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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开题研讨会成功举行

  发布日期:2015-12-18  浏览次数:

2015年12月13日,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及政策取向研究》开题研讨会在经济学院成功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会议主题是“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与长期增长趋势”。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执行院长陈宪教授,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权衡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先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金煜副教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规划办肖卫平主任,项目管理办公室左昌柱副主任,项目组部分成员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部分成员参加发了本次研讨会。

图1 主要参会人员合照

开题研讨会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诗一教授主持。

首先,肖卫民主任代表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致辞,对张军老师获得社科重大项目的立项表示祝贺,并对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了衷心的感谢。肖主任指出,2015年复旦大学文科共计获得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立项9项(前两批),在全国高校排名第一。其中,经济学院就获得两项社科重大项目,由此可见经济学院在复旦大学文科的中流砥柱作用。进一步,希望各位专家对项目多提出批评和建议,并在会后形成报告上报全国规划办。如果对原来的设计有修正和完善,需要在报告中给出详细说明。此外,今后课题组对管理服务工作有什么需要,文科科研处一定积极配合和提供支持。

图2 肖卫民主任致辞

紧接着,作为项目牵头人,张军教授对项目的主要成员和工作规划进行了简要说明。作为社科重大项目,该项目的子课题负责人均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独特见解的学者,具体包括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Barry Naughton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李善同研究员,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副司长张昌彩研究员以及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陈钊教授。张军教授指出,尽管社科重大项目的关注重点在于政策研究,但政策的制定需要建立在基础研究之上。当前阶段,项目的初步工作集中于如下两点:第一,对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做统计性描述。当前关于结构性指标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投资、消费和劳动收入的份额以及失业率和TFP的发展趋势众说纷纭,远未达成一致共识。旧的统计方法可能无法有效地统计当前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例如,近年来中国铁路货运量每年下降15%,但客运量增长将近有15%。此时,如果仍旧采用货运量这一传统统计指标,就会得到有偏差的结论。第二,结构变化的中长期趋势,需要更多的实证经验来支持。以台湾和韩国作为对照组,利用实际数据对中国现发展阶段之后可能遇到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最后,张军教授对该项目的初步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不仅包括中国的失业率测算、失业再就业等就业结构问题,同时涵盖最低工资制度对微观企业效率、创新以及地区间经济结构演变的解释能力。

图3 张军教授做简要说明

随后,陈钊教授结合“新常态下的常态、变迁与突破”这一主题进行了发言。新常态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中国经济由旧常态到了新常态。那么,什么是新常态呢?可能更多侧重于经济增长由高速到低速的转变,而这就需要寻找背后可能存在的微观原因,具体体现在:(1)外部需求不足,近年来的欧洲危机和美国危机使得出口拉动增长模式的作用十分有限;(2)高TFP难以为继,且在近年来有走低的态势;(3)内部需求不足,比如,制度原因导致住房需求不足;(4)投资需求降低,前些年的投资驱动型模式导致投资回报率可能在下降,同时过往的投资主体是政府推动和国有部门,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高速增长不可持续。那么,新常态的变迁能否改变以及如何改变?事实上,政府做了一些动作:在外部需求方面,中韩贸易和“一带一路”的开展在扩大外需具有重大作用;在内部需求方面,尽管老龄化可能对实体经济造成不良影响,但伴随而来的健康需求和医疗需求可能成为除住房外的新需求点;在投资方面,需要改变地方政府缺乏约束的投融资模式,积极提高投融资效率。此外,陈钊教授结合户籍制度改革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进行了简要说明。户籍制度改革可能使得城市更晚面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但是如果公共服务缺失,外来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将会抑制产业升级的顺利实现。

图4 陈钊教授发言

然后,谭之博博士后结合自己的最近研究成果,探讨了最低工资制度对微观企业员工工资和创新行为可能存在的影响。一方面,私有企业的员工工资相对较低,同时国有企业是经济政策的重要调节工具且更易获得政府补贴,这两种典型事实使得最低工资制度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企业的创新行为依赖于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在研究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时,需要以行业的替代弹性作为划分依据将企业进行分类。在实证研究中,他将地级市统计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相匹配,利用面板计量模型分别回答了上述两个问题。研究结果发现,最低工资制度对私有企业员工工资、新产品研发、技术专利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但上述效应在国有企业较弱。

图5 谭之博博士后发言

短暂茶歇后,金煜副教授结合“金融市场创新、监管与中国的结构转型”这一主题,深入探讨了地方政府债务证券化在中国的可行性。自2005年3月启动信贷资产证券化创新试验和同年8月非金融企业资产证券化以来,过去十年间中国经历了曲折的资产证券化进程。在经济新常态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离不开金融服务业的创新。当前阶段,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存在两大主要特征:一是资产依托性,地方政府债务很大部分是来自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二是不规范性,2014年前地方政府没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权利,土地财政和债务融资平台成为地方政府投资增长的主要来源,缺少相关政策法规监管且信息披露不完善。结合财政部长楼继伟对解决债务存量问题的思路,金煜老师认为,解决政府债务问题需要考虑金融市场对证券的需求问题,而由地方政府担保的资产证券化可能是最佳的解决方法。同时,建立跨部门监管机构可能是监管系统风险的有效途径。

图6 金煜副教授发言

最后,徐力恒博士汇报了关于中国劳动者失业与再就业情况的初步研究。利用国家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2005-2012年中国城镇真实的失业率的估算结果显示,城镇失业率年平均大概在8.5%左右,并且整体上呈现了下降的趋势。同时,失业率具有周期性,这与城镇登记失业率常年维持在4%左右并且几乎没有任何波动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失业率水平在不同年龄、教育以及性别间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别。随后,在控制个体因素的基础上,对失业者的再就业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着重考察了结构性因素对于失业者失业持续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二产业的失业者失业持续期更长,并且伴随相对更低的再就业工资增长率,这可能与人力资本的“贬值”有关;同时,国有企业失业者失业持续期也更长,这可能与国企失业者拥有相对较好的社会保障有关。最后,徐力恒博士还分析了失业率变动的可能原因并且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图7 徐力恒博士发言

听完上述发言,与会专家们就课题研究开展进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权衡教授指出,过去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主要集中在规模层面,而课题立足于结构变迁视角值得赞赏。经济增长进程中的结构包括多方面,如收入分配结构、就业结构等,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一是经济增长的趋势及解释,官方更多认为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但更多学者认为是外部周期性导致;二是经济下行和经济收敛的区别;三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合理性;四是TFP拐点的原因及未来发展空间;五是宏观调控方式的改革,如当前的供给侧改革应与供给经济学区分开来;六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经验应从理论层面加以提炼。陈宪教授提出,在进行跨国比较时,产业统计口径的差异、微观商业模式的不完全一致可能会导致结果可信度有限。章俊先生指出中国经济下行具有其特殊性,主要是三重拐点叠加的综合表现:一是经济周期拐点与经济结构转型拐点的叠加;二是经济结构转型拐点与中国人口结构拐点的叠加;三是中国人口结构拐点与全球人口结构拐点的叠加。王永钦教授认为,当前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债务过重对企业造成坏的激励(美国是家庭债务,中国则是政府和企业债务);二是中国存在由大企业获得贷款后再贷给小企业的债务链以及企业间相互担保的问题,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则会对整体造成巨大影响;三是银子银行的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两大特征提升了非传统借贷的利率,不但未能有效解决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反而可能会加剧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

图8 部分与会专家发言

张晏副教授指出,在分析结构指标跨国差异及自身演化的同时,更应侧重于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比如,制造业机械化的普及是否是导致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金融深化程度不断加大、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可能是服务业发展迅速的部分原因。此外,中国服务业发展很快,为何人均GDP相对美国比重的提高?原因可能在于两方面:一是服务业TFP提升空间有限;二是服务业里面高TFP的新型服务业管制较为严格。兰小欢助理教授结合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提出,05年以后随着政府财政资源对基础建设和商业的投入扶持力度加大,官员子女做企业家的概率越来越高,而这部分人占比不大,这可能是企业家活动在下降的原因之一。同时,官员子女进入的行业集中在服务业,并在2013年反腐过程中率先倒闭。进一步,官员子女的企业规模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紧密相关(其他企业不存在显著关系),由之前的正相关转变为2013年的不相关甚至是负相关,这可能是也是当前宏观层面失业率上升的原因之一。

最后,张军教授对项目的开题研讨会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并再次感谢与会专家学者的莅临指导。中国经济正面临着结构转型,开展对应的宏观研究十分必要。希望在未来的项目开展进程中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在增长率及结构转型等做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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