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3日下午，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由教育部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和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41期“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Exchange Rates and Labor Market Rigidity on Export”顺利进行。本次报告由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老师主讲，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主持。
在报告之前，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国兵教授宣布邀请陆铭教授担任教育部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并颁发聘书。随后学术报告正式开始。
陆老师首先介绍了自己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经济的‘欧洲化’”。从特征事实上看，欧元区主要国家的贸易顺（逆）差的情况，在统一货币以后发展的更快。他认为，这是由于欧洲市场分割和统一货币并存的问题。市场分割即欧元区劳动力流动存在一定的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障碍，导致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无法收敛，存在巨大差异。劳动生产率又是决定汇率的重要因素，欧元区统一货币使得欠发达国家地区“汇率”高估，逆差快速扩大；发达国家“汇率”低估，产生巨额顺差。类比中国经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受到户籍制度限制，不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巨大差异，于是欠发达地区只能选择借债，而这种经济发展本身是低效的。
中国类似于欧元区，作为一个统一货币区，会享受到低交易成本的优势和国际货币的地位，但考虑到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避免出现欧元区的问题，中国必须解决劳动力流动障碍和工资水平与劳动力水平不相适应的问题。陆老师报告的这篇文章主要研究的问题是实际汇率和最低工资如何共同作用于出口？以及落后地区如何应对由于劳动力流动性加强带来的人民币升值？他发现实际汇率升值或最低工资上升都会降低企业的出口概率；而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受到的影响会更大。
关于相关问题已有部分文献。首先是关于最低工资的研究。传统观点认为最低工资制度会降低就业；然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最低工资制度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其次是关于汇率的研究，大量文献认为汇率升值会增加企业退出出口的概率。陆老师这篇文章的贡献在于，首次将汇率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结合起来，研究其对于企业出口的联合作用，同时本文试图研究这种作用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差异。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工企数据和海关数据。最低工资有两个度量，一是绝对工资水平，二是最低工资标准和当地平均工资的比值。实际汇率的度量是通过双边国家特定行业的名义汇率经过CPI处理后得到该行业双边的实际汇率，然后经过贸易量权重处理后得出该行业的实际汇率。在控制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的变量以后，得出结论：最低工资和实际汇率的增加都会增加退出出口的概率，同时联合作用也非常明显。控制变量方面，本文发现企业TFP、规模、资本密集度的提高会降低企业退出出口的可能性；而国有企业、加工贸易型企业更有可能退出出口。本文还发现出口退出的效应只在东部地区显著。但是，这与西部地区的最低工资上升速度比东部地区快的事实相悖。陆老师认为，为更好地解释这个问题，后续的研究应该引入国内贸易、考虑企业特征、显著性是否受到区域内差异大小的影响、考虑最低工资执行力强弱的区别等等。然后，本文将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区分，发现私有企业对实际汇率比较敏感，外资企业对实际工资和最低工资的交互项比较敏感，而国有企业对两个因素都不敏感。
根据初步的结果，这篇文章可能的政策启示在于，政府应该提供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要提高工资灵活性，使得工资水平与劳动力效率相适应；同时更加重要的是要提供地区间劳动力流动的自由。
孙立坚、干杏娣、唐朱昌、陈建安、陈钊、丁纯、沈国兵、程大中、罗长远、朱智豪、李志远、胡荣花、兰小欢、汪思海、唐东波、谢一青等老师参加了报告会，并对这篇研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报告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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