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0日 至11日，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和美国布兰德斯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扩散与东亚合作”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成功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新西兰、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亚洲开发银行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30多名专家和学者在会议上围绕直接投资对技术扩散、产业竞争力和东亚国家产业升级的作用、亚洲制造的技术产品竞争力提升过程及经验、东亚产业一体化过程中的合作战略与政策等议题进行了研讨。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以及经济学院近30位学者参加了点评与讨论。 这次会议是一次高规格的国际学术交流会，对于进一步提高复旦的国际学术声誉，促进复旦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和带动复旦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第一专场 投资、技术扩散和亚洲国家的产业竞争能力
来自亚洲发展银行的Ganeshan Wignaraja博士做了主题为FDI、创新与出口的演讲。主要是研究所有权、创新和出口之间的内在联系。根据世界银行的微观企业调研数据，以电子制造企业为例，对中国、泰国和菲律宾三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创新和学习能力方面进行了检验。计量结果显示，外资的所有权和创新能力在提高电子产品的出口方面有显著影响。在中国较高的技能水平、管理者的教育水平和资本对出口有显著影响，而泰国则是积累的经验有正影响。而且，论文中构建的包括企业层面技术函数的技术指标相比较于R&D占销售额的比率指标更能解释创新活动。因而，作者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对于这些国家的电子制造企业，要提高技术水平，更应注重模仿和使用进口技术而不是使用专业人才从事正式的研发活动。
来自日本Keio大学的Fukunari Kimura教授报告了一篇理论性文章，主题为国际生产网络下的技术转移与溢出：先前的担忧与新机会。一般认为生产流程的细分对技术转移和溢出是无效的，这是由于跨国企业的特征和附加值低造成的。然而，近期的观察说明随着产业集聚形成的生产网络给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和溢出带来了更多的机会。这篇文章将细分理论进一步发展，讨论了通过参与国际生产网络来提高技术转移和溢出的可能方法。
来自UC Berkeley的Luosha Du和Ann Harrison以及Gary Jefferson向大会提交了《对中国外来投资的水平和纵向溢出的检验，1998-2005》的论文。主要考查跨国企业是否对国内产业有溢出效应，并能提高其生产率。计量结果显示，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资本对微观层面的企业生产率有正的影响，而来自其它相近国家地区的资本则没有影响。FDI通过前向关联对国内企业的生产率提高有正的影响，而后向关联则没有；而且，结果还显示无论正的还是负的外部性都只集中于非国有企业。但是，只要外资不是源于香港、澳门、台湾，则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都能得益。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杜巨澜、Yi Lu和Zhigang Tao的论文是《制度与FDI选址：文化与制度差异的角色》。主要讨论大陆地区的区域经济制度对FDI选址的影响。并根据这一变量比较了6个相近的国家和地区（香港、台湾、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发现与中国文化差异大的外资更倾向于向经济制度比较健全的地区投资。无论是分别回归还是混合回归的结果都验证了这一结论。而且当外资企业是全资企业时，这个结构要比合资企业的显著性更强。
第二专场 FDI与技术扩散：中国视角
来自Brandeis 大学王新老师的报告文章是关于中国电子商务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创新，通过比较中国由外资投资和国内资本投资这两种网络公司的经营方式和经营绩效，这篇文章揭示了跨国公司要想在中国的电子商务部门经营上取得竞争优势，必须解决的重要因素。这篇文章重点比较了消费者对消费者（consumer-to-consumer）市场上的易趣网和淘宝网，企业对消费者（business-to-consumer）市场上的艺龙旅行网和携程旅行网，卓越（亚马逊）网和当当网，还有网上搜索引擎谷歌（Google）和百度（Baidu）。通过比较，作者强调在企业的绩效和成功中，网络技术上的地方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外资公司需要提高对当地文化、消费者、竞争程度以及法治环境的理解和适应性。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许心鹏老师报告的文章题目为：FDI的生产率外溢效应：来自于中国的公司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外资带来的收益却没有被很好量度。这篇文章利用中国公司层面的统计数据，检验了FDI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在本文中，作者仔细处理了一些计量上的问题，如投入决策的内生性，遗漏变量，在标准差上的集聚效应，以及样本选择偏误。研究结果发现，FDI对同一部门的内资企业生产率有很大的正影响，但是随FDI的增加，这一影响越来越小，当FDI达到一个门槛后，这一影响变为负。而且，正的溢出效应更容易通过前向联系而不是后向联系发生。
来自Brandeis 大学的Jefferson教授报告的文章是关于外资进入、竞争以及中国工业企业的不同反应。面对外资的进入，中国的工业企业因其自身与新进入者的技术差距不同而反应不同。离外资技术前沿近的内资企业可能选择与其竞争，而离得远的企业则可能遭受“挫折效应”而落得更远。这篇文章利用中国大中型企业的数据检验了“创造性毁灭”的观点，发现外资进入的确对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有不同的影响。
最后，来自马来西亚大学的Isa Ziliang Ma教授报告了一篇关于中国对马来西亚的贸易和投资：机遇和挑战的文章，通过分析中国对马来西亚的贸易和投资，肯定其对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贡献，并试图评估对中国公司和投资者的机遇和挑战。
第三专场 技术扩散的不同特征
德国杜伊斯堡大学Yao Juan和Markus Taube的论文《上海制造业外资企业产业间和产业内技术扩散——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分析》基于已有文献和研究作出以下假说：第一，上海外资企业存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技术扩散，而且产业间技术扩散作用大于产业内技术扩散。原因是，通过员工流动，上下游企业产品供应，直接学习等渠道，外资企业先进的技术会向东道国企业扩散，但由于技术同行业内扩散会让企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因此相对于技术向上下游扩散，企业会对技术向同行业内扩散限制更多，从而产业间技术扩散作用会更大。第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外资企业技术扩散的作用是不同的。有学者研究表明（Reuber，1973），面向内需的企业更倾向于雇佣国内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中间产品等），而外贸型企业更倾向于在全球寻求廉价的生产要素，所以前者的技术扩散作用更大，。第三，由于香港、台湾和澳门等“大中华区”企业多为外向型的企业，所以它们的技术扩散作用会小于其他国家的外资企业。第四，外资控股的企业会因为技术扩散获得更多的技术转让收益，因此对上下游企业技术扩散的作用会更大。第五， 技术差距会影响技术扩散，特别对外资企业对后向产业的技术扩散有阻碍作用。原因是当国内的上游企业因为较大的技术差距无法提供外资下游企业需要的标准化或高质量的中间产品，外企将减少对国内企业中间产品的需求转而寻求国外企业的产品，合作的减少将对技术扩散有负面影响。
本文用上海企业层面数据对以上假说用OLS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估计，以上五个假说在统计上都显著地得到支持。上海外企产业间的技术扩散效应比产业内高出25%。外向型外资企业的技术扩散作用比内向型外企低50%。相应地，来源是香港、台湾、澳门的外资企业技术扩散效应几乎只是OECD企业（作为来源是除香港、台湾、澳门以外其他国家的外资企业的代理变量）的一半。同时，那些外资占股权低于50%的合资企业的技术扩散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最后，当技术差距较大时，外企对后向企业的技术扩散统计上也不显著。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Xiyou He和Qing Mu的论文《中国本土企业是如何在跨国贸易中学习技术的？》基于Lee 和Lim(2001)的基准模型研究了中国本土企业技术能力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提升情况。该模型指出，企业的技术能力由企业的研发努力和投入的研发资源决定。而这些都取决于企业对研发成功概率和成功后收益的预期。而包括获取技术的机会、知识产权保护，累积的技术优势等在内的技术体制（technological regime）决定企业产品发展的机会，影响着企业对研发结果的预期。本文对电信设备和汽车两个行业进行了案例研究。其中电信行业中具有代表性的华为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华为建立后通过转口贸易积累了资本和技术知识，研发了自己的数字程控交换机HJD48，并进一步研发了C&C08，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市场上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国本土汽车工业则主要有两种模式： 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建立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建立自有品牌如奇瑞、吉利等产品，但总体上仍然与国外的知名企业又较大差距。作者对两大产业研究后认为，本土企业中电信比汽车行业发展更好一些。首先，从需求方面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对电信设备的需求就一直很巨大，而对私家车的需求由于历史原因一直很小，这限制了汽车行业的发展。其次，从供给方来看，电信设备生产商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竞争很激烈，这刺激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而汽车行业一直受到关税保护，缺乏竞争让企业没有投入研发的动力。第三、电信设备行业除了神龙公司以外都是新建立的企业，受中央计划经济“后遗症”影响比较小，而汽车行业企业多是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国有企业，从而有更多的政策包袱。我国的FDI政策是引进设备的同时引进技术，鼓励我国企业迅速学习技术，但在两个行业有不同的效果。电信设备行业成功地在与外国企业的合作中掌握了技术，发展出具备独立知识产权的产品，并占领了国内市场。汽车行业则相反，政府鼓励企业合并集中，“做大做强”，同时予以贸易上的保护。但这些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原因就在于需求限制、缺乏竞争等因素造成的技术体制缺陷。
毛里求斯科技大学Sawkut、Boopen和Shalini的论文《SAFTA的贸易模式、绩效和贸易潜力》研究了南亚自由贸易区（SAFTA）的区域贸易。SAFTA成立于2006年，由南亚主要国家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发起，加盟国承诺在2007年底将关税降低20%。该文用多个指数分析了该自由贸易区的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是基于各国要素禀赋不同进而具备不同的比较优势，国家在国际间分工中发展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进行不同产品的贸易。产业内贸易不同国家或地区就同一产业相互贸易的情况，多是由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别引起。首先，本文用衡量产业内贸易的规模的IIT指数发现，SAFTA内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很快，而这个地区内部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则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其次，本文考察了SAFTA地区的贸易绩效和贸易潜力。反映贸易结构变化的Lawrence指数在SAFTA基本不变，说明这一地区出口模式长期以来变化不大。第三，对于贸易潜力，出口多样性指数（EDI）的计算结果表明，SAFTA无论是作为总体还是地区内各国的出口多样性近年来都有所提升。第四，各国之间的出口相似指数（ESI）比较低，表明这一地区各国出口竞争程度比较小。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计算的是一国在某种产品的出口在全世界的地位，结果表明印度在这一指标上明显高于南亚其它国家。
第四专场 亚洲的区域一体化(Regional integration in Asia)
日本野村证券C.H.Kwan报告了论文“中国向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转型：来自日本的教训”，分析了以20世纪70年代日本从固定汇率向自由浮动汇率转变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为当前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文章认为，2005年7月，中国的汇率体制开始从传统的盯住美元体制向有管理的浮动体制转变；但由于汇率政策侧重于管理而不是浮动，当局仍然在用密集的日常市场干预来抑制人民币升值。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当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基本接近反映市场供求的均衡汇率时，最终完成向自由浮动汇率体制转变的时机来临了。
德国发展研究院博士生Julia Kubny的论文“区域一体化与东亚的FDI：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试图分析东亚FDI与区域一体化的关系。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东盟案例研究，制度性区域一体化对FDI流入效应，FDI集中与分散的影响。仔细考察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虽然国家特定因素比区域因素在促进FDI方面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比之较大的东盟成员，较小的东盟成员吸引了更多的人均FDI存量，因此不能够得出FDI被中国分流的趋势。虽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东盟吸收的FDI中占的比例仍然很低，官方统计数据肯定低估了。在一些不发达成员国，比如越南、柬埔寨。
香港城市大学李钜威(Kui-Wai Li)教授报告的论文是“开放程度，国内绩效与增长”；利用1998－2005年122个国家的样本数据，文章分析了开放程度、国内因素的增长效应。实证分析表明，开放是增长的必要和前提条件，但是较高水平的国内(经济)绩效对于维持高速持续增长非常重要。非参数估计得到以下结论：开放/国内绩效并不是提高国内绩效/开放增长效应的有效方式。如果相关因素,包括开放程度和国内绩效，在促进增长方面并没有起到较好的作用，政策制定者必须更多地考虑影响因素本身。
上海社会科学院高兰副研究员的论文“中日能源合作与东亚能源共同体的建设”，文章回顾了法国和德国的经济能源合作在促进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和日本的能源合作来促进区域能源共同体的建立。2008年日本取消了对中国的开发援助，同时加大了环境与能源领域的援助力度。中国和日本在东海合作开发石油天然气，也许是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新起点。
第五专场 贸易流动与FTA进展(Trade flow and FTA proceeding)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Robert Scollay教授宣讲的论文是“贸易安排与演进中的东亚及亚太经济结构”，该文考察了区域贸易架构(trade architectures)对当前及未来更大范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能影响。文章认为，贸易结构不是独立存在的，必须在比更广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行动(initiatives)背景下考察。这些行动超越了贸易安排，无论是现有的还是倡议中的，但是也包含了其它维度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维度的范围、采取的形态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存在着多重经济架构，但每一架构的发展都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包括其所能达到的高度以及相应的速度，不同的架构之间是否存在及以什么方式相互影响。将东亚和亚太地区视作两个不同区域的事实表明，到底是将侧重点放在东亚还是亚太地区以及这两个区域的关系的不同观点使得问题复杂化了。文章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模拟了不同贸易结构的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可能经济影响。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Siow Song TENG报告了论文“当前建立亚洲自由贸易区的挑战：新加坡的视角”，自由贸易协定(FTA)、经济伙伴协定(EPA)、区域贸易协定(RTA)都是各个国家通往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高速公路。在自由贸易协定，出口方和投资者能够享受到最大程度的利益，比如关税削减，优先进入某些部门，更快速的进入市场和知识产权保护。然而，在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该文考察了在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经济伙伴协定、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中所存在的各个方面的困难和挑战。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谈判的失败，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各国将会签订更多的区域贸易安排。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吉田浩二(Koji Yoshida)报告了“日本企业在沪投资研究”，利用管理访谈得到的数据，全面分析了日本企业在上海的投资现状，及存在的机遇与挑战。文章表明，8.9%的企业认为新劳动法的实施对其没有什么影响，37.9%的企业认为有较大影响；超过一半的企业认为从紧的环境控制对企业而言是机会；在运营成本增加的情况下，31.7%的企业选择更多的在国内生产，51.3的企业认为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影响中国员工跳槽的因素中，重要程度排列分别为：工资福利、教育培训、工作环境、企业文化、福利及其它。文章认为，大多数日本企业在中国都得到稳定发展，但有少数企业经营遇到一些困难。另外，政治因素对商业方面没有太大的影响，员工稳定性是企业管理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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