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remy Greenwood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多方面影响。Greenwood教授的研究探讨了资本品领域的技术进步如何通过降低投资成本推动经济增长，以及金融市场技术进步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生产力和收入增长。此外，他还关注家庭技术进步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影响、婚姻和离婚率的变化，以及避孕技术进步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他的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技术进步的理解，也为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他的文章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等经济学顶尖杂志上。

Greenwood教授应邀于2025年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师生们讲授了Economics of the Family课程。之后我们对Greenwood教授进行了一次专访，以下是本次专访的内容回顾。

本期记者：

吴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访谈内容

Q1：感谢您开设《家庭经济学》课程，能否简述其主要教学目标？

Jeremy Greenwood：本课程的核心在于研究"库兹涅茨效应"对家庭结构的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曾研究经济体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长期结构性变迁，我们则借鉴其框架来解析家庭形态的演进。课程重点探讨：女性劳动参与率为何急剧上升？生育率持续下降的驱动因素、当代婚姻率走低的社会经济根源以及离婚率攀升背后的作用机制。

我们还将分析性革命、医疗技术进步延长预期寿命等宏观变迁。一个显著后果是：现代人生命历程中处于退休状态的比例远超以往。本质上，这门课旨在解构20世纪以来家庭结构与功能的革命性变化，剖析其背后的经济、社会与人口动力学。

Q2：您的课程从贝克-里德家庭生产模型（Becker-Reid model of household production）开始。在将这一经典理论应用于现代语境时，您遇到了哪些挑战？

Jeremy Greenwood：玛格丽特·里德（Margaret Reid）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通过她的博士论文及后来的著作《家庭生产》提出了家庭生产的经济学概念。加里·贝克（Gary Becker）随后将她的理论进行了系统化和拓展。贝克-里德模型与现代模型的关键区别在于建模方式。现代模型更加数据驱动，这使得理论预测能够与现实观察更好地吻合。

我们试图解释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显著上升，以及男女闲暇时间的同步增加。虽然我们仍然沿用贝克和里德提出的基础家庭生产框架，但要将其应用于现代社会，我们必须通过数学方法重新构建和形式化这一理论，以更好地捕捉和解释当代行为和经济变化。

Q3：本课程强调运用数学模型（如生育与婚姻决策模型）来研究家庭行为。这些工具如何帮助学生将个人选择与婚姻率下降、生育推迟等宏观社会趋势联系起来？

Jeremy Greenwood：数学在经济学中至关重要，它能确保理论逻辑严密、内在一致。通过数学工具，我们可以系统性地检验各种假设与关联，避免逻辑矛盾。现代经济学研究通常借助计算机验证理论。由于计算机需要精确的数学公式，形式化模型使我们能够将经济思想转化为可编程、可模拟的表达式。

这一过程让我们能够检验模型是否能够复现现实数据，并探索其预测能力。例如，我们可以模拟税率提高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通过数学编码建立的模型，可以在政策实际实施前预测其可能产生的影响。这种方法强化了个人决策与宏观社会趋势之间的关联性。

Q4：您在课程中讨论了家电等技术进步如何重塑家庭结构和性别角色。为避免过度简化这些复杂变迁，您如何将社会学和人口学数据整合到模型中？

Jeremy Greenwood：这是科学研究中常见的挑战。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指出，科学本质上就是抽象化的过程，而这相当困难。不擅长抽象思维的人常批评模型无法反映现实的复杂性。

如今我们运用计算机检验经济理论，能够纳入诸多重要的现实因素。但随着模型日趋复杂，它们可能沦为"黑箱"——人们难以理解假设如何影响结果。在真实性与透明度之间始终存在权衡：我们既需要足够精细的模型来反映现实，又不能复杂到无法理解其内部机制。这正是科学家和经济学家需要不断平衡的。

爱因斯坦曾警告过"过度拟合"的危险——即添加过多随意参数来迎合现有数据。这种复杂模型往往无法通过新数据的检验，反而会误导研究者。简言之，抽象化和简化虽必不可少，但必须谨慎权衡，才能构建出既实用又可理解的模型。

Q5：本课程还涉及家庭对健康和老龄化的应对机制，例如艾滋病对非洲地区退休规划和家庭结构的影响。当您将经济学框架应用于不同文化或发展阶段的社会时，会做出哪些调整？

Jeremy Greenwood：国别差异主要源于政策层面的不同。各国在税率、补贴政策、劳动法规（如遣散费规定）、失业保险、福利计划及其他社会保障措施上都存在显著区别。

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认为基础经济模型具有普适性，因为人类和企业的行为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大体一致。真正的差异在于政策环境对行为反应的塑造作用。

因此，我们构建了一个基于普遍行为假设的基础模型，但会输入特定国家的政策参数来解释观察到的差异。这种方法既保持了理论框架的一致性，又能帮助我们理解不同政策选择如何影响经济结果。

Q6：您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技术变革如何推动经济增长，而近年则转向技术如何重塑家庭生活。是什么促使您转变研究方向？这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深层联系吗？

Jeremy Greenwood：这种联系其实非常根本。最初，我专注于研究技术进步作为推动市场领域变革的主要力量——它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并改造产业结构。随着时间推移，我开始思考技术是否同样在重塑非市场领域，特别是家庭生活。

多年的研究证据表明，技术进步对家庭生活的改变程度丝毫不亚于对市场的影响。通常，相同的技术会同时应用于这两个领域：企业使用计算机和机器人，家庭同样也在使用电脑和扫地机器人。这种并行发生的变革激发了我的研究兴趣，促使我同时探索技术对家庭生活和家务劳动的影响，以及它对市场产出的作用。

Q7：您以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而闻名。能否分享一个家庭经济学研究案例，说明数据或校准如何显著影响模型设计？在将家庭模型与现实数据对照检验时遇到过哪些挑战？理论和数据在哪些领域容易出现分歧？

Jeremy Greenwood：最近我在研究美国阿片类药物使用情况时有个典型案例。大量医疗数据显示，人们使用阿片类药物的模式差异很大——有人从不使用，有人偶尔使用，有人成瘾，更有人因过量服用而死亡。

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用药行为？答案很复杂。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制药公司推广奥施康定等药物影响下，医生开始更激进地开具阿片类药物处方。虽然宣传称其不易成瘾，但奥施康定最终导致广泛依赖。随着更多企业进入市场，竞争压低了价格，使药物更易获取。最近，芬太尼等更廉价、更强效的合成阿片类药物通过黑市大量流通。

从经济学视角看，理解用药行为需要厘清多重驱动因素：初期医疗处方、合成药物可获得性，以及包括无慢性疼痛年轻人娱乐性用药在内的社会行为变迁。

为此我们建立计算机模型，模拟不同情景和公共政策下的人类行为。例如解毒剂纳洛酮在某些州推广后，实证研究显示其可获得性与用药量上升正相关——当人们认为纳洛酮能降低致命风险时，用药意愿反而增强。

这些基于真实数据的模拟能解如果药物成瘾性降低会怎样？或纳洛酮可获得性改变将如何影响用药量？但行为反应和复杂反馈效应的建模仍是挑战，这也正是理论与数据容易出现分歧的领域。

Q8：您提出的"脑力vs体力"框架解释了劳动力市场变化。随着AI和平台经济兴起，这个框架将如何演进以解释家庭分工和家庭构成的新模式？

Jeremy Greenwood：这是个极具时效性的重要问题。过去我们研究家电如何替代女性家务劳动，现在问题转变为：AI将如何同时替代市场和家庭中的人类劳动？

AI已开始接管人类工作，比如接听电话、回复邮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我的邮件系统能根据上下文智能推荐回复——这个简单例子生动展现了AI如何减少常规人力投入。

展望未来，AI和机器人技术将带来更大变革。例如马斯克宣布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可通过语音指令完成家居物品搬运等体力劳动。这预示着AI可能从本质上重塑家务劳动和职业分工。就像当年家电革命彻底改变家庭劳动形态，AI有望重新定义家庭成员的角色分工——尽管其全面影响尚不明确，这正是一片值得深耕的研究沃土。

Q9：您认为远程工作和灵活劳动市场的兴起，会不会带来家庭角色或生育决策的长期转变？这是否会促使我们重新构建家庭内部的时间分配模型？

Jeremy Greenwood：完全有可能。女性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生育通常需要产假，这会导致职业生涯的重大中断。在法律、会计等高压行业，即使是短短六个月的缺席，也可能危及客户关系和长期的职业发展。

远程工作提供了一个有前景的解决方案。它使女性在照顾新生儿的同时，能够保持职业联系和客户关系。女性不必完全脱离岗位，而是可以灵活参与，保持人脉和技能。这种趋势已经初见端倪——比如在美国，许多女医生与搭档或同事共享兼职职位，既兼顾职业发展，又照顾家庭。

这种灵活性降低了母亲身份对职业轨迹造成不可逆损害的担忧，让女性能够更可持续地兼顾高技能职业和家庭生活。随着这种动态演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家庭内部时间分配的模型，将远程工作和灵活时间纳入关键因素。

Q10：许多亚洲国家的结婚率和生育率都在急剧下降。您认为这一趋势背后的主要经济驱动力是什么？我们可能会面临哪些长期影响？

Jeremy Greenwood：主要驱动力是女性职业发展的角色。随着大多数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很多人不愿因生育而暂停或放缓职业步伐，因为这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和职业成本。近来技术进步，比如体外受精（IVF），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灵活性，特别是在职业早期阶段。IVF使女性可以推迟生育到30多岁甚至40岁，从而保持职业发展的连续性。

我在一些女性博士生身上亲眼见证了这一点——有一位28岁的学生考虑冻卵，以保留生育能力，计划在40岁左右、自己感觉准备好时再生育。这些生育保存技术正在重塑家庭规划，使女性能够更好地平衡职业抱负与母亲身份。然而，这种趋势也可能导致生育延迟和整体生育率下降，从而在长期带来重大的社会人口和经济影响。

Q11：回顾您的学术历程，哪些经历或导师对您的职业道路影响最大？您会给考虑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生什么建议？

Jeremy Greenwood：对我来说，最具影响力的是我的导师罗伯特·金（Robert King）。他现在是位知名经济学家，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经济学的深厚热情和令人敬佩的敬业精神。他的投入极具感染力，我们这些学生只需观察他付出的努力，就自然受到了激励。除此之外，他非常亲切，耐心细致地审阅我们的论文，总是给予细致且有建设性的反馈。

另一位重要的导师是诺贝尔奖得主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他非常慷慨地把时间留给年轻经济学家，但他时常挑战我们，质问为什么我们认为自己的研究有意义。他标准很高，既支持我们，也从不回避指出研究缺乏重要性的地方。

我还受到博扬·约瓦诺维奇（Boyan Jovanovic）的启发，他是另一位以广泛研究领域著称的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和约瓦诺维奇都经常在不同领域间切换，显示出多面性是一种优势。观察他们让我明白，探索多样的研究领域不仅可能，而且对学术发展有益。他们都是极具创造力的思想者。

Q12：您曾涉猎宏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人口学。年轻学者应当追求跨学科训练，还是先在某一领域建立深厚专业知识？您如何选择研究课题？您会给年轻研究者什么建议，帮助他们找到既重要又可行的研究问题？

Jeremy Greenwood：我认为研究生阶段应先努力培养广泛的通识知识。像普雷斯科特和约瓦诺维奇这样的大师，都是多面手，在多个领域都有深厚造诣。

有一本有趣的书叫《创造力》（Creativity），作者是一位心理学家，她研究了许多著名人物，试图揭示创造力的驱动力。她发现很难准确界定什么造就创造力，但一个关键特征是：真正有创造力的人往往是所在领域的通才。有趣的是，这些人也会高度专注于让自己闻名的那一件事。这点完美诠释了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他的思维深深聚焦于经济学，这种专注成为他创造力的根基。

书中还讲到其他领域的人物，比如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亨德里克斯的女友曾说，他几乎从不离开吉他，甚至在浴室里也弹。早期职业生涯中，他参加过各种乐队，吸收了多种音乐风格。这种广泛经历帮助塑造了他后来独特的创造力。

所以，结论很明确：先做一个通才，打好坚实基础，同时找到一个深度专注的方向。两者结合，才能激发真正的创造力和创新。

Q13：理论与实证研究之间的平衡往往很难把握。您对那些希望在严谨建模的同时，保持与现实数据紧密联系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Jeremy Greenwood：关键是要始终关注新闻中反映的现实问题。比如，人工智能现在是热门话题，到处都在讨论。但仅仅因为很多人都在做人工智能研究，贸然进入这一领域可能不是最佳选择。相反，应密切关注新闻，找出那些真正引起你兴趣且尚未被充分研究的问题。

另外，不要盲目跟风。我曾经问过博扬·约瓦诺维奇（Boyan Jovanovic），为什么他能变得那么出名。他告诉我，他有意避开大家都关注的话题，避免正面竞争。他更愿意追求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而不是追逐流行的研究主题。

同样，普雷斯科特（Prescott）和约瓦诺维奇（Jovanovic）都是创新者，他们不随波逐流。有时提出新观点会很困难，因为学术界往往抗拒那些挑战既定规范的人。

Q14：对于对家庭经济学或技术经济学感兴趣的学生，您建议他们重点学习哪些课程或技能？比如经济史、计量经济学或宏观建模？

Jeremy Greenwood：我会强调宏观经济建模和数值方法，因为计算机和计算工具在现代经济学中至关重要。应用计量经济学也非常重要，鉴于过去几十年统计方法的重大进展以及日益丰富的数据资源。

经济史在发现研究课题方面可能很有趣，但在我看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掌握。许多经济学家可以自行阅读经济史书籍，而不必通过系统的专业培训。所以，除非你对经济史有浓厚兴趣，否则不一定要专门深入。另一方面，像数学这样的科目往往需要正规课程学习，因为难度较大。我关于经济史的大部分知识都是自学的。

总之，我建议年轻经济学家重点掌握宏观经济学、数值方法和应用计量经济学，这些是必备的工具。

Q15：您有哪些习惯或策略帮助自己在研究中保持高效和富有创造力？对于长期平衡教学、写作和学术服务，您有什么建议？

Jeremy Greenwood：我发现定期更换研究课题有助于保持工作的活力。有一篇论文叫《死木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Deadwood），它指出很多研究人员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他们在某一领域成名后，害怕转向新的领域，担心重新开始时没有名气，导致逐渐被边缘化。

确实，转变研究领域很令人畏惧——你对新领域了解较少，没有建立起人脉关系，有时学术圈也不那么欢迎新人。这也是为什么像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这样的经济学家会遇到挑战。他在金融领域很有名，但当他转向计量经济学领域时，没能完全被接受，反之亦然。许多新思想往往来自于那些没有过往声誉束缚、能够自由探索创新方向的年轻研究者。而年长的研究者通常会依赖以往的成就，这限制了他们创新的能力。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和博扬·约瓦诺维奇（Boyan Jovanovic）是罕见的例子，他们不断转换研究领域，这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