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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D CHINESE ECONOMY RESEARCH WORKSHOP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成功举办

  发布日期:2020-01-14  浏览次数:

2ND CHINESE ECONOMY RESEARCH WORKSHOP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成功举办

 

2020年1月11日上午,第二届中国经济研究研讨会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开幕,会议为期4天,主题围绕中国经济的前沿热点,旨在为研究中国经济的年轻学者提供培训,促进该领域研究人员之间的密切互动。挪威奥斯陆大学KjetilStoresletten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方汉明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宋铮教授、多伦多大学朱晓冬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王城教授、王永钦教授等多名著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讨论。复旦经济学院副院长寇宗来教授致辞,向与会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为大家介绍经济学院概况。

第一位主讲嘉宾是挪威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经济学系教授、欧洲经济学会副会长Kjetil Storesletten,Storesletten教授围绕商业周期和创业企业问题进行了两场讲座。

第一场讲座的主题为“Business Cycles during Structural Change: Arthur Lewis Theory from a Neoclassical Perspective”(结构变迁中的商业周期:新古典主义视角下的阿瑟·刘易斯理论)。Storesletten教授发现在美国呈高度正相关的GDP与就业率,在中国却呈完全不相关。而进一步将中国就业分为非农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后,发现前者与GDP正相关,但后者却呈负相关。在经济繁荣时期,农业就业率下降,但是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却高于其他部门。为解释这一现象,Storesletten教授及其合作者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商业周期和结构变化理论模型。该模型证明了商业周期的性质是随着发展和结构变化而演变的,农业的衰落和现代化是同步进行的,随着资本积累,现代农业挤占传统农业,使农业往资本密集方向发展,并且结构变化在经济繁荣阶段会加速,在经济衰退阶段中减缓。用中国数据对模型进行估计的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的结构转型和经济周期波动。

第二场讲座的主题为:“Serial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中国连续创业企业家研究)。在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连续创业的企业家占企业家总数的20%左右,芬兰甚至高达30%,然而现有研究仅关注创业理论和创业企业家,对连续创业企业家的相关研究极为匮乏。在此背景下,Storesletten教授及其合作者利用中国企业数据,聚焦中国的连续创业问题,构造理论模型,分别从禀赋、创业者能力等方面解释连续创业企业家和非连续创业企业家之间的差异,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随着时间推移,连续创业变得越来越普遍,并且与非连续创业者相比,额外创立一个公司的连续创业者具有更高的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而与额外创立一个公司的连续创业者相比,连续创立两个公司的创业者有更高的资本,但却具有更低的全要素生产率,因为额外创立的第一家公司有助于放松再次创立企业的信用约束,从而降低第二家企业进入市场的生产力门槛。

1月12日众多青年学者就中国经济展开热烈的讨论。上海财经大学的唐荣胜报告了论文“On Price Distortion and Market Reform: Revisiting Dual Track System”。文章发现价格双轨制作为中国经济改革重要的制度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1978-1992年间的经济增长。对于农产品生产者而言,只有在按照政府制定的价格下销售给定数量的农产品后,剩余的部分才可以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售。而前者通常再通过政府提供给城市的生产部门。在提供了有关政府收购价格相对低廉以及农产品市场销售占比逐年提高的典型事实后,作者通过建立城市-农村两部门以及政府-市场双定价模型,分别从资源错配,分选和投入产出关联的视角定量分析了价格双轨制的效应。由于城市部门的企业可以通过较低的价格购买农业中间品,低效率的企业因此可以在市场存活。这一方面造成了工业生产的资源错配,另一方面却使得能力相对高的农民留在了农业生产部门,从而提高了农产品生产水平。

香港中文大学的倪胜奇报告了论文“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Allocative Distortions——The Land Quota System in China”。他指出在中国,具备政治关联的地方政府更容易从省级政府获得建设用地指标。自2006年开始,中央政府为保证粮食安全稳定开始严格地控制地方的建设用地,用地指标需自下而上申报,再经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审核批复后配置到各个城市。在这种体制下,具备政治关联的地方政府便可以利用其政治优势获得更多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从而提高当地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文章首先定义了政治关联:地方政府领导是由在位省级政府领导提拔上任的则被视为具备政治关联。随后,利用2006-2020的省级土地使用规划文件和2007-2015的城市层面土地交易数据,实证结果表明和省级政府具有政治关联的城市平均可以多获得10%的新增建设用地,而这可以提高3%的土地拍卖收入以及0.03%的GDP增长率,该结果在控制了剩余建设用地指标后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由政治关联扭曲的土地分配制度会降低经济发展效率。

纽约大学的尤炜报告了论文“The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Internal Migration Restric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文章提到尽管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但关于政府是否应该限制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张却没有统一的结论。虽然直觉上看限制移民会带来扭曲,但考虑到外部性后,适当的限制政策可能会提高福利水平。文章从中国的户籍制度切入,通过建立空间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和反事实估计的方法,在包含个人动态选址决策、户籍制度影响和集聚的正、负外部性后,定量地分析了户籍制度的福利效应,同时回答了中国最优城市规模的问题。利用人口普查数据估计各城市移民限制程度后,反事实估计的结果表明移除人口流动限制使得2000-2010年间的GDP水平提高15%-30%。但大城市本地居民的福利水平会减少,这是因为移民带来的拥挤效应会使得本地居民享用的公共品资源下降。因此,在地方层面来看,全面放开人口流动限制并不一定可以改善福利,重要的是要同时考虑拥挤效应对公共品的负面影响。

上海财经大学的王文雅报告了论文“Multi-Product Firms, Human Capital and Misallocation”。文章指出中国的多产品企业无论在数量还是规模上都远低于美国的水平,而这主要是由生产多产品和单产品企业间以及分别在两组企业内的资源配置扭曲造成的。另外,因为人力资本强烈地影响多产品生产的拓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从而会放大资源错配对多产品企业生产的扭曲效应。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主要产品信息和经济普查数据,作者首先对比了单产品企业和多产品企业在规模、研发强度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而后在Melitz(2003)等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企业单产品-多产品生产决策的一般均衡模型。均衡条件下,企业生产行为取决于生产率是否超过所需的门槛,而当扭曲存在时,低效率企业则会利用补贴生产多产品。通过美国和中国的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校准后,定量分析的结果显示扭曲会降低多产品企业的数量和规模。

华东师范大学姚羽欣老师报告题为“Sex Ratio and Timing of the First Marriage: Evidence from the One-and-A-Half-Children Policy in China”(性别比与初婚年龄:来自中国的一胎半生育政策)的论文。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增加了部分父母生育男孩的动机,导致这一时期出生的孩子性别失衡,男婴高于女婴,从而使得21世纪后的婚姻市场出现男性供给过剩现象。姚老师通过2014年CFPS和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双差分方法估计了性别比失衡对初婚年龄选择的影响,发现在性别比高的地区,初婚年龄普遍较高。结婚延迟的现象对男性和女性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对后者影响较小,这主要是因为在可供选择的男性较多时,女性会提高其对伴侣的收入期望。

德国曼海姆大学李蕾老师报告题为“Skill-biased Imports,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技能偏向性进口、人力资本积累与人才配置)的论文。在过去几十年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技能溢价(即高技能人才需求)与高技能人才供给都呈现快速增长。李老师认为,资本品进口是解释上述现象的重要机制,资本品进口会通过资本与技能互补关系增加高技能人才需求,提高技能溢价,而技能溢价则会进一步的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高高技能人才份额。研究发现:在2000年到2010年期间,人均资本进口品每增加100美元,该地区的大学学历劳动力份额提高1.5%。不同地区资本进口品的差异可以解释当地大学生的份额差异,并且资本进口品对年轻人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资本品进口可以促进当地劳动力接受大学教育、吸引更多的熟练劳动力,以及降低人才流失来增加大学学历劳动力比重。

北京大学江深哲老师报告题为“China's Housing Bubbl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中国房地产泡沫、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论文,探讨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繁荣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江老师首先从中国不断上涨的房价和基本保持稳定的房租数据的比较中引出中国房地产价格存在泡沫的事实,在考虑中国特殊的土地财政制度的前提下,探讨了房地产市场泡沫对基础设施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产泡沫通过提升土地价格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但却“挤出”资本投资;通过“反事实”政策模拟,提出房地产泡沫破裂和房产税短期降低GDP增长,但长期则提高GDP水平。

复旦大学周晶老师报告题为“Spillovers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From the US to China”(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的溢出效应)的论文。研究采用VAR方法,发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EPU)对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均具有同样强烈的影响,对美国自身而言,EPU会导致其产出、投资和进口下降,中国则亦出现产出下降现象,但投资却反向增加。为解释这一现象,周老师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下,增加双边贸易和中国资本管制要素,构建了包含美国EPU冲击的两国DSGE模型,模型结果与经验事实较为吻合。

1月13日上午,第二位主讲嘉宾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方汉明教授围绕中美劳动力市场收入比较和房地产市场产权价值问题进行了两场讲座。

第一场讲座的主题为“‘Golden Ages’: A Tale of Two Labor Markets”(“金色年华”:中美劳动力市场的故事)。方汉明教授及其合作者发现,美国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中国劳动者的收入快速增长,横截面上的收入曲线顶点(“金色年华”)从50岁提前至35岁,并且横截面收入曲线和生命周期收入曲线不同;而美国劳动的收入增长缓慢,“金色年华”稳定在45岁至50岁,横截面和生命周期收入曲线相似。为了解释这些现象,方汉明教授及其合作者基于Heckman, Lochner and Taber (1998)构造了一个三效应分解框架——经验效应、出生世代效应和时间效应,分别反映生命周期人力资本积累、不同出生世代间人力资本差异以及人力资本价格随时间的变化。根据这一框架的经验分解,方教授发现,“金色年华”是生命周期人力资本积累与其他效应之间的竞赛,而在中国后者赢得了胜利。具体地,在中国,人力资本的时间效应和出生世代效应非常强劲,意味着中国的年轻劳动者更容易获得高工资,因此横截面上的收入顶点提前。同时,这两个效应在美国非常微弱,因而美国的横截面和生命周期收入曲线很接近。

第二场讲座的主题为“Property Rights and Housing Markets”(产权和房地产市场)。科斯定理表明清晰界定产权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受该定理启发,方汉明教授及其合作者以中国深圳房地产市场共存的双重产权为例检验了产权的价值。双重产权是指完全财产权和有限财产权,在房地产市场中俗称“大产权房”和“小产权房”。从两者在不确定性和潜在摩擦的区别出发,方汉明教授及其合作者估计了“小产权房”相对于“大产权房”的挂牌价格,进而考察投机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房价的快速上涨。此外,他们还利用深圳规划中不同地区拆迁优先级差异检验了政府在推动房价方面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表明,在中国住房市场中,住宅的价值很大一部分来自不同的产权。与产权保护缺失相关的不确定性导致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大大增加。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之一是由政府对房屋属性进行明确界定。通过消除“小产权房”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潜在摩擦,从而减少投机活动使整个市场受益。

1月14日上午,第三位主讲嘉宾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宋铮教授与我们分享了他最近的研究——“Conglomerate Formation in China”。利用涵盖了1700万家中国全样本工商注册数据并通过企业网络关联的分析方法,研究发现“集团化”这种非正式制度可以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进而缓解正式制度摩擦对私有企业的影响。在介绍了文章使用的数据和企业关联的定义后,宋铮教授向我们展示了网络关联和企业规模分布之间的显著关系:处于网络中心的少数企业几乎占据了总资本规模的一半,而距离网络中心越远的企业规模也相对更小。接着,文章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刻画了网络关联与资源配置的关系:私有企业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地与国有企业(政府部门)建立关联的方式获得资源,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政府部门也可以从中获益。最后,宋铮教授认为经济的集团化对于理解资源配置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月14日下午的主讲嘉宾是多伦多大学朱晓冬教授,主题讲座分为两场。第一场讲座的主题为“The Impact of Migration Policy on Growth, Structural Change, and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移民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研究)。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备受瞩目,但学界对重大的结构变化和地区收入趋同关注不足;另一方面,国内劳动力迁移成本显著降低使得工人迁移变得十分普遍。因此,朱老师及其合作者从劳动力迁移视角,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以及地区收入的贡献和影响。论文利用2000年至2015年每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衡量移民成本,量化移民成本(包括贸易成本、资本成本和生产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以及跨省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迁移成本降低是促使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部门,以及地区收入不平衡下降的主要原因;2010年至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除了与全要素增长率放缓、资本积累作用增强有关之外,亦与省际移民成本降低有关。

第二场讲座的主题为“Structural Change and Aggregate Employment Fluctuations in China”(中国的结构变化与就业总量波动)。朱老师及其合作者观察到,美国的就业总量与GDP之间高度正相关,但中国两者则几乎不相关。为解释这一现象,他们构建了一个包含生产率冲击和非同质偏好的简单两部门增长模型,该模型可以分别从部门层面和总体层面,同时解释两个经济体的长期结构变化和短期就业波动问题。研究发现,农业部门的规模不同是造成中美就业与产出相关性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农业户口劳动力再分配的灵活性有助于解释中国就业总量波动性低、农业和非农产业就业负相关大的特点。

最后,多伦多大学朱晓冬教授做了总结,他认为,本次会议为青年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学术和开展合作的平台。为期4天的会议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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