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2日晚，复旦大学南土国际金融政策圆桌会第1期在经济学院808会议室举行，就“特朗普2.0与国际金融变局”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热烈的讨论。该圆桌会是由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与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联合推出的政策主题系列活动，承经济学院南土国际金融发展基金提供资金支持，旨在直面国际金融领域的重大现实热点问题，组织业界、政府、学界等多方力量进行深度对话，倡导“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咨政”，建立起沟通理论与现实、学术与政策、研究与应用的津渡桥梁。

本次会议邀请了来自学界、业界和政界的多位专家参与讨论，六位专家主讲人分别为：邵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原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建（西京研究院院长，合高股权投资(深圳)董事长）、丁纯（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院长）、信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台湾研究中心主任）、杨长江（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主任）、秦月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他们的研究范围涵盖了金融、经济、国际关系，美国问题、欧洲问题等多个领域。此次会议吸引了校内外众多师生及业内人士的关注，参与会议讨论的还有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尹应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中国自贸区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生导师王开副教授，以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陆洋教授、罗忠洲副教授、樊潇彦副教授、张涛副教授和邱实助理教授等，共同探讨当前国际金融变局、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等重要问题。会议由复旦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助理卢华主持。

会议伊始，杨长江在致辞中首先向与会者表示欢迎及感谢，之后介绍了主办本次会议的初衷。他强调，国际金融是经世致用之学，国际金融研究应走出象牙塔，深入现实问题。本次推出的政策圆桌会是一个新的尝试，希望能改变传统学术会议、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等活动的“同温层”特点，通过跨界、跨学科、多视角的思维碰撞以激发洞见、砥砺真知。

在主题发言环节，邵宇围绕“全球化3.5：人民币国际化与美元霸权”的主题，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的角度展开分享。邵教授首先回顾了全球化的三个阶段：1.0航海时代，贸易初步发展；2.0英国主导阶段，英镑成为国际货币；3.0美国领导阶段，美元确立霸权地位。每两个阶段之间会出现一次危机性的断裂。例如2.5阶段对应一战到二战的时间。他指出，断裂阶段的特征包括经济体内部剧烈的分化，以及全球的全面竞争。当前我们正处于“3.5”阶段，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显著，但美国面临国内福利被侵蚀导致的政治分化问题。特朗普的崛起正是这种分化的体现，是持续向美国价值回归的表现。关于中美贸易战，邵教授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贸易战只是短期的应对之策。他指出，比起权力更重要的，是制度问题和文化文明的冲突。中美冲突的解决不光需要谈判，中国应继续调整战略，强化内功，包括推进汇率改革、深化RCEP、“一带一路”合作等。

面向未来的4.0时代，中国，或者是比中国更重要的角色，将参与形成怎样的新货币制度格局？邵教授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虽有潜力，但取代美元并非易事。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他更赞同通过多元措施的推动，包括黄金、SDR、人民币国际化等，增强人民币的整体国际影响力。

赵建围绕“国际货币体系再寻锚与美元资产的未来”的题目分享了他的观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他首先抛出问题：“何为货币锚，现代货币还有锚吗？”接着他做出回答。货币的锚是指在实物本位制下，货币能兑换的特定物品，如金本位制下的黄金、抗战边区的粮食等。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锚是信用，其背后是信心。现代货币的创造与央行、银行资产负债表相关。商业银行贷款创造的资产和产能，就是广义货币的锚。这一理论可以解释MMT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同样是增发货币，为什么美国在通胀，而中国却在通缩？这是因为美元背后缺乏商业银行贷款形成的产能作为有效锚定，从而引发通货膨胀。而中国银行向实体部门发放贷款，锚定制造业产能、房地产、地方基础设施等，人民币流向制造业等领域形成产能过剩，从而出现通缩和资产价格缩水。赵院长指出，美国通胀是美元的最大困境。

在第二部分，赵建回顾历史，讲述了全球化、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美元作为世界通货的寻锚之路。他强调，布雷顿森林2.0体系下美元的锚就是全球化本身。特朗普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要釜底抽薪拿掉美元的锚。在第三部分，赵院长讨论了MAGA主义、美元的困境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他指出，如果美国坚持MAGA主义即国家主义，而不承担国际公共产品职能，那么美元将多次失锚。在这种情况下，谁来承担全球化3.5时代全球超主权货币的职能？赵院长提出了一些可能，如加密币、比特币、稳定币、中国的数字币、黄金等。赵院长也指出黄金再次受到关注，是一种“可悲的反祖现象”，他强调必须反思美元所面临的困境，解决美国的通胀问题和债务问题。

丁纯围绕“从欧元现状看当前国际金融变局”的题目分享其观点。丁教授首先回顾了欧元的发展过程。他指出，不同于其他主权国家货币，欧元不是真正完全独立的货币。自1999年正式诞生以来，欧元的国际支付情况和国际储备份额情况经历了先扬后抑的变化。但尽管遭受了欧债危机、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一系列挑战，欧元仍保持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从外汇交易份额、股票市场、汇率等情况来看，其作为储备货币的功能并未受到根本性动摇。接着，丁教授详细讲述了欧债危机后机制上所做的完善措施。在短期，欧盟建立了欧洲稳定机制（ESM）、通过再融资操作（LTRO）等应急举措化解欧债危机，中期着眼于强化财政纪律；长期，通过建立系统风险管理委员会及银、证及保监局加强监管，并通过建立与发展银行业联盟切断私债衍变为主权债的路径，创建资本联盟扩大欧洲直接金融规模等改变过于依赖银行体系等间接金融。弥补原先体制缺陷，有效缓解了成员国的债务压力和再度爆发欧债危机的压力。至于困扰欧元体系和欧央行的货币统一和财政分权的矛盾，2020年疫情时欧洲通过出台《下一代欧盟计划》及《再武装欧洲》中相关融资举措，已经变相地在向统一财政迈步，这提高了它的国际地位。

之后，丁教授分析了特朗普2.0冲击与欧元发展前景。尽管关税战对欧美债市、股市、汇市都产生了“三杀”，但丁教授对欧元未来前景持适度乐观的态度。原因有二：第一，欧元取决于欧盟本身的经济情况，尽管疲弱，仍为世界主要经济体颇具韧性；第二，欧债危机以后引入的体制上补救完善措施，如建立银行业及资本联盟举措，都有助于稳定欧元区应对个别成员国财赤和债务危机，不至谈虎色变重蹈2009年复辙。最后丁教授总结指出，欧元将维持其世界第二大货币的趋势。

信强从国际关系的专业视角，围绕“从国际格局演变看中美博弈”的主题发言。信教授首先结合中美之间以军事、经济、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实力格局，以及以利益观、规则观、秩序观为主要内容的影响力格局的发展变化，认为中美两国在上述两方面的差距都在不断缩小，在实力格局方面已经处于“准两极”态势，并将逐步向“两极”方向迈进；但在影响力格局方面中美差距仍然较大，如何予以补齐和加强，对中国而言“任重而道远”。之后信教授清晰明了地分析了特朗普2.0时期的政策来源，即美国第七任总统杰克逊主义，包括反建制、反自由化、反对外干涉。此外，信教授还关注到特朗普选举背后的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的转变，这也决定着美国未来的总统选举。

对于中国而言，信教授认为我们处于“最艰难也是最危险的阶段”。在经济方面要“内外兼修”，一方面推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自主自强，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外开放合作的力度；在政治和外交上应在必要时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措施，以斗争促合作。面向未来特朗普个人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交易性和破坏性，中国需要“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见招拆招”。对于目前的中美状态，信教授认为中国在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之际，需要在战略顶层设计、政策手段、方法措施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他还指出，下一步中国在美欧俄“三个力量中心”之间如何纵横捭阖、合纵连横，不仅会影响中美博弈的走向，也会直接影响到未来国际格局进一步的塑造。

杨长江围绕“全球安全资产问题与人民币历史使命”的主题，从安全资产角度理解当前的国际金融变局。他首先介绍了安全资产的概念，指出安全资产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石，而一个资产能否被视为是安全资产，关键在于危机时刻能否保持其价值稳定。当前美国国债是最为主要的全球安全资产，具有较高的“便利收益率”，即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筹措资金。杨教授指出安全资产问题是当前国际金融困境所在，所谓“新特里芬两难”具有两个版本，而这两个版本都与安全资产问题有关。经常账户版“新特里芬两难”强调由于美元是国际关键货币，美国需要通过经常账户赤字来输出美元，但这一赤字持续则导致美国对外净债务持续攀升最终不可持续。杨教授认为这一两难尚难以成立，因为美国对外负债端以美国国债等安全资产为主，对外资产端则以股权等高收益资产为主，从而出现了净债务越高反而来自外界的净要素收入越高的特殊现象，缓解了美国对外债务的压力。西方学者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将美国的角色定位从资产端的“全球银行家”到“全球风险投资家”，再到负债端的“全球保险商”：在关键时刻需要美国承担其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义务，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其“过度的特权” 与“过度的责任”相匹配，为美元霸权进行辩护。安全资产版“新特里芬两难”认为：美国为了满足全球对安全资产需求而扩大国债发行，最终导致债务规模过大而不可持续。杨教授认为这一两难并不存在，因为其中不涉及权衡与取舍，美国国债规模不断突破限额从来都是出于国内目的；但这一两难所试图反映的美国国债规模可持续性问题是客观真实的，美债真正的危险在于美元安全资产地位的动摇。近年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例如拜登政府时期的美元武器化、特朗普2.0政府在美国优先旗号下逃避国际义务、以及其政策的不可预测性等，都使得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信心产生疑问。

关于人民币，杨教授同样强调安全资产角色的重要性，认为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要在稳慎推进的同时，未雨绸缪及时布局，将全球安全资产作为未来的战略目标，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以贸易计价为主渠道走向贸易、投资、金融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他还指出，制约人民币走向全球安全资产的主要障碍在于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韧性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债市场，充分发挥香港离岸市场作用，推动上海离岸人民币市场发育，推动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

秦月星结合其多年国际财经工作实践，围绕“对当前国际金融变局的初步看法”，谈了三个观点：一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仍保持较强韧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全面改革，大幅提高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显著强化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加之区域金融安全网络的增强、各国外汇储备的增加以及主要经济体央行之间的双边货币互换安排，共同提升了国际金融体系的韧性。前几年疫情肆虐、全球经济停摆、供应链断裂，全球金融体系总体保持稳定，其韧性得到检验。其中，美联储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扮演了“最后贷款人”角色，美国财政部“直升机撒钱”、客观上发挥了“最后买单人”职能，这些都有利于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二是米兰报告“海湖庄园协议”若落实则会对全球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冲击，也会影响美元的国际信誉。当前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收缩”政策，反映了美国面临的内外矛盾，包括美元高估、双赤字、产业空心化、政治极化。然而，单边主义不是解决全球性问题之道，特朗普政府政策反复性更是会侵蚀美元的国际信誉。前段时间美国股市、债市和汇市同时大跌，是投资者“用脚投票”、抛售美元资产的结果。尽管如此，鉴于美元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网络性效应，美元的国际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尚难撼动，“去美元化”更多是被制裁国家不得不为之的选择。

三是人民币国际化要稳慎扎实推进。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大概率是朝向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方向演进，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从来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自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之后，大约花了50年才实现美元对英镑国际地位的替代。人民币国际化方向不会改变，当务之急要夯实经济基本面、不断提升金融效率，为人民币国际化做好充足准备。

尹应凯从“金融强国还是实业强国”的设问出发，指出中国尽管在实业方面具有很强的实力，但长期内面临人口问题和金融问题两大挑战。不管是主权货币的国际化程度、还是金融机构效率、评级机构竞争力，中美之间仍有较大差距。他认为，中国建设金融强国任重道远。面对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这可能是一场持久战、变化战、曲折战、综合战。中国一方面需要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全产业链等巩固实业强国的优势，另一方面需要夯实金融强国的基础，以更强大的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金融强国与实业强国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王开聚焦特朗普现象、国际金融变局、数字货币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三个方面，分享其观点。他认为特朗普现象只是暂时的，美国内部的相互制衡制度限制了总统权力的边界。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王教授强调“制度惯性”，其根源是国际政治和联盟体系。最后谈及中美数字货币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王教授认为人民币取代美元仍需较长的时间。

张涛从“增长与汇率脱钩”现象切入，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失衡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他指出，2012 年后中国经济增长与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性减弱，反映出宏观失衡问题。随着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通过荷兰病，即不可贸易部门适当的生产率下降，来吸收贸易部门劳动力，减少贸易部门有效劳动时间，才能避免对出口价格的负面冲击。但中国不可贸易部门（如服务业）进步过快，极大打压了贸易条件。他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比起构建国际货币体系更重要的是解决内需不平衡的矛盾。

邱实聚焦货币政策的“两难选择”：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扩大债券市场供给，可能推高利率加剧紧缩；若维持宽松，则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他结合数据指出，2015 年以来中国实际 GDP 年均增长 5%-10%，但基础货币增速仅 2%，显示货币政策的紧缩特征。对于特朗普的行为，邱老师认为这不仅是他的个人特征，还是他的位置所决定的。

樊潇彦对前面几位老师的发言表示认同。她总结指出，当前人民币适度贬值有助于缓解关税压力，稳定出口企业就业。从长期看，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将保持稳健升值趋势；但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仍需稳扎稳打、循序渐进。樊老师进一步分析认为，近期美国发起的所谓"贸易战2.0"让国际社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特朗普政府"治国如经商"的短视性。相比之下，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金砖合作机制和"一带一路"倡议，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挑战，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智慧。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最终取决于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

罗忠洲从国际货币惯性的角度切入，表明美元和美债在国际地位上仍具压倒性优势。美国要维持美元惯性，需要承担很多义务，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和黄金挂钩的刚性兑付义务、沙特石油美元购买美元特别国债的权利等。但1973年史密森协议后，美元与黄金脱钩，海湖庄园协议计划违约外国持有美国国债收益，对等关税政策实际也是为了降低美国维持国际货币霸权的成本。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当前人民币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发展速度较快，但资本项下的全面放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导致境外居民即使持有人民币也没有很好的投资保值增值渠道。中国“实业强，金融弱”的现状是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面对当前中美战略性竞争格局，中国有必要对国际金融新秩序提出中国方案，也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中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

张陆洋从科技金融的维度，提出他对美国霸权地位的见解。他使用“整个VC产业虽然占美国GDP的比重不到千分之二，但是由VC投资帮助到获得市场成功的高科技公司，所贡献的GDP在美国的占比却是超过20%的，带来53%上市公司的市值”的例子，表明美国金融强大的原因在于科技创新和风险投资，即科技金融。同时他观察到，美国的主权基金开始大量流向风险投资、创新创业的队伍在年轻化的现象，这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在科技金融和创新方面与美国的巨大差距。张老师认为，尽管中国在制造业、军事方面进步很快，但高端制造仍是短板，需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和对技术、行业的科技金融支撑。

会议最后，主持人卢华老师对会议讨论内容做出总结，她指出尽管大家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也有许多共识，特别是对变局的认知问题，都认为现在确确实实是处在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各种的不确定性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特征。今天的讨论非常深入，既涉及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包括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人民币国际化路径、欧元的国际化及其生命力等问题；也深入到了各国的内外不平衡问题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能影响。针对未来人民币的国际化如何更加稳健扎实推进的问题，多数命题都指向了金融强国建设的目标。讨论还提到了未来可能的研究领域。如国际货币体系惯性、多元货币体系构成、数字货币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金融与实体经济创新等等，这都有待于未来进一步探讨。

本次圆桌会持续近3小时，内容丰富多元，与会人员表示意犹未尽，期待下次圆桌会议中继续探讨其他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