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经济进程已经过半，从15日公布的经济数据看，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7%，环比增长1.7%，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今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要推进经济持续稳中向好，实现“十二五”圆满收官，为“十三五”开局奠定好的基础。
上半年经济半程跑已经交出答卷，下半年经济走势能否延续甚至超越上半年，在当下这个时点显得至关重要。
说潜力
7月10日上午，在中南海第一会议室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了一场座谈会，主题聚焦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听取有关专家与企业负责人的意见与建议。出席座谈会的领导还有张高丽、汪洋、刘延东、马凯，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办领导。就在之前一天，李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部分省（区）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
如此高规格的经济形势座谈会密集召开，可以看出国家领导人对当前经济走势非常关注。
10日的座谈会上，上海有两位专家受邀：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包括他们在内，当天共有4位经济学家与5位企业家参加了会议。
两位经济学家与总理坐在一起，共议下半年经济。他们在发言中说了什么？他们对下半年经济大势如何看待？在他们离京回沪后的第一时间，本报记者专访了他们。
连平：下半年经济会稳中略升说了三方面理由
“下半年经济运行会比上半年好，经济增速将稳中略升。”第一个发言的连平，一上来就亮出看法。他预计：“今年三四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可以达到7.1%和7.2%，全年 GDP 增速为7.1%左右。中国经济从高增速下降至中高增速平稳增长，由此可能开启经济中高速平稳增长的新时期。”
为何这样判断？连平向总理列出的支撑下半年经济增长的理由主要有三。
首先看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下半年全球经济保持温和复苏态势，我国出口增速将回升，全年约能实现3.2%的低速增长； 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下半年将触底企稳，大量投资项目的出台拉动基础设施投资保持较高增速，下半年增速会较上半年回升，全年增长率达20%左右；消费刚性、低基数效应和房地产回暖将支持消费平稳增长，新的增长点正在形成，预计全年名义增速为10.8%左右。
其次，经济结构转型与去产能持续推进，增长质量和效率得到提升。经济结构持续改善，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预计今年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逐渐提升至58%左右。
最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将在下半年逐步显现。2015年财政赤字规模计划1.62万亿元左右，加上去年未使用的预算结余和今年1月至5月的财政盈余，下半年财政赤字实际可用额度为2.4万亿元，宽裕的财政赤字给了积极财政政策落到实处的空间。经历了三次降准、四次降息后，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向偏松方向微调，前期政策效应将在下半年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
张军：跟总理谈了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看法
对下半年经济形势，张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给出乐观判断。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张军都很看好中国的经济潜力。2013年，中国经济因受外部环境冲击等因素影响急剧减速，很多经济学家将这一变化理解为经济转型的一个必然结果，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速未来最多只能维持在7%。张军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当年10月他在《金融时报》上撰文，称在启动新一轮结构改革并顺势推进人口的城市化后，未来10年中国GDP潜在增长率是可以落在7%-8%范围内的。
“潜在增长率是一个长期供给概念，它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所有生产要素在最优配置情况下能达到的最大增长率。这些要素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也包括技术、管理、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张军这样向记者解释。
张军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判断与经济学家林毅夫的看法不谋而合。同样在2013年，林毅夫提出，中国经济在长期内具有保持较高经济增速的潜力，通过以较低成本利用发达国家创造的技术，中国经济在长期内可以保持中高速增长。
张军告诉记者，他也对李总理谈了自己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看法。这次，他判断，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会保持8%。这意味着一旦各种生产要素潜力被充分利用和释放，中国经济不但不会下滑，还应该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而总理也在讲话中回应说，虽然一些多年积累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显现，但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仍具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能够支撑中高速增长，关键要遵循发展规律，坚定发展信心，掌握发展主动权，用更大的努力和耐力来推动。
说风险
什么因素在制约经济潜力的释放？
在当前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制约着经济潜力的释放？这或许也是总理召开本次座谈会最想从经济学家口中听到的信息。
张军对总理说，在他看来，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大挑战，是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社会融资与信贷如何配置到实体经济中去。
“很多人认为拉动中国经济下行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都过剩、投资机会少。这个看法其实并不完全对，投资机会少是因为投资在下降，大多数投资机会是由投资本身创造的。现在投资不足了，导致投资机会减少。而投资不足主要是由庞大的债务导致。”张军这样解释自己的观点。
“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形势，其实是2008年以来所经历的债务快速累积的结果。在经历2008年至2010年的超常信贷扩张之后，经济出现了过度投资和过度繁荣的局面。中国的信贷占GDP的比重已很高。尽管政府在2010年决定实施宏观调控，为过热的经济降温，但这也意味着过去大量信贷因此变成难以偿还的债务，为地方政府和企业迅速制造出巨大的债务拖累，从而使得我国的投资需求骤然回落。这一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向总理展示了一张“中国GDP增长与社会流动性”关系的图示。“从中可以看出，现在中国并不缺乏流动性，但流动性在2008年之后开始逐步脱离实体经济，也就是没有拉动经济增长。”流动性去哪儿了？在张军看来，巨大的流动性被用来偿还债务的利息与本金，进行债务滚动。
“债务太过庞大的严重后果是，经济会变得很脆弱，国家需要承担巨大的金融风险。”张军向总理描述了引发债务危机爆发的链条关系，一旦信贷密度达到一定高度时，商业银行和债券人会开始担心债务的安全，引发信贷收紧，从而导致债务风险迅速上升。如果没有足够的流动性，繁荣的经济就会突然失去增长的动力，出现“失速”现象，债务危机也会随之爆发。
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现在并没有爆发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影子银行”帮了忙。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始纷纷从“影子银行”中借钱用于偿还银行的利息，使得大多数债务得以滚动，但维持债务链不中断的成本越来越高。“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张军神色凝重地对记者说。
要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两位经济学家均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总理在最后总结发言时也回应了经济学家的建议，指出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和下行压力并存，要继续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坚持宏观调控正确取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创新宏观调控与推进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更加精准有效地实施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防范和化解风险，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增长、物价、就业、收入、环保多重目标协调发展，也为各类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条件。要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既着力深挖传统产业升级的潜力，又积极释放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的潜力，在实现稳增长、调结构双赢和促进经济行稳致远上持续发力。
说计策
张军：可以更多使用财政政策
要解决债务问题，张军向总理建议，在货币政策作用下降的情况下，可以更多使用财政政策，发挥国家信用，特别是中央政府信用的价值，可以进一步扩大地方债券置换的规模。
今年3月，财政部下达了1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额度，允许地方把一部分到期高成本债务转换成利率较低的地方政府债券。6月，再次下达了第二批1万亿元置换债券额度。张军说，推出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一举多得，能有效减轻地方政府负担，增加地方政府投资积极性，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
截至2013年6月底，审计署审计的地方债务中2015年需要偿还的债务为1.86万亿元，目前财政部发放的两次置换债券额度共两万亿元，已经超过2015年需要偿还的债务总额。不过，这只是暂时缓解了地方债务偿还压力。“今明两年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务有8万亿元到10万亿元，何况还有大量的企业债务，预计总规模在25万亿元左右。”
从长期看，他建议，要大力推进和发展债券市场发展，并建议未来的货币政策转型也要转到依靠债券操作的机制上。通过金融转型，将金融资源引导到实体经济中来。要组建和大力发展中国的机构投资者，同时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稳健的债券市场和多样化股权融资市场。国际经验表明，引导金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的主要渠道，是把分散的社会资金组织到大量机构投资者手中，包括产业基金、养老基金、退休基金、保险基金、大学校产基金等。
连平：加大货币政策定向调节力度
连平认为，未来要促进经济运行企稳并保持市场稳定，有必要全面审视已有的政策，针对性地开展调整，去除政策障碍和制度瓶颈。
他建议保持基准利率稳定，加大货币政策定向调节力度。当前进一步降息已经面临一系列制约因素，必要性也有所下降。应当将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作为下半年货币政策的重点。建议未来视外汇占款情况、市场流动性变化状况对准备金率进行适度、适时灵活调整。同时，进一步加大定向调节力度，更有针对性地促进中长期融资增长，有效降低中长期融资成本，加大对特定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
建议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略显坚挺。人民币正努力争取加入SDR，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正加紧推进实施，这些都需要稳定和略显坚挺的人民币汇率作为良好支撑。应密切关注因股市暴跌和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引发的境内资本流出压力加大和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的风险。建议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人民币汇率可能出现的异常波动，并针对可能出现资本流出和贬值压力做好准备，坚决防止出现汇率大幅贬值的情况。
他还向总理建议，努力保持银行业稳健发展。一是存贷比取消能够尽快落实，明确存贷比作为监测指标后的监管细则，通过降低银行负债成本来推动社会融资成本下降。二是尽快排查小型银行通过各种合法和灰色渠道参与股市的实际情况，评估其潜在风险，采取针对性措施，有效控制风险。三是尽快启动金融业营改增试点。
连平谈到了提升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效率的问题。他建议，严格按照预算积极有效地使用，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改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支持能力和平衡作用。调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节省的政府性预算开支迅速转换为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支出，为经济发展做好基础保障。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针对中小企业、“三农”、战略新兴产业等重点环节的减税力度，推进税制改革，激活微观经济主体活力。
从需求侧看，他建议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改善消费环境。要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切实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加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为居民生活提供基本保障，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扩大就业的同时增加居民收入，实现消费增速的提升。同时，要重点改善国内消费环境，比如整顿规范国内消费市场、改革调整消费税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基础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等，实现和促进消费回流。同时，合理引导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应适时调整，未雨绸缪，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他说，下半年若市场回暖情况不达预期，那么可以考虑的政策包括，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适度调整优化购房契税和售房个税等。对部分房地产库存高企的城市，仍有必要加紧采取收购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房等货币化方法，加快去库存进程。但供不应求依然突出的一线城市，现阶段尚不具备全面或者大幅度放开限购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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