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与发展系列讲座第58期：球化年代的“发展与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2016年6月15日，经济学系举行了第58期“转型与发展系列讲座”，本次会议邀请到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葛卢荻主讲“全球化年代的“发展与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思考中国与后进发展”。“发展与不发展”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与资本积累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相联系，构成考察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发展的基本框架。自世纪初以来，中国对世界发展的影响力大幅度增加，成为全球范围上具决定性作用的主体之一。卢荻教授探讨这种作用的各个重要方面，包括面对诸如“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化挤压世界发展”、“中国压低全球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中国出现帝国主义化趋势”等论断。经济学系主任张晖明教授、副主任高帆副教授、樊潇彦讲师等老师及经济学院的同学们出席了此次会议。

首先，卢荻教授阐述了中国“走出去”的基本情况。中国在2009年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经济体，至2014年贸易额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13%，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持续外贸顺差。自1980年至2014年，机械和运输设备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大幅增长，是增长最快的产品类别，按照相对劳动生产率指标，机械和运输设备不能归类为劳动密集产品，中国出口扩张不能化约为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所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样迅猛增长，主要流向发展中世界，呈现出一个分工格局，其中，国有企业是开拓者，非国有企业是承接者；这是因为前者一般规模较大以及利润导向较弱，从而较能承受风险。

其次，卢荻教授探讨“挤压”论及“恶化底限”论。有关中国的外贸扩张对世界发展的影响，相关研究文献中存在着两种批判性、否定性论断，即“挤压”论和“恶化底限”论。“挤压”论具有相当充实的现实根据，大量有关中国外贸扩张对拉丁美洲、非洲制造业的竞争压力的实证研究，都得出这种结论。然而，从整体看，在中国外贸大扩张期间，中国之外的全部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的工业制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从1999年的11.5%增至2014年的14.5%，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所占份额从1999年的11%增至2013年的16.2%。如果说中国的外贸扩张对发展中世界的工业化有“挤压”效应，那应该是相对意义、而非绝对意义的论断。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性投资不足、从而生产结构趋向初级化，根源不在于能力，而在于诱因。它们得到的经济剩余，包括从中国贸易中获得的收益，并没有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这既是关乎内部的政治经济环境，也是世界范围的经济金融化趋势挤占生产性投资使然。生产性投资的表现差异、以及其成因的复杂性，也构成了对中国“恶化（全球劳动环境和工资水平的）底限”论的质疑和否定。生产性投资是促成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原因，包括提高资本和劳动比率、以及推动工业化进程从而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成为可能。而尤其是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工业部门的出口竞争力的主要支撑因素是生产率提升，而非廉价劳动力。发展中经济体因为中国的竞争压力而需要依靠“恶化底限”来维持工业制品出口、维持工业部门的生产，那应该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生产性投资严重不足所致。

最后，卢荻教授总结了中国“走出去”与世界发展。无论是“基建换取资源”的直接投资，还是制造业转移，以至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新发展银行等举措，所指向的都是生产性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如果生产性投资和基础设施不足正是广大后进国家的工业化、经济发展的瓶颈，则中国的投资将具有规模回报递增效应，那么，即使这种投资是资本主义性质，而且真的获得超额利润，这也大有可能是效率提升、而非帝国主义剥削的反映。与中国发展新阶段相联系的可能性，是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所不可捨弃、不容忽视的。中国能否成功地成为新自由主义金融霸权的掠夺性积累的替代者，甚至推动世界发展超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逻辑，这不仅取决于能力，还取决于意愿；就当前阶段而言，关键是，取决于生产性导向和投机性导向背后涉及的（国内国外）政治经济势力的对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