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0日13：30-15：00，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转型与发展”系列第143期讲座在经济学院泛海楼514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主题为“Strategic Manipulation of Capital Control Spillovers: Discretion versus Commitment”。报告由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聂光宇教授主讲，陈登科副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聂老师简要介绍了本项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当本国的资本管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价格上的“溢出效应”时，政府是否应当基于本国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对资本流动进行策略性的操控？鉴于资本流动会同时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状况构成影响，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政府是否具备可信的“政策承诺能力”，抑或只能采取“相机抉择”策略。这将深刻影响最优政策的设定与效果。为回应这些问题，报告先后构建简单的三期动态模型、无限期随机模型，并展开了相应的实证分析，系统分析了最优资本管制如何受到净国际资产、跨国外部性结构与制度约束的共同作用。

在理论部分，聂老师首先介绍了两期基准模型，指出最优资本流动税率等于对手国资本需求弹性倒数，结构上与国际贸易中经典的“最优关税”公式一致。扩展至三期模型后，研究发现：若政府无法承诺未来政策，仅能调整决定当前政策时，则本国净对外资产越高，对资本流出征税的动机越强。资本净债务国倾向于征收资本流入税以压低借贷成本，顺差国则倾向征收资本流出税以提高国际利率，从而改善本国跨期贸易条件。而在具备完全承诺能力的情形下，政府倾向保持资本自由流动，避免预期扭曲，从而实现跨期福利最优。

为检验模型预测，研究团队构建了量化模拟框架，以中国与美国为代表经济体，采用全局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GDSGE）进行求解。模拟结果显示，在具备承诺能力时，本国（A国）通过资本税可实现福利增益；但在缺乏承诺、政策相机决策调整的情况下，尽管资本税短期优化资源配置，却因影响对方预期而导致长期福利反而下降，凸显承诺机制的重要性。

在实证分析中，团队利用国家层面的面板数据，结合政治制度指标度量政府承诺能力。结果发现，在承诺能力较弱的国家，净对外资产越高，资本流入限制越严格；而在制度健全、政策可信的国家中，该关系不显著。文章进一步分析选举年这一承诺削弱时点，发现资本净债务国在选举年更可能加大流入限制，呈现“资本政策政治周期”特征。

（由博士生梁珮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