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与古希腊财富观对中西方传统经济观念的影响与启示”于4月20日下午举行
2021年4月20日下午一点半，经济系主持的“转型与发展”系列学术讲座第108期在学院514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由经济学院经济系马涛教授主讲，由经济系王弟海教授主持。本次讲座也是经济系正在组织开展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话研究”系列研讨交流的第三场讲座。马教授所讨论的主题是：先秦与古希腊财富观对中西方传统经济观念的影响与启示。复旦大学经济系张晖明教授、王弟海教授、马涛教授、汪立鑫教授、韦潇教授、孙大权副教授、樊潇彦副教授等20多位师生参加并进行了讨论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曾清晰阐释了中华文明、中国特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教授认为，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社会的变迁必然受到历史惯性的支配，经过长期历史形成并积淀的文化因子一定会对当今及未来社会发展路径产生规制性的影响，形成一个社会发展的“基因”。亨廷顿将世界文明分为三类，即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教文明，认为对西方文明遇到的最大挑战的就是儒家文明，但是从历史长河看，即便中国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也成为不了西方，马教授认为要想了解中西方发展道路差异，可以从历史上先秦与古希腊财富观比较的视角去寻找，并从文明起源、财富观比较以及对现代的启示等方面展开了讲座。
首先，中西方早期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与经济形态影响了其财富观。第一，从地理位置上说，华夏文明四周有天然的屏障，西北背靠亚欧大陆，东南面向太平洋。在这一封闭的地理环境里，黄河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泛滥和改道后留下的厚厚淤泥十分肥沃，加之黄土质地疏松，具有天然的肥力和吸水性，造就了先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第二，在先秦半封闭的温带大陆型地理环境中，出于治理黄河的工程建设需要诞生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维持这一中央集权政府的社会基础是建立在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第三，儒家思想适应了这一社会需要，它强调社会等级和秩序，看重“礼制”规范，维护威权，经济思想上突显了“国家本位”的特点，在财富观上自然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获取财富的义利关系和民富与国富的关系上。而欧洲则完全不同。第一，古希腊文明源于巴尔干半岛南端，主要由一系列的小山脉组成，4/5的地面是崇山峻岭，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增加了各地间陆路交通的不便，没办法形成中国古代那样的统一集权国家。第二，古希腊地理环境的特点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古希腊重视农业但又很难形成如中国先秦那样的农耕文明。但是希腊半岛三面环海，造就了一些优良众多的港口，为那里的居民提供了向海上发展的天然条件，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是促成古希腊商业贸易活跃的一个重要因素。希腊人的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大大刺激了希腊各城邦工商业的发展，殖民活动不仅影响了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发展，而且直接影响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及贸易的扩大。古希腊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海洋文明”的特征，从而有别于黄土地的农耕文明的经济形态。第三，在这一经济形态下，古希腊思想家们自然把家庭的财富增殖作为经济思想讨论的重点，关注的是财富的效用和来源，重视个人私产属性的保护。
其次，马教授分析了先秦与古希腊财富观的差异。马教授指出，财富范畴在经济学上是指人们对于财富的态度或观念，以及为获得财富而采取的行为、途径的诠释，是人们对财富分配、财富生产方面的认知。先秦的财富观是伦理财富观，获取财富的手段是否合乎国家利益和伦理道德的要求、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价值判断（即义利观），以及财富分配中的民富与国富的关系等构成了先秦各派财富观的核心。这其中，儒家学派的财富观最具有代表性。儒家财富观讨论的核心是义利关系，主张德本财末。强调个人私利要服从国家公利，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儒家义利观不仅规定了民众的行为规范，而且也为社会经济政策确立了指导思想。此外，先秦儒家在民富与国富的关系上主张富民为先，认为人民的富或贫对国家的治乱有很大的关系，提出的具体措施是“敛从其薄”，抨击苛政猛于虎。孔子之后，孟子与荀子在民富与国富的关系上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认为民富是基础，富国必须在保证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来实现。与先秦财富观不同，古希腊财富观关注的核心是人的欲求，虽然也涉及财富中正义的讨论，但重点放在了认识财富的内在属性及财富的增长上，讨论的多是财富的来源与增殖。苏格拉底明确提出财富能满足人的欲求，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这是西方经济学中效用价值论的最早表述。苏格拉底之后，色诺芬也提出财富是一个人能够从中得到益处的东西，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不能算是财富。亚里士多德对财富源泉的探讨达到了新的理论水平。他在《政治学》中提出扩大财富增殖最好的措施就是鼓励和保护私有产权， 认为财产公有不仅不能消除私有观念，反而会导致人们对城邦公利漠不关心，若是采用私有制，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也就激活了，一旦每个人利益各自分清了，人们就不会互相抱怨。
先秦和古希腊的财富观对中西方传统经济观念有着重要影响，马教授对此做了一个总结。他指出，农耕文明的经济形态决定了先秦儒家财富观主张用宗法伦理的道德标准控制财富欲求，突显了政治伦理因素。公利高于私利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经过荀子的发展影响到其学生韩非和李斯，在经历了秦始皇完成统一并建立中央集权帝国后，在汉初与先秦齐法家管仲学派合流形成了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国家调控的“轻重”理论，其理论主张“富国”第一，国家垄断盐铁经营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在中国传统经济政策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古希腊商业文明的经济形态决定了关注的重点自然放在了财富的源泉及财富的增长上，并以此为主线展开了对财富价值、生产、消费、分配等方面的研究。先秦伦理财富观与古希腊增殖财富观的这一不同特点影响了之后中西方传统经济观念的发展，具体就表现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以土地和赋税为主线，西方传统经济思想则以商品——资本为主线。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带有浓厚的伦理政治特点，探讨的领域多为国家财政、土地政策、货币调控、本末关系、价格调控等问题，出发点都是围绕如何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标，经济依附于政治。而古希腊财富内在属性的讨论在之后的西方演变为对商品属性的讨论，财富增殖的讨论演变为对资本的讨论，探讨领域多为货币、价值和商品交换与分工等经济学核心问题，视野也包括自然法、私有产权与契约、公平价格等问题。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对世俗利益的追求取代了中世纪对上帝的奉献和对来世的寄托，人们对财富的思考以及对财富的追求直接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重商主义、重农学派乃至亚当.斯密经济学的诞生。而在财富的分配上，先秦儒家强调财富分配和占有的“公平”要受政治和宗法伦理等级的严格限制。这一重“礼”的财富观念影响到经济结构上就形成了国家财富（资本）和民间财富（资本）占有的混合所有制特征，强调二者之间须维持一定的合理比例。如汉代的《盐铁论》就对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经营的范围试图进行明确的界定，以维持政府与市场的平衡。这种合乎“礼”制的资本结构也就决定了市场要服从国家治理的规制，从而有别于西方自由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特点。而在古希腊财富的分配上苏格拉底强调“正义”，即符合社会的契约和法律。古希腊财富观中所强调的“公平”突出的是城邦的“法”，反映了古希腊城邦公民社会契约法制的内容和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中世纪的罗马人继承了古希腊的这一财富观，通过“法”规范了交易的自由，商品所有者身份的平等，商品的平等价值标准等，这一切都有助于近代西方理性资本主义的崛起。
最后，马教授分享了先秦与古希腊时期的财富观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启示。第一，先秦儒家财富观强调以义生利，鄙视不义之财，这是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应该继承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第二，与西方不同，东亚地区长期受儒家影响，在发展市场经济模式上推崇国家主导，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举国体制应该继续保持。第三，财富分配上，儒家“民富”优先的同时强调民富与国富的统一，经济结构上主张国家财富（资本）和民间财富（资本）维持合理比例，对我们今天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民间资本要受到国家规制具有重要意义。第四，市场经济追求财富增殖，市场竞争要求法治，古希腊财富观中对财富增殖的讨论强调对私有产权与契约的保护，也要融入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
在马教授分享结束之后，与会人员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王弟海教授认为，从文明的角度来思考经济对自己十分有启发。他认为，大统一的朝代更注重分配，而分散经济更注重交易，古代之所以内循环为主是因为当时处在农业社会，而我们现在不再是农业经济，所以生产非常重要。我们在分析中国经济时，一定要考虑分配对生产的反作用。张晖明教授则提到，我们可以从文明起源看到自身所具有的局限性。今天的改革开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就是分工的国际化展开，80年代的开放主要是以我们的劳动力和市场容量能力承接西方的技术，而我们今天提到的大循环是把中国作为全球有机组成的一部分，来带动自己的市场循环。西方的局限性是在充分释放个人创造能力背景下所产生的，而中国的局限性是如何弥补自身基础学科能力方面的欠缺，关键就是怎么处理好边界问题，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中国是从集权走向如何引入市场，西方是从完全市场化走向如何怎样引入政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两者趋向是相像的，但是机制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批判彼此，而应该正确认识自身的局限性。
本次讲座从历史文明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道路，可以说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起到了一定的启发和灵感，激发了思想的碰撞，取得了预期效果。
（由博士生游怡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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