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晖明
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教授。兼任上海市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科学学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国有资产管理与国有企业改革、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著有，《现代企业产权理论解析》、《中国国有企企业改革的逻辑》、《包容与互洽——产学研合作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等著作。代表性文章有，《“产能过剩”的原因和机理剖析》、《混合所有制的导入方式和作用机制研究》、《中国的“崛起”与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等。
创新不能只是成为流行语，甚至是套话，而是需要追问，对于一些认识误区要加以澄清。
编者按
当下，创新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位于五大发展理念的首位。但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张晖明教授看来，围绕创新，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化，还存在着不少认识误区。高新技术是不是越洋越高越新越好？产业技术进步与“先进制造业”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劳动密集就意味着低端，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就意味着高端？张晖明教授一一给出了回答。以下是他在上海市科学学研究会的演讲。
【编者按】
当前，企业技术创新问题是一个热门话题。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我觉得目前还存在一定的裂缝，需要加以深入分析。尤其是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化，对于很多提法，人们在概念上完全接受，往往信手拈来、脱口而出，但一到实践中，却难以推行。创新不能只是成为流行语，甚至是套话，而是需要追问，对于一些认识误区要加以澄清。
【创新的核心是新，本质是突破】
关于创新，如果我们从文献学角度说，从引用率角度说，经济学家熊彼特最先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著作中系统讨论作为经济理论范畴的“创新”，可以说是创新原创的提法。在1912年出版的这本书中，熊彼特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创新是以企业为行为主体的，他提了创新的五个内容：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掠夺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后来人们将他这一段话归纳为五个创新，依次对应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
现在关于创新，理论界有很多研究。一般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上述的经济学角度，另一种则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创新内容，也有各种演绎。比如说在原有的需求，或者满足新的需求基础上，改进或者创造新的方法、元素。在现实生活当中，创新无处不在。但也要注意，今天在用“创新”概念的同时，存在泛化问题，创新甚至成为某些人的“口头禅”。我们谈创新，需要跟进思考如何落实、落地，需要对接具体的工作实践的状态，看到既有实践存在的惯性，否则，创新概念就没有真正思考到位、实践到位。而要做到落实、落地是有挑战性的，因为这意味着要突破旧的思维定势，旧的常规戒律，要突破既有权威定论、体制标准和规则条例。创新的核心是新，创新的本质是突破，就是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
那么创新有哪些途径呢？目前主要是三种：学习型创新，模仿式创新和原创型创新。形象地说，这三类创新路径其实是实践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牵着巨人的手向前走，第二个阶段与巨人并肩走，第三阶段踩着巨人肩膀走，即我追加了我自己独立的因素，成为我自己独特的东西。具体分析这三类创新之间的关系，明确这三个阶段，可能有利于更好地检验我们的实践，特别是对于创新能力分析中如何分区域、分产业、分产品、分技术类别、分企业状态来具体研究，从而可以更好地找准自己的定位。
【是什么驱动了创新】
毋庸讳言，创新也受到很多的约束，主要表现为两大类。第一就是体制背景的约束。比如在政企关系上，在传统体制下，政府对于企业行为的管理方式是审批制，借用自贸试验区实践中引入的“负面清单”管理，我把它称为“正面清单”管理，在这种管理方式下的创新是封闭式的。今天，把政府—市场关系调整到负面清单管理思维和工作方式下，对企业和个人而言，法无禁止皆可为，对政府的施政行为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由此，将这“二为”原则与创新联系起来，在全社会范围里，创新就是完全开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在“负面清单”管理普遍应用之后，中国未来创新空间的释放不可估量。
另外一个约束就是利益的约束，因为创新就意味着对原有利益结构的颠覆，因此在创新行为当中会碰一些既得利益者对创新行为的束缚。
当然创新者自己，除了上述约束以外，还面临创新是否能够成功的风险和压力。我在一次研讨会上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说创新驱动，但是创新本身又来自哪里？我们需要追问，是什么驱动了创新，创新为什么会发生？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好像讨论得不多。对于创新来源问题，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创新来自于对利益的追逐。人具有经济理性，本能地会追逐经济利益。
其次，创新来自于对现状的不满足，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一种进取心和责任感。今天在官场上流行一句话，说没事就是本事，那就意味着对现状很满足，没有探讨问题、研究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冲动。其实，创新是要有一种冲动的，当然，大环境上要有容错机制。
再次，创新来自于生存竞争压力。竞争可以激发人的创造性。我们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逐步开放产业准入竞争机制，就是要为创新注入动力，通过市场竞争的外部压力逼迫企业自己主动创新。今天的企业，特别是从事于竞争类的企业，已经强烈感受到这种竞争的压力，以至于它自己想办法要创新，因为不创新就没出路。这实际上就是在企业制度和体制机制上塑造出内生化的创新基因和行为冲动，改变传统的国有企业机制行为方式，走出所谓“不创新等死，主动创新找死”的怪圈。
【劳动密集就是低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就是高端？】
高新技术产业化是我们在讨论企业技术进步时必须面对的话题。但是，今天理论界说的东西和企业界行动的东西之间有个裂缝，某些理论不接地气，某些行动没有理论远见，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缺口。
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大唐电信是我们国家在通信技术领域很有竞争力的一个企业。在其企业介绍手册的第一页有一段话，其中讲了“七化”——创意课题化，课题成果化、成果产品化、产品产业化、产业规模化、规模市场化、市场国际化。要立项目课题，要让科技人员搞研究，课题一定要有指向、要有成果，而且成果要产品化，产品要产业化。产品不能只是停留在几个样品上，要能够有规模批量的生产能力，这就叫产业规模化。产业规模化背后一定要与装备能力相关，要与消费者的接受度相关，因此规模要市场化，并且能够走向国际市场。今天我们有很多产品，是放在抽屉里的，老百姓可能还不接受，有这么一种说法，叫“领先一步是先进，领先两步可能是先烈”。什么意思呢？假如研发成果闲置，研发资金投入的回收能力相对不足，没有形成回流，这样的创新实际上是做了无用功。
我曾经接触到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他跟我聊过产品创新的节奏。他说，产品的创新更替，要嘴里吃一个，眼里看一个，手中攥一个，胸中装一个，口袋还放一个。他说得很好，这一个一个究竟在实际运作上是个什么节奏，考验企业家的经营技巧和管理运作能力。理论上总结得再漂亮也没有用，最后要转换成企业家的行动，转换为企业行动的节奏才奏效。
回过头来，再来看一下我们对高新技术产业化中“产业”的理解存在哪些误区。我们今天在讨论产业问题的时候，可以罗列一大串概念：产业、产业结构、产业链，产业业态、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金融产业、文化产业，产业升级，等等。“产业”这个概念容易被泛化。如果联系前面的“七化”概念说，产业其实是一个立体的概念，它不仅仅是要求有生产能力，要跟消费能力对接，也不仅仅是有这种现有技术应用的生产加工制造的能力，还要有储备后续技术。
对于产业，过去的线性理解是有后遗症的。比如，我们很多产业引进国外技术的时候，不是利用外资而是被外资利用。我在一次研讨会上，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大国，差不多全球汽车的品牌都已经来到中国，因此有汽车业“万国博览会”的说法。汽车是有很多共享技术的，比如说底盘技术、发动机技术、汽车电子技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重复引进，导致汽车产业技术进步的成本相对就很高。当然，在初始发展阶段，可能不得不交这样的学费。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再也不能只是线性的简单化地理解产业和产业技术。当我们具体指向某个产品和某个服务，背后实际包含着这家企业的投资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团队能力、盈亏核算能力、营销能力和客户关系的维护。所以，产业包含了市场评价和市场实现，只讨论某个技术有应用，就认为有这个产业了，那是残缺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由此进一步提出对于产业升级的内涵的理解。在理论文献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概念，如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种分类说法在不同的场合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我们把产业升级，就用这三个概括来加以表征，认为劳动密集就是低端的，认为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就是高端的，那一定会对实践产生误导。
我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
上海世博会意大利馆里有一个用透明玻璃隔离的空间，里面有三四个裁缝在手工缝制着西装，毫无疑问，这是劳动密集型的。但是它低端吗？不低端。它整合了原材料的选取，整合了品牌的概念在里面，在发达国家，越是花人工的越是贵。
所以，如何表征产业技术进步，恐怕是我们理论界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再比如说，瑞士手表高端的甚至是全手工的，尽管具体的零部件加工也有分工，但是，汇总起来说，一个工匠一年可能只做半个手表。你说劳动密集不密集？绝对密集。但是绝对也是技术密集。进一步来说，技术进步对产出能力的增长，毫无疑问是高新技术产业化应用。因此，它必然表现为产品档次的升级，同时也表现为消费者使用便捷程度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产业技术进步必须针对内生性的技术进步的发展。
【高新技术是否越洋越高越新越好？】
什么是高新技术？第一是评价基准问题。是与自己的原有技术比，还是跟国际前沿水平比？在不同的场合大家说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再进一步看，联系消费者能力和市场容量考量，消费者还没有接受你这个新技术的时候，你这个技术还只是摆着看的。只有消费者接受的高新技术才是有使用价值、有产出能力、有盈利回流能力的。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印度当时为了扩大内需，实行“反向突破”，不是做高新，而是越适合老百姓买得起的越好。因为在危机背景下，大家都在收缩消费，节约开支，所以那个时候你拼命还在做高附加价值的，可能人家就不买。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新技术产业化与市场实现的约束条件相关，跟宏观大环境的周期波动相关，对高新技术的理解，并不是说越洋越高越新越好。
第二，在企业场合，考虑高新技术研发应用，需要与自身既有的积累基础和应用能力相匹配，与自身投入能力和产业化能力匹配。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引进国外技术、国外设备的时候，总是要派一批人到国外去进修。说明我们原来产业工人技术水平和企业内配套条件能力缺乏这样一个“场效应”。所以，在追求高新技术的时候，不能好高骛远，要更多地从团队能力、配套能力、投入能力是否相匹配来考虑才有意义。
第三，高新技术应该是适用技术。适用技术表现在什么地方，最重要的就是生产作业组织能力、员工的能力，以及产业的植根性。哈佛大学的两位教授写了一本书，叫《制造繁荣》，里面论述了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书中说到一点，美国人把研发留在自己那里，生产全外包，结果研发就没感觉了。所以，产业的植根性很重要。
诺基亚最初是芬兰的一个伐木企业，当爱迪生把电灯、电话的产业化问题解决了，市场开始普遍用电灯、电话以后，电线杆子需求大增，伐木产品里面就分离出垂直细分产品——电线杆。诺基亚想，既然能够在我的产品里面分离出电线杆这个产品，我能不能生产电线？于是，卖电线杆的同时，它开始卖电线，等卖了电线以后，它又想我能不能卖电线的同时卖电话机，这就是产业的植根性，或者叫客户相关。有了电线杆，有了电话，然后又有了子母机，就是遥控电话（所谓“二哥大”），接着受此启发又开发出“大哥大”（无线移动电话），在移动蜂窝技术基础上突破进入到数字技术，那就是GMS（全球通）。由于拥有移动电话技术的标准，而标准意味着对市场的掌控能力，诺基亚最终成为移动通讯领域的巨头。当然，如今这个“巨头”已经风光不再，被微软收购了，但是其发展历程依然值得品味。
关于标准：“红双喜”与宝钢的故事
在这里，我想特别谈一下标准问题。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中国产品出的标准还不多。其中，上海企业有两个产品做出国际标准，很具有代表性。
一个就是乒乓球，由于比赛时乒乓球在灯光底下是白色的，球太小看不清楚，所以当时国际乒联就提出乒乓球要小球改大球。最后是我们“红双喜”出的标准：由于球拍不能改，球改得多大就有讲究了。最终，乒乓球只是比原来的直径增加了2毫米，同时把白色改成橙色，就更有利于观赏。
另外还有一个标准，就是高层建筑的钢筋混凝土的钢筋的焊接技术。原来这个标准是法国人的，现在这个技术标准是宝钢的。宝钢提出钢筋接头之间不再是用焊接方法，而是改用套管压延技术。试验证明，套管压延技术使得钢筋接头拉伸比焊接更加牢固，用两台拖拉机朝两个方向牵拉，钢筋都绷断了，接口地方不掉。
以上这两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在于，在全球化环境下，技术的国际化交流，乃至到国际殿堂上能够把我们的标准推出来，实际上有很多的挑战，所以植根性很重要。
第四，不要认为高新技术就是天上飞的、水里钻的，其实有很多可能完全属于一种创意性的东西，当这个创意与某一个技术结合，也许就能发挥更好的效应。在此，特别要说一点，我们对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的理解，经常会忽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其实今天人文社会科学也同样可以通过与市场整合，与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知识之间的整合，产生技术效应。文化创意、心理引导、时尚潮流、体制组织，这些看似与科学技术无关的东西，同样能创造财富。所以，不要认为高新技术只要有自然科学知识就够了，我觉得这恐怕是我们需要拓宽的一个认识。由此，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欠缺的是科技型企业家，那种既懂技术又懂经营的企业家还是太少。
【产业发展阶段和产业升级是一回事吗？】
此外，关于产业升级也有一些认识需要澄清。过去，我们把产业升级简单地与产业化演进相等同，这其实是不太准确的。工业化浪潮从轻工业起步，进而提出重工业化、重化工业化、后工业化。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进入注重材料产业重点发展阶段，就不要轻工业了。还是以瑞士手表为例，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人发明了石英电子技术，在产品质量的计时精准和产品价格上对瑞士手表提出挑战，瑞士手表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瑞士人不离不弃，把手表的技术功能朝着越来越精确的方向努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把手表变成了一种时尚、一种收藏，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以至于手表这个200多年的产业，至今依然是瑞士立国的一根重要支柱。由此联想到，原来上海的自行车、手表是很有名的，但是现在渐渐式微，这恐怕与产业升级中的错误认知不无关系。所以，产业发展阶段和产业升级是两回事。
还有，产业技术进步与“先进制造业”是什么关系？在产业升级当中，我们对“先进制造业”概念炒得很热。郭重庆院士曾经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只有先进制造、落后制造之分，没有“先进制造业”之说，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什么叫先进制造业？是不是过去我没有的，今天我努力后有了，就是先进？或者国外现在还刚刚有，我们今天也就有的东西就被看作是先进制造业？瑞士手表是先进制造业吗？我在上海市科委的一次干部培训会上对此做过一个调查。现场大概有150个人左右，我让同意瑞士手表是先进制造业的举手，有20%的人举了手，而认为不是先进制造业的大概是30%。在我看来，瑞士手表尽管是一个有着200多年历史的产业，但始终保持着先进。瑞士人对这个产业不断在注入新的概念、新的因素，包括文化的因素、品牌的因素、收藏的因素，乃至与营销技术相关联的限量因素。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对先进制造业重新认识。
与“先进制造业”并行的还有“现代服务业”之说。上网百度一下，说服务业分为两类，一类叫传统服务业，一类叫现代服务业，这绝对是书生写的定义。服务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在于你用不用高新技术，也不在于出现时间的早晚。比如，我们说金融是现代服务业，其实，金融业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647年在英国就出现了现代意义的信托，因此，服务业态出现的时间不是区分传统还是现代的标志。你说“海底捞”是不是现代服务，作为餐饮业的“海底捞”，它的服务标准绝对是现代的。当你在它的店堂等座的时候，有人给你涂指甲油，剪指甲，主动帮你擦皮鞋，注意“海底捞”负责擦皮鞋的员工是公司的“金牌员工。再加上 “海底捞”连锁了、规模化了，所以，它绝对是现代服务。所以，服务业的核心应该是是否人性化。这是我们要矫正的概念。
【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三个误区】
最后我想说一下“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如何推进。“四新”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是“十三五”产业规划的重要内容。上海在产业规划中提出“四新”，即重点抓住“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作为工作重点。应该说这对开阔工作视野，富有启发。如何理解“四新”内涵、如何找到“四新”的工作定位？与“十二五”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怎么衔接？需要认真加以解析回答。
具体说，“四新”的内涵其实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新技术，新产业就不在一个层次上，产业是以业态表现出来的，技术含在产业里面表现在装备流程、技术标准和产品的设计配方上。新模式、新业态和新产业之间也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四新”是多维多向的，富有对我们创新内容的启发，但是这四者之间彼此又是什么关系，我觉得需要结合企业经营活动实践进行深入讨论。换句话说，深入解剖“四新”本身的来源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创新的纬度还有许多，远不止这四个方面，关键在于如何塑造创新的主体，创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究竟怎么遴选也值得反思。上海国资改革已经明确，未来要把80%以上的国资布局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民生保障等4大领域。什么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我看来，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具有卡位能力、引领能力，具有对整个产业体系的整合能力。联系前面对产业问题的讨论，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需要在技术能级层面加以评价，还需要在市场化、规模化与产业成长关系等方面予以关注。
目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上，存在三个误区。第一个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要摒弃传统产业，重打鼓另开张。第二个是，片面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少数项目上重复投资。第三个是，用发展传统产业的思路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联系当前深入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主线，处理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遴选，处理好项目投资，使之成为“聪明投资”，短期看扩大消费，长期看优化供给，要看它是否具有带动产业结构变化升级的作用。基于此，需要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需要处理好政企关系。归根结底要让企业行动起来，让企业家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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