务，此时却成了风险贷款，那么银行会要求大股东追加质押物。但是大股东本身的财富水平与公司股价紧密相关，股价下挫的时候，大股东可用的质押物也是十分有限的。抛售股票补充资金的方式会使得股价进一步承压，恶化股东处境。追加股票作为质押物使得大股东的质押比率达到高位，给市场释放了负面信息，对股价也十分不利。这种负反馈的效应使得情况逐渐恶化。诸多上市公司面临的股权质押困局也给政府带来了很大压力。
关于是否应该对大股东质押爆仓的公司进行驰援，我个人认为应该进行区别对待。有些企业是因为资金紧缺，即便是再融资也需要证监会批准，过程并不容易。因而大股东通过股权质押的方式获取资金，重新投资于企业中。那么这部分公司之所以进行质押是受到融资难问题的困扰，不得不采取这种办法。对于这部分企业，可以相对宽容一些，进行一定的救助。但对于另一部分大股东，他们可能把股权质押获取的资金用于消费了，甚至是用于海外投资，是他个人的“赌博”行为。他一定要这样做，不一定要指责他。同样，这样的“赌博”未成功，也未必需要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助他。”
自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创立科创板以来，相关安排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了。科创板推行注册制，被称为中国版NASDQ。魏教授认为科创板的推进会对中国的股票市场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科创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中小企业，尤其是科创型的企业，抵押品少，难以通过传统银行渠道获取融资。按照主板或者中小创的上市标准，审批时间长。科创板为类似企业降低了入市门槛。尤其是科创板又与注册制挂钩，注册制中监管者只需对披露信息是否准确进行审批，而不会对企业上市前业绩提出大量要求，进行业绩审批。审批制所需时间长，不确定性大，原本有一些获得融资之后可以有很好的发展的企业无法获取融资，那么现在科创板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创板是非常好的。”
学术研究方法论与意见建议
魏教授在学术研究上一直十分活跃，在他看来，保持好奇心是找到好的研究方向的不二法门。
“经济学中的问题很多，只要你保持好奇心，总是能找到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或是前人没有想到的，或是前人想到了，但给出的答案并不准确的。通过你的思考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这就是一个好的研究”
对于刚刚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博士同学们，魏教授也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建议。
“第一是，在基础打好之后，接下来需要开阔视野、多想问题，不要整天读东西。不读书肯定是不好的，但是读太多也不好。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融会贯通，把别人没有想到的点连接起来，多思考。
第二是，同样是思考问题，不要只思考相对简单的问题，应该去想难的问题。思考难的问题，和思考简单的问题，成功的概率可能是差不多的。简单的问题很多人都在想，那么你要想的比其他大多数人都更胜一筹，其难度未必小于去思考一个很难的问题，毕竟越难的问题，竞争也越小。所以要找重要而困难的问题，多思考。”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