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8日 15：30-17：00，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1报告厅，来自Oxford University 的Prof.John Knight 做了题为“Why Does China Invest So Much?”的讲座。报告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钊教授主持，陆铭教授、封进副教授、寇宗来副教授、王永钦副教授以及经济学院的部分学生参加了这次讲座。
Prof.John Knight的报告主要是基于目前正在写的一部著作里关于增长理论、政治制度、跨省与跨国增长的回归分析、贫困、不平等以及劳动力市场等章节的部分内容。通过研究发现，物质资本的积累对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投资产出比每年基本维持在30%-40%的水平，如此高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这样我们不由得会提出如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会有如此高的投资率？从投资的需求方面来看，根据新古典竞争均衡的分析框架，高投资率反映了高利润率，这一效应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投资回报率而得到。高的投资回报率暗示了经济处于非稳态，资本劳动比低于均衡状态水平，这时资本积累就会加快，资本劳动比就会向均衡稳态靠拢。接下来Prof.John Knight介绍并评论了近几年关于中国投资回报率的一些最新文献，厘清了这一领域的大致研究进展。
Prof.John Knight指出，在大多数国家，如果都象中国这样有如此高的投资的话，很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宏观经济非均衡问题（因为其他国家的储蓄率普遍比较低），这样的高投资往往不能持续。那么中国又是如何处理的呢？答案可能在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高储蓄率：在企业层面，利润更多的用于投资和储蓄而非与职工分享；在家庭层面，独生子女政策很大程度上引致了家户的高储蓄；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储蓄倾向也是愈来愈高。
Prof.John Knight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是扭曲的和非效率的，改革近30年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一直处于一种压制状态（利率低于市场出清水平），而在这一过程中国有企业得到了更多的好处。既然这一体系是非效率的，那么为什么投资没有受到影响呢？资本流动的相对畅通可能是一个原因。就目前我国不成熟的金融体系是否增加了投资资源配置的成本这一问题，Prof.John Knight提供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几种代表性观点。在这之后的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中国如此高的投资率能否持续？至少在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投资率下降的任何证据。Prof.John Knight给出了以下几个代表性解释：中国经济起点的非均衡、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结构改革、人力资本的增长以及技术进步等等。由此Prof.John Knight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着潜在的风险（目前正经历一个良性循环圈：高自信—高投资—高增长—高预期；但是，一旦出现一个大的负面冲击，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日本1990年资产泡沫破灭前后的处境）。
最后，Prof.John Knight总结到，关于中国投资率的相关研究文献相当之多，但是有关于中国投资率为何如此之高我们仍然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而只能有几个大致的推断：对投资的需求确乎非常高、而且储蓄率差不多与投资率一样高、低效的金融中介并不能有效遏制投资过快的势头。
在回答听众提问阶段，Prof.John Knight又谈到了其他一些问题。诸如怎样测量投资效率，出口与人民币升值，怎样保证投资效率等等。陈钊教授最后发表了评论，并提醒到，中国国内近来出现的一系列危机同样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整个报告学术气氛十分浓厚，老师同学纷纷发言提问，Prof.John Knight一一给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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