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复旦-斯坦福中国金融科技与安全研究院、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交利物浦大学、蚂蚁金服研究院、斯坦福大学和CFA协会共同举办的第四届金融科技与量化投资国际峰会于2019年12月15至16日在复旦大学成功举行。会议围绕金融科技与监管、人工智能与量化投资、大数据与金融创新、移动支付及其经济解释等主题进行了研讨。会议由复旦-斯坦福中国金融科技与安全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庆富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张金清教授和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徐丽峰女士致开幕词。
会议的第一部分以“金融科技与科技监管”为主题。张金清院长做了关于模糊厌恶下股指期货风险对冲策略的研究报告。张院长指出，在衍生品领域，之前的研究更多是基于看涨期权，而对空头的研究相对较少，在考虑期货风险对冲和期货现货市场交易成本差异之后，投资绩效可以得到有效提高。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李祥林教授以尾部风险和收益为基础进行了投资分析，发现不同类型股票在不同时期的相关性是由跨国公司产品链、业务链等造成的，从而导致分散风险的能力降低。随着投资产品增加，传统方法可能无法应用，而用尾部风险和收益进行投资分析可以解决传统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
西交利物浦大学商学院副院长Michael Chng教授基于机器学习探讨了投资组合异常收益之源，他提出了资产Alpha收益影响因素的“Factor Zoo”，这是一个包括时间维度、公司维度和特征维度的3D数据库，在此基础上的机器学习相较于传统方法能够很好地解决维数灾难问题。尽管机器学习的估计方法常被视作“黑箱”，但Michael教授结合资产组合的分析方法发现机器学习能够获得显著的Alpha收益，并且很好地识别出主要影响因素，同时洞察到这些因素对Alpha收益的影响机制。
会议的第二部分以“人工智能与量化投资”为主题。国盛证券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富兵博士做了从统计回归逻辑角度分析的量化思维模式转变的报告。刘所长指出国内量化目前处于分水岭，主要体现在投资领域的公募私募分化，研究统计金融分化和不同量化模式分化。此外，投资收益主要靠盈利和估值驱动。并且，量化研究框架主要由宏观、中观和微观量化组成，并综合运用价格分段、因子择时和大数据等进行量化择时。刘博士还进一步给出了宏观量化、中观量化和微观量化的系统化框架。
密苏里大学Yiuman Tse教授分析了联邦公告对货币衍生品投资的影响，Tse教授认为联邦发布公告时，股价和汇率均出现波动。Tse教授还发现，汇率在联邦公告公布之前和之后的反映是不同的。此外，当货币政策呈现宽松或者紧缩时，汇率的变动也是不同的。最后Tse教授指出，根据汇率波动的反映，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时买入汇率期货，发现可以提高收益和夏普率。
垒土投资创始合伙人兼首席投资官、CFA协会上海理事沈天瑞先生对量化从表达、算力和可靠性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样本数据的不断扩大对算力的要求提高，因此需要控制好因子的输入端。太平洋量化投资部总经理王振洲先生在会上详细介绍了人工智能怎样可以让量化投资更智能。王总认为传统投资面临市场博弈方过多、市场信息量巨大、难以克服人性弱点等因素的影响，但人工智能可以化繁为简，替代传统策略管理模式。并且，它拥有更强大的数据整合能力，可以引入各种另类数据，将不同类型的数据整合关联在一起。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公司量化投资研究负责人陈景德先生发表了题为大数据时代的量化投资的演讲。陈先生认为目前弱人工智能发展的更为迅速，而强人工智能的发展还不是很强。他进一步指出，构建结构化数据和基于人工智能的投资组合可以得到可观的超额投资组合收益。
会议的第三部分以“大数据与金融创新”为主题。九鞅投资总裁，前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何华先生做了题为资管行业的发展趋势与金融科技的演讲。何教授首先介绍了全球资产管理行业现状，指出被动型产品及另类产品倍受青睐。此外，还介绍了具备可持续竞争力的四类成功业务模式和美国资产管理机构的运营状况，以及金融科技方面的投资组合风险分析工具BARRA的应用及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的风险管理体系Aladdin。最后，何教授还指出了金融科技在中国市场的机遇和挑战，包括大类资产的风险溢价是否存在，各类资产是否存在阿尔法机会，有没有获取阿尔法所需要的工具等。
蚂蚁金服研究院副院长邱明先生做了题为科技推动金融科技行业发展和研究边界的演讲。邱院长指出支付是资金及价值的转移，是市场经济中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同时可以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方面，邱院长指出信任是区块链带来的核心价值。区块链是新的信任机制，需要多方参与，去中心化，建立共识机制，增强透明性。人工智能是数字世界的金融大脑，可以帮助应对海量交易的欺诈和洗钱风险。最后邱院长介绍了复杂环境中的智能化监管及蚂蚁金服联合高校发起的数字化金融开放研究平台。
避险联盟网创始人刘文财博士从股市非周期循环角度分析了避险交易策略。他指出经济系统始终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市场会出现一些复杂的回归和循环现象。经济复苏之后必定上涨，但何时出现并不知道，利用非周期循环理论可以更好地捕获系统性风险。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邹昊针对绿色金融做了关于绿色技术供应链的演讲。从供应商上下游角度，探讨了投资者和上下游金融机构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如何利用供应链手段来支持绿色技术企业的健康发展。
国盛证券金融工程分析师叶尔乐先生在刘富兵博士报告的基础上，做了从宏观到资产的量化FOF研究的报告。叶先生指出量化FOF配置体系构架包括观点端、控制端和资产端。通过建立量化宏观资产预测模型库可以解决数据不平稳，数据种类多，数据长度短，经济结构变化下的模式转化等问题。此外，需要建立量化资产配置中枢以解决资产收益率非正态，风险非对称，目标转化和观点融合等配置优化问题。叶先生最后指出建立量化基金研究系统包括基金分析报告、基金调研报告和基金风险监控，构建基金池解决贝塔复现剥离和阿尔法稳定问题。斯坦福大学统计系讲席教授黎子良先生做了题为区块链技术及其在金融经济中的有效应用的演讲。黎教授指出，区块链是未来的分享经济，是优化金融交易和提高效率的有力工具，在金融、经济包括医疗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应用。
在金融科技与金融安全的圆桌论坛中，刘富兵博士、张维教授，李祥林院长、邱明院长顾广新院长、陆伟研究员和李向辉先生针对哪些金融科技带来了很大变化，金融科技到底在行业内掀起了什么风浪，影响如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邱明院长指出在服务人的能力上，科技其实一直在改变金融的业态。肯阳资本中国区总裁李向辉指出，金融科技在前期投资筛选、交易过程和投资后风控等方面对金融行业有很大的影响。顾广新院长介绍了横琴金融科技企业发展现状及未来的发展潜能。陆伟研究员介绍了上交所金融科技监管及其有效营运过程。张维教授认为做金融的人就是靠管理风险的能力来赚钱，但是做技术的人不是特别关注风险问题。二者结合就会出现风险，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可能创造财富，也可能带来风险。邱明院长认为操作风险一定要用技术手段去解决，风险是需要各参与者共同合作来努力来降低和维护的。
12月16日，国际峰会的分论坛“移动支付的中国崛起：实践理解与学术解释”顺利召开，学术研讨会由复旦-斯坦福中国金融科技与安全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庆富教授主持，斯坦福大学统计学教授黎子良先生以“金融风险”为主题开场致词。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魏尚进先生也参加了这一论坛并和演讲嘉宾进行了交流和研讨。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建棣女士从法律角度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未来期望建立高位阶制度保护支付经济；第二，制度建设需要考虑必要性和可行性，可行性包括支付制度的安全性、数据保护、覆盖全链条各节点、严格立法、激励相容等；第三，制度本身需要经济学分析。
蚂蚁金服研究院副院长邱明先生指出，这是一场关于支付经济学的学术讨论。他抛出了几个辩题：支付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支付与经济的关系，支付与国际的关系，奠定了会议的主基调。
会议的第一部分以“移动支付提振经济活力和国际竞争力”为主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尹志超教授以“移动支付促进创业与经济发展”为题进行了演讲。尹院长首先介绍了中国移动支付服务用户数与支付规模规模，相当于每周交易1个GDP。移动支付或能降低创业门槛，提高主动创业（创业动力）机会，针对距离正规金融体系远的农村家庭创业也有显著影响。尹院长进一步指出移动支付增加家庭消费，促进消费水平上升，与宏观消费增长匹配。此外，移动支付的发展降低了恩格尔系数，增加了消费多样性。另外，移动支付还使货币需求量下降。尹院长最后指出移动支付不是商业交易的最后一步，而是前端环节，是将线上线下打通。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邱慈观教授以“码商：蚂蚁金服推动中国普惠金融的路径”为题进行了案例分享。她指出，当下作为蚂蚁金服数字普惠金融的新阶段，存在码商生态系统与金融服务生态系统两大支柱。码商生态系统，是由蚂蚁金服自己打造的，包括以下功能：促进生意增长，为小微商家提供培训课堂，提供保险保障等。金融服务的生态系统，其平台开放技术能够赋能金融机构，让其他金融机构也能服务码商等小群体。并且，移动支付领域，由于不断有新资本进来，不可能通过定价挤掉竞争对手，需要将客户放在第一位。此外，B端和C端对移动支付的忠诚度能够形成网络效应，相互促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程华女士从网络产业兼容性的分析视角，探讨了条码支付互联互通的国际比较。她指出，除印度之外，在海外市场中的移动支付仍然是小众的支付方式。并且，支付正从传统支付方式向新兴支付方式转变，且在东南亚地区发展较快，但行业整体分散、割裂。因此，移动支付在海外还有空间。国内得益于大型支付机构之间的竞争和推广，已实现消费者和商户向新型移动支付方式的转换。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季家友先生指出，支付与汇兑作为银行的基础业务，也是金融科技的大部分业务来源。并且，支付经济学能否做得起来，关键在于背后的文化。针对前面三位的演讲，他补充道，移动支付对货币乘数、货币政策的影响也值得探讨，蚂蚁金服或为畅通码商支付渠道做出努力，支付领域的前端与后端对实现兼容性一样重要。
会议的第二部分以“移动支付影响现代生活的经济学解释”为主题。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陕晨煜博士以“移动支付推动电子政务”为题进行了演讲。她指出，政府效率同企业生产效率相似，受技术、劳动力、资本、管理（机构、法律、媒体披露、选举机制等）的影响。政务效率广受诟病，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沟通成本）、交易成本、委托代理问题的影响。而移动支付依托支付场景，或能助力政务民生、公共交通，降低沟通成本、交易成本，缓解委托代理问题。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助理教授冯玉林博士以“移动支付促进医疗产业升级与医疗服务完善”为题进行了演讲。冯教授指出我国医疗体系存在“三长一短”的问题：挂号时间长、候诊时间长、取药时间长，就诊时间短。移动支付与医疗平台在多维度进行了合作，很多城市已实现了线上挂号、缴费、查询登功能，降低了个体对现金的依赖，提高了支付效率。此外，医保移动治疗平台也逐渐兴起。冯教授以使用频率与医疗支付额为指标，从城市整体与个体角度分别分析了移动支付开展前后医疗资源使用情况的变化。以苏浙两省24个城市为样本的实证结果显示，移动支付开展以后，医保覆盖率、医疗支付金额显著提高，而个体就诊次数没有显著变化。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邓辛博士同样从中国“码商”入手，以“金融科技、非正规就业与产业升级”为题展开了演讲。她指出，非正规就业是解决中国就业的主要窗口，从微观层面看，支付经济能够促进小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提高。当码商用收款码服务时，是仅用的支付工具，而升级的商家码是金融工具。并且，实证发现商户由个人收款码升级为商家码后，支付收入、交易笔数、交易金额都有显著提高。
蚂蚁金服研究院副院长邱明先生对以上三位的演讲进行了评议。他指出，中国在全球电子政务排名中位列65位（2018年统计），应该像欧洲国家学习，建设大规模平台打通B端、C端与G端；医保与移动支付连接后，个人健康意识有所提升，甚至可能降低全社会的医疗支出；针对小商户及其雇佣工，应提供包括保险、信贷等在内的全套金融服务。邱院长建议在研究时，将移动支付平台、区块链与医保一起考虑。移动支付不只在医院场景中，医保在连接移动支付后，个人使用移动支付的能力、健康意识都有所提升，甚至降低全社会的医疗支出。虽然移动支付本身不能提供安全网，但能对小商家以及小商家雇佣的工人能够提供包括保险和信贷等在内的整套金融服务。
会议的第三部分以“支付经济学：研究创新与学科建设”为主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董昀介绍了支付经济学的起源、发展脉络与前沿动态。他指出，支付经济学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是降低经济摩擦的公共物品，早期不被主流关注。从经济端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令各主要经济主体对支付体系关注大大增加，支付清算由边缘走向中心。支付经济学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货币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是支付经济学的两个主流研究方向。虽缺乏独有的研究框架，但现实是研究的重要土壤，需要提炼中国事实，研究中国现象。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研高级研究员刘硕扬先生以“移动支付规则建设：从规范的角度保护行业发展”为题进行了演讲。她指出移动支付领域风险来自第三方支付风险和支付发展中的风险。移动支付规则制定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监管机构对移动支付领域中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提供约束和规范。并且，移动支付监管及规则制定中存在有限理性问题，包括监管者认识的有限性、认识规律使然，以及人为或故意认知不全。“有限理性”会引发监管及规则制定信息依据不足、监管能力不足、管理存在边界问题以及监管绩效评估困难。此外，我国移动支付的发展离不开有效的规则，而规则制定不能脱离移动支付体系的“理性人”前提，需要注意“有限理性”问题，以及必须随着实践不断完善。因此，建议把握技术发展趋势，注重监管模式创新，如监管沙盒模式。
蚂蚁金服研究院研究总监冯佳琦先生以“支付经济学的中国时刻”为题展开了演讲。他指出，支付是最基础的金融服务，支付发展史就是支付普惠史，驱动支付发展的动力永远是科技创新；在中国，支付经济学拥有最佳的观察样本与最好的用武之地；对于业界和学界，支付行业与支付理论体系产生脱节，业界与学界必须加强支付行业实践与支付理论体系的联系。此外，从支付兴起之地来看，支付结算中心一定是全球资源配置枢纽，且未来的金融中心首先必须是科技中心。因此，支付结算中心是上海科技中心与金融中心建设的纽带。从支付经济研究对象来看，支付是推动中国消费者和商家快速数字化的重要原因。支付带来普惠、信任、机会、安全、绿色，未来还将带来更多不可估量的价值。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研究员、博导黄韬先生指出，中国的移动支付一定程度得益于监管的多元包容。各种创新金融产品与创新金融方式在中国产生，甚至成为世界上的中国品牌。监管和执法，不简单等同于权利保护，而应该追求各种公共政策目标之间的权衡。权利保护只是公共政策目标之一，行业发展和社会福祉也是重要价值。权利之间存在冲突，需要一系列规则来平衡。这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科学。世界四大金融中心的共性，在于其都属于普通法系国家。从金融市场规制角度来看，事后立法，法官造法也许有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因为金融产品创新快，可预见性较低，事前成文立法，可能很难完全预判。因此，完善金融法治环境并不一定需要建立更坚固、更体系的规则，而是创造更具灵活性和操作性的规则体系。
在会议最后的交流总结部分，刘庆富院长邀请季家友主任与邱明院长发言。季家友主任提出，支付产业体系需要提炼文化、奠定理论根基；支付体系的法律制度建设应注意成长性与宽容度，在针对较大偏差进行风险把控的同时，保障支付体系的正常运转、支付机构的健康发展。邱明院长提出，在金融科技发展的同时，不仅需要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体系，也要注重发展监管科技；支付经济学研究仅仅通过实证得到结论是不够的，需要创新思维框架与研究方法，促进形成新的认知。
在本次国际峰会进行期间，与会嘉宾、学者进行了热烈讨论和充分交流，魏尚进教授与尹志超教授分别接受了媒体采访。
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交利物浦大学、蚂蚁金服研究院、斯坦福大学和CFA协会共同举办，由复旦-斯坦福中国金融科技与安全研究院、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交利物浦大学国际商学院、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承办，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研究院、珠海复旦创新研究院金融创新发展中心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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