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系推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话研究”系列学术讲座 | 第七讲

经济系推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话研究”系列学术讲座

第七讲：“产业最优政策规则与长期可持续增长”

6月1日下午，经济系主持的“转型与发展”系列学术讲座第112期在学院514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由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陈昆亭主讲，由经济系王弟海教授主持。本次讲座也是经济系正在组织开展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话研究”系列研讨交流的第七场讲座。陈教授所讨论的主题是：产业最优政策规则与长期可持续增长——有限需求假设下经济动态研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汪立鑫教授、王永钦教授、韦潇教授、高虹讲师、陈登科讲师等20多位师生参加并进行了讨论交流。

陈教授开篇指出：现有经济学理论很难对产业经济中的很多倒U型现象做出解释；在研究宏观经济周期时，传统理论总体上都假定需求水平与收入水平相关，却忽视了有限需求的概念，即每一种产业的需求都是有限的，在达到一定水平后都会趋于饱和，不再随收入增加而增长。因此，陈教授这次讲座的创新性主要在于在现有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有限需求的概念。

陈教授通过数据指出，对比中美“大合流”，美国工业化具有明显的“倒V型”特征。那么，这种工业化倒V型特征是否是内生性特征？它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如何用经济学解释？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是否也会形成“倒V型”？传统的增长理论存在哪些根本的缺陷限制了对新时代经济发展现实的解释力？陈教授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了对产业和经济周期的思考。

观察美国从轻纺产业到信息产业的支柱产业变迁史及其份额变化，陈教授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产业变迁受资本利润率驱动，具有内生性。第二，产业周期受产品饱和期的约束——有限需求逻辑决定产业周期特征。这说明产业周期与经济周期存在内生性和关联性，而传统的RBC周期模型却依赖外生扰动，对内生性解释不足。为此，陈教授建立了一个多部门模型，考虑了劳动结构、技术结构方面的异质性，及技术内生选择机制，在有限需求假设下，研究内生周期与增长现象。该模型的主要假设为：第一，有限需求饱和水平是刚性的，不容易随收入变化，这也是该模型的核心假设。第二，人们是理性的，具有相似性的需求偏好。第三，假定有纵向和横向两种技术进步，横向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政府对基础研究的大量投入。

根据这一模型，陈教授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家庭收入结构与总需求之间存在负相关：代表性商品i的社会总需求与市场规模呈正比、与饱和需求水平正相关、与价格水平负相关、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以及产品效用权重参数正相关；与家庭收入结构性参数m负相关，即收入差距越大，总需求越小。第二，产业发展具有周期性，一味地大量投入并不一定对社会产生正向影响。在产业发展初期，纵向的产业技术进步能够增加就业；但是产业技术达到一定水平后会挤出产业工人，降低就业。第三，横向技术进步初期会带来正效应，即当技术水平较低时，劳动收入较高。但随着劳动人数的增加，劳动收入会下降。与此同时，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终将达到反转水平，即形成负效应，达到全局均衡解。第四，我们假定“理性有为”的政府采取稳定的最优规则性政策，则最优横向知识进步率与纵向技术进步率存在“互偶”关系。

最后，陈教授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总结了理论创新方面的要点：第一，长期经济增长率决定于两个方面：一是决定每一个新生产业增长期的长短的因素；二是横向创新发生率。这进一步决定于基础研究劳动的产出弹性参数和创新贡献率参数。这些参数决定于基础创新型劳动素质、激励机制、和基础教育投入。陈教授进一步强调，某种程度上来讲，长期增长其实就决定于教育的投入。第二，纵向技术进步只有短期效应，这是由市场行为决定的，而横向技术进步和产业增长期则决定于社会计划机制。

最后，与会老师对讲座内容纷纷展开了深入探讨。王弟海教授讲到，如何将需求引入宏观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一直在试图解决的问题。诸如新古典模型、索罗模型等经典增长模型中，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都属于供给侧，需求侧很少被考虑进去，而我们现在的经济矛盾在需求侧而非供给侧。汪立鑫教授谈了自己的一点体会。他说，国家的产业布局是由资本家推动的，而资本家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中美之间最大的差异就是中国的产业布局既要兼顾到资本家又要考虑到国民的利益，解决多数人的就业问题。目前讨论的模型考虑的仍是一个封闭的市场，现实中产业垄断和国际接轨的产业分布可以进一步被考虑进去。

本次讲座创新性的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有限需求理论，来分析产业政策和可持续发展，弥补了传统内生增长理论对现实发展解释不足的缺陷，对均衡稳定的可持续增长方面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场的学者纷纷表示受到了启发，达到了预期效果。

（由博士生游怡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