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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 | 经济学院罗长远教授及博士生研究成果发表于《经济研究》

  发布日期:2026-03-03  浏览次数:

近日,经济学院罗长远和吴梦如的合作论文“技术进口冲击、企业进入与供应链自主可控”在《经济研究》2026年第1期发表。

作者简介

罗长远,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研究成果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经济学(季刊)》等中文期刊,以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China Economic ReviewThe World Econom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等英文期刊,获得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等多项。目前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吴梦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卓博)。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成果发表于《经济研究》《学术月刊》《世界经济研究》等期刊。

选题背景与意义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经历深度重构。供应链冲击的国际传导对国内经济活动的稳定运行带来了挑战,供应链安全和韧性成为各国关注的政策焦点。当进口外国投入品的成本或风险足够高,企业就有动力在本国寻找替代的供应商,体现出供应链本土化或本地化的倾向。然而,国内供应链能否有效缓解外国进口冲击的影响,现有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在设备、材料、零部件等关键技术产品面临进口受限时,国内能否催生和培育新的供应链关系,现有研究仍缺乏系统性的探讨。

在政策层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并提出“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等具体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在这一背景下,国内企业如何应对关键技术产品的进口中断?国内产业体系如何进一步完善以提升应对冲击的能力?如何培育本土供应链生态以提升关键领域的自主可控水平?通过评估技术进口冲击对国内供应链的影响并识别其作用机制,有助于理解外部冲击对关键产业本土供应链的经济效应与传导路径,也为中国制定应对措施和长期产业规划提供了参考。

主要内容和结论

基于2022年10月美国对中国实施半导体出口管制新规的现实背景,本文聚焦中国企业在半导体投入品制造环节“绝处逢生”的经济现象,通过理论建模与经验分析,从企业进入的视角,考察技术进口冲击对本土供应链的影响。在理论方面,通过构建区分供应商类型的搜寻匹配模型,引入技术扩散和空间经济设定,研究表明,技术进口冲击对本土投入品厂商进入产生正向影响。模型还揭示了行业从“外部依赖”转向“本土进入”的作用机制。在实证方面,基于物项管制和用途管制的政策特征构造城市层面的冲击变量,以2022—2024年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估计方法,研究发现,在受技术进口冲击更大的城市,更多企业进入了半导体产业的投入品制造环节。该结果在平行趋势检验、工具变量分析等各项检验后保持稳健。机制分析发现,在风险敞口高、市场潜力大和产业基础好的城市,企业更能够“绝处逢生”。拓展性分析发现,企业进入效应更显著地体现在多元型企业、非设备类企业和内资企业身上,高端环节的企业进入存在时滞。本文的贡献在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研究选题上,本文从关键产业企业进入的角度考察技术进口冲击对本土供应链的影响。企业进入是催生本土供应节点、提升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的必要条件,通过将研究对象从在位企业延伸至新进入企业,丰富了出口管制、高技术企业进入和供应链冲击这三支文献。二是,在理论建模上,本文通过引入供应商类型建立城市行业空间分析框架,捕捉了技术进口冲击后本土企业“绝处逢生”的经济现象,并探讨相关影响的作用机制,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一个盲点。三是,在数据和指标构造上,本文将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美国出口管制行业和产品清单进行匹配,同时对半导体产业投入品和最终品行业进行界定,并基于政策文本从用途管制和物项管制两个维度构造城市层面的冲击敞口,为相关经验研究提供了借鉴。四是,在实证方法上,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识别冲击的因果效应,基于地理性因素构造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使用文本分析等方法进行拓展性分析,相关方法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参考。

政策启示和建议

第一,要保持战略定力,推进技术攻关。本文发现,技术进口冲击激发国内供应链自发调整的内生动力,新企业进入有助于形成新的供应链关系。因此,主动应对冲击有利于推进国产配套,需加强预期管理和风险应对,为关键细分领域设立分阶段的发展目标,凝聚产业共识,稳步提升自主可控能力。其次,政策应着力薄弱环节,克服外部冲击带来的短期困境。在政策设计中应更加重视设备材料等高端环节,需制定长远规划,充分运用引导基金等耐心资本支持长周期攻关,释放积极政策信号引领带动社会资本参与,帮助企业积极应对外部冲击,加速实现技术突围。

第二,要激活产业生态,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首先,强化供应链协同匹配。应构建多环节协同的产业平台,鼓励上下游企业、研发机构及高校等主体高效互动,促进资源整合与能力互补。其次,促进技术交流与知识溢出。由相关部门牵头,引导行业协会建立供应链协作框架,明确知识产权归属、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等机制安排,以降低合作门槛和交易成本。此外,政府应为国产设备与产品提供验证支持,面向本土创新产品提供场景测试、可靠性验证等服务,加速其技术成熟与市场认可。同时,应进一步优化融资环境,可设立专项融资基金,在科创板、创业板为相关企业提供审核流程优化。最后,应立足产业链整体视角制定各类产业政策,充分考虑上下游各环节之间的联动,发挥政策的“乘数效应”。

第三,要完善统一大市场,提升关键产业的市场广度和深度。首先,要拓展关键产业的市场广度,释放新兴应用领域的牵引效应。应更加关注人工智能、汽车电子等新兴领域创造的广阔市场需求,通过应用示范等政策工具,进一步释放市场潜力,建立产品应用绩效与问题反馈机制,引导更多企业进入关键生产环节。其次,要提升关键产业的市场深度,增强供需之间的生态契合。应重视市场需求与具体环节之间的匹配度,鼓励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建设生产网络,带动中小企业深度嵌入配套环节。最后,在关键产业领域认证一批具备技术能力和一定市场规模的链主企业,鼓励链主企业与配套企业形成协同体,联合申报技术攻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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