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与发展”系列讲座十——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学术论坛

余博士首先介绍了现有的中国刘易斯拐点的研究思路，并就刘易斯模型与刘易斯拐点阐述了自己的认识。当下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是直接通过劳动力市场供求在数量上的变化情况，或通过比较刘易斯拐点前后因劳动力资源稀缺性导致的各经济变量状态存在的差异特点来推测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余博士认为刘易斯模型中，出现在资本部门与传统部门边际产品相等时的第二个拐点才是决定性的转折点，将刘易斯拐点与劳动力资源的稀缺性等同起来的实证研究并不符合刘易斯模型的真正含义。

接着，余博士介绍了在资本积累视角下对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实证研究。基于新古典模型，并采用了我国1991-2008年的分省数据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发现劳均资本与资本存量增长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表明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替代效应。另一方面，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则会提高资本积累速度，表明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呈现互补关系，相对于资本需求的劳动力稀缺性现象在中国还并未出现。同时，由于我国的资本积累速度与劳均资本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新古典模型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前实际可能并不一致。基于以上分析，余博士认为，“民工荒”和“加薪潮”的到来可能仅仅是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刘易斯第一拐点，而不是关键的第二拐点。

此后，余博士介绍了基于企业微观数据对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实证研究。通过采用我国工业企业数据，体现了刘易斯模型两部门分类的本质特征，避免了当前实证研究中数据都未能体现部门分类的问题。通过对不同要素密集行业和不同地区间劳动力价格与资本收益率关系的对比分析，余博士发现资本收益率与人均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要么为正，若为负向关系也只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并没有使资本收益率出现显著降低的趋势。另一方面，从地区分类回归数据结果也可以进一步看出，不论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在非熟练劳动力较普遍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里，资本收益率与人均工资之间不存在显著负向关系，说明劳动力价格水平的提高还远远没有侵蚀到资本收益，这一结果表明刘易斯模型意义下的中国经济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论断是值得商榷的。

从资本积累视角和结合资本市场与劳动市场关系的实证研究都并不能得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结论。对此，余博士分析认为可能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1）目前出现的某些类似于刘易斯拐点特征的经济现象，只是源自现存的一些制度性约束导致，这表明中国经济可能只是到达了刘易斯制度性拐点；2）刘易斯模型和刘易斯拐点概念对于分析我国复杂的现实经济问题时可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刘易斯模型本身也存在着一些缺陷，用刘易斯拐点这个简单概念不足以概括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复杂现象。

在余宇新博士的学术报告结束之后，李慧中老师、李洁明老师、马涛老师、封进老师、高帆老师、孙大权老师、冯剑亮老师等就相关问题与余宇新博士进行了交流，包括如何划分二元部门问题？工资改变的背后机理是什么？二元结构反差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等等。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