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系推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话研究”系列学术讲座 | 第四讲

经济系推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话研究”系列学术讲座 | 第四讲

“是拍卖还是明码标价？从资本的流通和循环比较马克思、凯恩斯和新古典”

2021年4月27日下午三点，复旦大学经济系组织的“转型与发展”系列学术讲座第109期在学院514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由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金融研究院院长龚刚主讲，由经济系孟捷教授主持。本次讲座也是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话研究系列研讨交流会的第四场讲座。龚教授所讨论的主题是：是拍卖还是明码标价？从资本的流通和循环比较马克思、凯恩斯和新古典。复旦大学经济系张晖明教授、王弟海教授、汪立鑫教授、李楠教授、陈硕教授、韦潇教授、孙大权副教授等20多位师生参加并进行了讨论交流。

龚教授指出，本文研究内容是资本流通过程（或市场交易过程）的具体模式。

首先，龚教授强调，凯恩斯理论和马克思很接近，都是需求决定型。从马克思关于单个资本的流通和循环的讨论角度，龚教授引出了今天的话题。众所周知，马克思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是G—W…P…W'—G'，其中包括了资本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流通过程实际上就是市场的交易过程，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都是通过交易实现，交易模式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基本方式。那么市场经济下买卖双方如何交易？具体的交易模式(方式或过程)是什么？这是本研究将要讨论的主题。

第一，“拍卖”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交易模式，西方经济学实现了从均衡拍卖理论到当代拍卖理论的演变。龚教授认为，经济学文献中所提到的唯一的一种交易模式就是“拍卖”。均衡拍卖理论最早来自瓦尔拉斯，它要求经济社会中的所有交易都必须通过拍卖来完成，并在拍卖下得出均衡价格，市场将得以出清。由此，均衡拍卖也成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然而，在发现“均衡拍卖”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后，经济学家们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当代拍卖理论。此外，“拍卖”作为一种市场的交易机制，通常被经济学家们认为具备公平、公开和有效特征，并且必将深入到日常经济活动中的方方面面。

龚教授认为以新古典经济学的上分析存在问题。第一，拍卖应用未必越来越广泛。现实中的拍卖品通常具有“稀缺”或不可生产之特征，本质上是一个纯交易经济。一种与生产活动（或资本循环）相脱节的交易模式不能够成为市场经济中一种主要的交易模式。第二，拍卖未必有效。拍卖所具备的“有效”仅仅体现为使拍卖者的收益最大化，此种情况下，拍卖所得的价格与商品的实际价值（或和成本）已无直接联系，从而很难体现为一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如“帕累托最优”等。第三，拍卖未必公平。拍卖所具备的“公平和公开”很多情况下只是针对富人而言，而权力的拍卖则体现了金钱至上，从而缺乏伦理基础。

第二，与“拍卖”相对应的，则是“明码标价”下的交易模式。龚教授认为“明码标价”下的交易模式实质上与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和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相适应。明码标价的交易模式，是指企业(或店家)通过展示商品，并以标签等形式注明该商品的价格。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交易模式大多离不开“明码标价”。

一方面，厂商根据市场需求信息或订单信息安排生产，包括购买劳动力、原材料，并组织生产活动等，这实质上就是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延伸。另一方面，“明码标价”的交易模式也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其它行为。例如，饭店的“明码标价”必然意味着厨师的生产是依据顾客所点的菜来进行，这意味着“明码标价”的交易过程实际上涵盖了马克思所言的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G—W…P…W'—G'。尽管从表面上看，单个资本循环的起点是流通中的买G—W，然而，资本循环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剩余价值(或利润)，而这只能由第三阶段W'—G'来完成。因此，“明码标价”下，卖比买更为重要。

然后，龚教授用模型实证了“明码标价”下凯恩斯产量决定理论的微观基础，认为生产者必然会首先使用“明码标价”。龚教授提出了一个优化理性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如果我们按照传统把市场的供给定义为给定价格条件下企业所愿意出售的产量，则一般情况下（即企业对市场需求曲线的估计不存在很大偏差），企业不仅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同时，其产量一定由需求决定。这实际上为我们回答了凯恩斯关于产量由需求(而非由供给或生产函数)决定的微观基础。此外，只要企业“明码标价”时，所预期的市场需求较为合理，“明码标价”所得出的价格会高于拍卖时所得出的均衡价格。由于拍卖所得出的价格是均衡价格，拍卖并不能给拍卖者(或生产者)带来更大的收益，“明码标价”本质上是按垄断价格标价。正因为如此，生产者必然首先会使用“明码标价”以求获得交易。

最后，龚教授从马克思理论和凯恩斯理论角度介绍了“明码标价”下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和循环。在这里，龚教授引入了Javits中心的交易案例，为大家讲述了交易过程中的货币循环。他指出，要想启动交易，一定有一个所谓的自需求，比如投资者。当投资者进入这个经济社会后，引起一系列的反应和需求，这可以被看作是引致需求的连锁反应。然后有一部分货币会以储蓄的方式退出流通领域，一部分继续留在这一过程中，当然，反应的最后还会到达一个静止。这样一个交易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所称的乘数过程。乘数过程不仅是产量的决定过程，同时也是收入、消费和储蓄的决定过程。

在“明码标价”下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龚教授还借助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重新作了解释。龚教授将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资料分为投资I，原材料M，将第二部类生产消费资料划分为消费C，令𝑌为社会总商品的价值，这种划分和马克思两大部类划分既有不同，也有交叉。根据马克思两大部类的交换，可以得出：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由于工人和资本家将收入都用于消费，只有折旧退出实体经济，进入储蓄，并用于补偿投资。总之，所谓简单再生产意味着投资等于折旧，从而使固定资产保持不变，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能力也保持不变，产量等也保持不变。

龚教授上述讲座就“拍卖”和“明码标价”两种交易模式的内涵做出界定并强调，虽然在西方经济学界，唯一被研究和认可的交易模式是“拍卖”，但是市场经济中所普遍存在的交易模式是“明码标价”，而且这一交易模式是与凯恩斯和马克思理论相适应的。更进一步，龚教授探讨了在“明码标价”的交易模式下，单个资本的循环和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和循环。龚教授强调，对于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和循环的“需求源头之问”的解答，是清晰地解释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关键。

与会老师对讲座内容纷纷展开了深入探讨。王弟海教授提到，凯恩斯在《通论》中的创建性思想除了有效需求不足外，还有非均衡思想和不确定性对经济的影响，只是后两者由于很难模型化而经常被主流经济学忽略。当代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在主要理论框架、结论和政策主张等方面同凯恩斯仍旧相同，只不过他们把其分析建立在两个更严格的且具有微观基础的假设上：一是承认价格黏性，二是认为整个经济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凯恩斯关于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和政府进行需求管理的理论目前仍然是各国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节经济的理论基础。事实上，凯恩斯的理论和马克思理论在需要政府介入市场经济这一点上有相同点，它们都承认单凭市场经济机制不足以达到市场均衡，可能会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因而现实中需要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整。我们的研究讨论不能脱离实际，当前关键的是如何为现实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方式和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管理政策找到并提供一个既同现实一致又合乎逻辑的理论基础。

在谈到现实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时，龚教授强调，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并没有指出它代表的就是资源配置机制，现实中市场一般均衡并不存在，还有可能陷入贫困陷阱。龚教授认为，“看不见的手”实际代表的是一种激励机制而非资源配置机制，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提供了一种高能激励，才有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总之，市场的魅力并不在于资源配置，而在于激励。

张晖明教授则认为，大生产商品经济条件下的需求之问，来自于人的行为，而厂商为了避免风险，不愿意盲目生产，进一步扩大了经济波动。回到马克思的两部类平衡关系，实体经济本身就是一个生产模型，而拍卖模型的公平公正问题还要继续讨论，因为拍卖模型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均衡价格问题，只以拍卖模型来讨论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本次讲座结合了凯恩斯理论、新古典理论和马克思理论，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话的一次综合，研讨氛围十分浓烈，在座师生都表示享受了一场学术盛宴。

（由博士生游怡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