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8日下午1：30-3：00，在经济学院泛海楼大金报告厅，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和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40期顺利举行。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华民教授应邀为大家作了题为“改革停止造成的增长衰退”的学术报告。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主持了报告会。
报告持续了近两小时，由华民老师的分享和提问回答环节组成。第一部分的内容分享从世界主要国家改革的历史经验引入，切入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现状，与其背后产业政策的错误指导、经济结构的扭曲、产能过剩与供给侧改革等原因，最后讨论了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等问题。
首先，华老师介绍了欧洲和美国历史上实现现代化的原动力——改革带来增长。无论是欧洲经历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还是发现新大陆、工业革命，都是对思想、人性和市场的解放。而美国进一步通过制度设计的放松与约束，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推动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使美国走上快车道。而日不落帝国的衰落证明，过多的殖民地投资、递减的企业家精神和超负担的高福利承诺，造成了经济从生产转向交易，缺少支点而只有杠杆，经济就会衰退。
回顾中国的经济增长周期，从改革开放计起，市场力量被释放，拉动经济增长，但这个过程太过仓促与短暂，2004年开始，随着政府主导、产业政策频出，市场力量不断被消灭，经济衰退。而且宏观经济政策相机抉择、朝令夕改，每届政府出于美化政绩等原因，都推出所谓的“最优政策”，恐慌的流动资产推高金融与房地产泡沫，而按照“明斯基时刻”的理论，脱离实体的金融活动在整体经济中占主要地位时，会滋生不稳定、引致金融危机、使经济陷入漫长去杠杆化周期的低谷。
回顾政府曾主导过的产业政策、现在治理的产能过剩与供给侧改革，其实都是人为施加的一种扭曲，仿佛多年前的“赶英超美”，强行发展与中国现行经济、社会、法律和国际环境状态不匹配的产业，必然会在“基本面引力”的作用下惨重摔落。
对于产业结构调整，按照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律来看，经济结构变化应该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然而，如今服务业（金融、互联网、物流）优先和制造业没落之间的剪刀差，必然隐含着虚高的泡沫、收入差距的不均衡、和制造业科研与发展能力的退化，即所谓的“生产的蜜蜂，变搬运的蚂蚁”。
更进一步的，现代服务业被推上发展重点，使我们过早担忧人口红利的消失，而忽略了制造业中四五十岁劳动力还能够发挥的作用；使我们超前担忧人力资本的短缺，而无视了“有何力行何事”的基本规律；使我们将资源和资本一股脑投入低生产率、浅资本化的服务业——职业教育与工科教育远不如金融行业的投入回报，高精尖科技占取就业使得中国大部分人群缺少机会去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此外，真正给予创新风险担保的VC不如搭便车汲取利润的投资……而这些资源和资本来自原本高效率的民营经济，它们追求财富快速积累的原始欲望无可厚非，但在民营经济缺位的情况下，制造业被一股脑丢给低效率的国有经济。所以我们看到，越调整越没有效率，越调整，经济增长越彷徨。
产业政策结构调整的弊端已经暴露，同样被暴露的还有政府盲目主导投资的后果——产能过剩。
依照市场规律，当投资主体为企业时，在市场约束和预算约束的前提下，生产一定是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的。但没有任何软约束的政府一边通过分税制改革吸取着70%的地方收入，一边给予着支持行业和企业过多的补贴。地方政府预算收紧，只能依靠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发展；而企业则无需考虑理性地过剩生产。房地产的库存和商品的过剩由此产生。
目前，中央政府提出以“供给侧改革”的方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真正的供给侧改革，应该以里根新政、撒切尔改革、和邓小平的举措为代表：盘活存量（国有企业问题）、放松流量（自由准入，激活市场力量）。但依照政府目前的主动介入来看，怕是会有矫枉过正的风险。以所谓的“僵尸企业”为例，曾经依靠补贴存活下来的低生产率企业，一声令下便必须关闭，白白造成了资产消失；而如果依靠市场自身力量来解决，企业通过兼并收购、或单项的技术与资产出售，部分资产价值仍能保留。
除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能过剩问题，华民老师还分享了两个中国积极站上世界舞台的现实讨论——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华老师冷静、批判地思考了人民币入篮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本收益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两个巨大工程的代价。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虽然中国制定了高成本的战略计划，消耗了大量的托市资产、打开了资本项开放的风险敞口。然而，是否能成为世界货币，绝不是一个战略可以主导的，而完全基于国家实力和基本面。从人民币加入SDR一事可透见，背后有资产、有商品的美元占比岿然不动，缺乏购买力的英镑却让位一部分给人民币。
而“一带一路”的成本代价更为明显，中国向西一路投资，可途径的国家地区却都是贫穷而缺乏消费能力的。英国投资殖民地的失败经历还历历在目，美国通过制定规则和生产国际公共品（美元）的胜利才是我们应该借鉴的。
最后，华民老师为我们总结了当前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危机以及避免危机的方法——深化改革开放，建设制度性市场。中国目前的政治与文化已经不再支持经济增长：集权政治与分权经济不兼容，农耕文化与工业文明不兼容。邓小平路线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应当长期实践，先将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稳定建立，再将制度性市场激活，方能带领中国从经济增长一路下滑中逃脱。
结束讲座内容分享部分之后，台下也借此机会提出了不少热点问题，例如城镇化建设还是城市化建设、房地产泡沫结构性原因和政府相机抉择的治理办法、互联网经济是否冲击了实体经济与秩序、欧洲对于“一带一路”工程的看法等，华老师都一一给出自己的理解。
讲座后，同学们纷纷表示，华民老师的分享博古通今，涵盖了经济、社会、制度、政府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识，并拥有广博的国际视野，非常期待本学期接下来世经所的其他讲座。
韦森、车嘉华、唐朱昌、陈建安、干杏娣、谢识予、田素华、丁纯、沈国兵、程大中、范剑勇、杨青、牛晓健、胡荣花、郑辉、陆寒寅、何喜有、汪思海、唐东波、谢一青等老师参加了本次学术活动，并与华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互动。
（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硕士研究生黄亦尧记录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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