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从企业主体的实际运作和真实感受上去下功夫、做文章。”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寇宗来对《财经》记者表示，所有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归根结底要让企业降本增效，有获得感，能合法合规赚钱。一切的成效，要看企业是否愿意以此为基地，愿意并能够可持续地扩大生产。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路线本来有多种，锂电池本身最不被欧美日韩车企所看好。但是，中国通过持续且科学的产业政策鼓励消费、完善基建、集中科研攻关，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技术的策源地、最大的新能源消费市场，让他国车企开始效仿加入。
“这已经不是讨论是否需要产业政策的时代，要讨论的重点是，如何提高产业政策的效率。“寇宗来认为，在重大技术变革的关键期，地方政府有计划、成体系地适度靠前，促进当地产业升级和转型是一种有为政府的积极表现。在这期间，需要有科学的规范、开放包容的环境，以及亲清的政商关系，用合适的政策和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可持续地提高收益。
寇宗来强调称，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等公共资源，充当了市场中企业家和投资家的角色，有效助力当地产业发展。要扮演好这样的角色，首先，地方政府要有所担当；其次，需要专业化的招商引资团队；最后，要有格局、定力，还要有相对宽容的制度环境。
地方政府需要有为出击
《财经》：在产业转型的关键期，龙头企业的带动性很显著，比如沈阳的华晨宝马、宜宾的宁德时代，由此直接串联了整个产业链，成为当地工业发展的压船石。
寇宗来：这些企业往往会扮演产业链链主的角色。就比如在沈阳的华晨宝马，其庞大的市场需求，能够导入上下游产业链，并实现融通创新。后者尤为重要，能够助力中小企业研发、形成一种共生共赢的产业生态。以宜宾在新能源产业里的转型为例，作为酒都，宜宾五粮液上缴的利税，以及强大的资源实力，其实是帮助当地跨界创新的底气来源之一。另外，在其中，一些头部企业也会乐意去投资培育新的项目、中小企业，扮演了风投的角色。
《财经》：在调研中发现，地方政府在产业转型期间，站位十分靠前。
寇宗来:你所说的宜宾、合肥模式，牵扯到目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企业风险投资(CVC)。和传统单纯提供资金的风险投资不同，这种由大型企业所主导的产业投资更强调把相关技术、团队与所在城市相互匹配融合，促使技术和资本高效互补。而且，相比于传统风险投资，这更能构建一套相对闭环的产业生态，其中的投资往往能够实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从总量上获得收益。闭环产业生态的本质，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将各种外部性内化了。
▲2023年2月16日，江苏常州市，在上汽时代动力电池统有限公司车间，工人在安装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图/新华
《财经》：坦白说，在公众所熟知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中，这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会被看做扭曲了市场的供需关系，难以让市场的手快速配置、调节资源?
寇宗来:目前的主流经济学教材，讲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在这套叙事方式里产业政策被污名化了，说它扭曲了市场。谈及传统的产业政策，总说它是有选择性，不是公平的。事实上，哪怕是一个普适性政策，从各主体的收效来说，总是有差异性的。几个说得上名字的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使用过不少产业政策，支持龙头型、引领性产业。等体量上来了，变成制造业强国了，就会转身成倡导自由贸易的急先锋。在我看来，产业政策的内涵和外延都需要重新定义。我们知道，经济发展离不开产业发展，与之相关，学界经常忽略一个要点是政府招商引资后做的大量投资及配套工程。比如，新修一条路，表面上看起来是公共政策，但如果这条路就建在某个大型重点项目附近，它更重要的角色是配套工程，是促进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因如此，我觉得相对于“产业政策”，“产业发展政策”更为要当，因为这强满了要以“产业发展”为核心来理解和制定各种相关政策。
《财经》：也就是说，政府配置公共资源时，受益主体的获得感是天然不对等的、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以往这大多被归属于公共政策。您认为，这应该被算作产业发展政策吗?
寇宗来：当然这个概念也是有边界的，它是围绕特定产业发展所做的政策配套。回望中国经济发展的几十年历程，借助相关配套政策，中国造就了完整的、无可比拟的产业链。此外，在经济发展备受挑战的时刻，私人企业大多会选择减弱投资；相比之下，对市场价格信息没那么敏感的政府往往能够跨越周期，做一些带有长期性的项目，给了后者发展的机遇窗口。
《财经》：这对政府与官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多的技能，拥有和承担更大的权责。
寇宗来:坦白说，在此期间，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等公共资源，充当了市场中企业家和投资家的角色。为了产业的健康发展，有些点是经济企业家难以解决的，比如基建、融资、人才池等等，这需要的是政治企业家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后者才能打破常规、办成事情，最终谋求到超额收益，让当地发展得更好。要扮演好这样的角色，有三点要求：其一，地方政府要有所担当；其二，需要专业化的招商引资团队；其三，要有格局、定力，还要有相对宽容的制度环境。
鼓励创新要容忍失败
《财经》：客观来说，投资是有赔有赚的，回报周期通常也很长，一个决策下去，在收益之前的压力很大；如果不成功压力会更大。这会影响地方政府参与的动力。
寇宗来：过去几年国内涌现了很多超前规划的产业新城，在规划、建设、交付运营的初期，都有批评浪费的声音。不过，其中有一些在成功导入产业后，实现了快速崛起。从个体城市来说，是有赚有赔，但从全国一盘棋的视角来看，一个新城的成熟与发展，总体收益往往能够覆盖和弥补其他在发育中的新城。我想强调的是，不能唯结果导向(当然更不能不看结果）。毕竟决策要预判未来，谁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在和地方政府沟通调研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一票否决制确有存在的必要性，但要警惕被过度滥用。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官员过于谨小慎微。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机制体系，以相关部门在评判过程中是否尽职尽责作为判定标准。
《财经》：允许失败是孕育创新的土壤。在城市调研中，我们发现不同城市对于项目失败的接受程度不同，有的目标达成六成也能接受。当然，前提就是您说的要尽职尽责做好调研。
寇宗来：失败容忍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对市场波动，要有所定力。必须认识到，成与败往往是需要时间才能得到答案的。比如当初的光伏行业，发展过程中曾经遭遇重大波折，此前的头部企业衰落后，却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市场，遍布全国乃至全球。就像种子一样，为下一轮的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财经》：在这期间，不同政府也在竞争，引入朝阳产业、头部企业。这会不会出现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
寇宗来：短期内或许如此，但时间一长，这一限制就会被打破。当一个城市，在相关产业中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必然出现一些不利于发展的因素。比如地价上涨、配套政策吸引力下降，甚至地方政府也可能会因为眼光高了，或者基于产业布局通盘考虑，而拒绝掉一些有风险的未来项目。这就让其他城市发展有了空间。所以，并不会出现所谓的赢家通吃。
《财经》：能否给出一系列的指标，让城市对应参照，提升自己制定产业发展政策的综合水平?
寇宗来：不存在可以直接复制的套路，也没什么标准答案。各个城市之间的经验各不相同，有句老话说得好，“学我者生，类我者死”，不同城市的综合禀赋、资源、文化、定位都不相同，是不能简单模仿照搬对象城市经验的。从组织来说，当然需要专业化的团队才能做专业的事情。但是，因为任何人的时间精力和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因而在牵涉面广、干系重大的组织决策上必然会面临“外行领导内行”的挑战。为应对这个挑战。做最终决策的“外行”，就必须有超越“内行”的远见和洞见。特别是相比于单一领域的专家，他需要更为广阔的思维、认知和资源整合能力，才有可能具有洞察产业发展趋势的能力。
《财经》：优化营商环境是每一个城市的口号、也成为一系列新政的依据，那么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效果呢?
寇宗来：很简单，就三个字——获得感。要问问企业，有没有降低运营成本?比如办事流程和周期效率高不高。换个角度看，就是企业在这种环境下能不能合法合规地、可持续地赚钱。如果广义地看营商环境，则包括当地相关产业的配套成熟度，是否达成了产业集聚，实现了规模效应，整个上下游产业构建了一整套产业生态体系，并形成有效的贴条机制，降低运行成本、提升运转效率，提高整个链条上各个企业的竞争力。
《财经》：这需要地方政府要懂得企业，愿意真正倾听企业需求。
寇宗来：归根结底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如今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目的就是为了找到症结点，制定真实有效的政策，让企业能够有实打实的获得感。一切都要看企业是否愿意以此为基地，愿意并能够可持续地扩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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