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在自己的办公室与来自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的著名经济学家John Whalley 教授再次见面，我们的谈话涉及两个中心的合作，也交换了对全球不平衡和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有意思的观点。John Whalley 是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计量经济学会会员，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欧洲经济顾问组织CESifo全球经济研究室主任，加拿大全球治理创新中心（CIGI）首席研究员。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主要开创者，国际贸易、可计算一般经济均衡、公共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研究领域的资深教授，曾任The World Economy杂志主编。
就在前不久，中国的年轻经济学人曾经组织过一次关于中国经济研究的大洋书面对话活动。活动的起因是 John Whalley 教授与在其数值模拟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学者的一次日常学术讨论，当一些国内学者看到这个谈话的整理稿后，建议将谈话整理发表出来。Whalley 教授由于担心自己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理解不全面，他建议请几位和他熟悉的中国著名学者参与到其中来。下面是John Whalley教授的发言内容以及我应邀写下的简短的评论。
John Whalley：近年来，我一直比较关注中国经济，多次到中国，和政府部门、重要的研究机构、大学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个现象需要引起关注，许多青年学者试图跟随和仿效西方经济学者的研究。他们似乎认为，在其学术研究生涯中最重要的事是在北美和欧洲的杂志上发表论文，提高国际排名，以取得职业晋级。但是，这些北美和欧洲杂志论文里用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分析框架很多并不适用于研究中国问题，我的建议是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些调整和修正，比如在简单的经典最优化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一些具有中国特质的东西，诸如集体身份认同感、全民所有的生产单位（国有企业）及其它。中国的一些青年学者似乎忽视了中国国情，一味机械地模仿国际杂志上论文的范式。仅仅简单地将新古典主义模型生搬硬套地运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能会导致错误。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思考适合中国经济特色的独特的经济学。
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部门结构，这跟外国部门结构大不相同。另外的一个特点是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而非个体身份认同。我读过一些西方学者写的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行为的论文，他们在论文中描述的效用函数是商品消费和休闲的函数，而没有考虑到家庭。而在中国每个人是在为家庭工作，个人的决策考虑了家庭利益，所以我们在做研究时需要给出家庭的效用函数。西方文明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平等自由的价值观，每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东方的儒家文化强调群体价值，家庭是组成社会的个体单位，儒家认为个体始终处于个人、家庭、社群的网络之中。
如果仅仅将西方的模型应用到中国，将会得出非常有误导性的结论。就我在中国的经历而言，我和不同年龄的中国一流学者有过深入的交流，当我和正居于决策层的一些资深中国经济学家（如六十或六十岁以上）交流时，他们对此现象也忧心忡忡，一些青年学者试图直接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他们对这些青年学者能否真正了解并解释中国问题持谨慎的态度。所以，我感觉在目前正居国家决策中枢的资深经济学家和青年学者间可能存在很大的认知差异和知识结构上的代沟。青年学者希望未来几十年间中国经济学研究能更快速地向西方靠近。可是，这恰恰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学中面临的很大的问题。
目前中国一部分青年学者认为钻研模型技术比了解中国经济更重要。据我了解，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是专业晋升中最重要的事情， 而国际期刊通常没有关注到中国经济的特性。在政治科学中，美国政治和加拿大政治是不同的课程，因为各国的政治制度是迥异的。在经济学中，通常将马达加斯和法国、美国按相同的研究方法来处理。但是，应该在经济学研究中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特点，在我看来，这一点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来说尤为重要。
近三十年来，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技术来进行政策分析一直是我的研究方向之一。在中国，一些青年学者对CGE模型存在误解，认为文章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复杂的模型。在某些人看来，对文章评价的标准不是文章的思想性，而是模型中有多少个方程，以及方程结构的细致程度。此外，对于数值模拟得出的结论的应用要审慎，这些结果是参考性的，而不是精准的，不能直接精确地用于政策决策，而仅仅是提供适当的方向性的指导。
对于上文中我提到的问题，我知道许多的中国青年学者也意识到了这点，但有时不得不因为专业上的晋级等问题而身陷误区。也有一些青年学者正在试图改变这个情况。美国金融危机引发西方经济学者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我想，这也是中国学者思考中国经济学发展道路的好的契机，特别是对于中国的青年学者而言。
Jun Zhang：对于经济学家，尤其是年轻的中国经济学者而言，研究经济结构和体制均不断转型中的中国经济问题是不容易的。这个难度被 John Whalley教授的评论典型地指出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多数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这样看问题。实际上，20多年来，我总是可以听到比我年长的经济学家发表这样的看法。
可是，作为年轻的经济学者，并不容易体会这种看法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年轻学者总是更多地从他们阅读的他人的论文中寻找研究的题目，其结果往往是，我们可以在理论模型中修改或者变化一些东西，或者在中国的经验素材上直接使用他人经验实证的方法和技巧。这样的做法之所以很普遍，主要是因为我们大多数研究论文的作者仅希望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在中国观察到的现象，并不追求“思想进步”，也不怎么进一步去关注自己的研究对政策选择的意义和实用的价值，至少后者实际上在大多数研究者的工作中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部分。
因此，模仿现有的范式和技巧不一定伤害论文的质量而又可以满足现有经济学期刊的基本要求。在中国，我们常常看到，年轻经济学者的学术研究与公共政策研究者或者政策咨询者之间的联系是非常薄弱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没有什么关系。这反映出大多数年轻经济学者对问题的关注并非来自于对政府政策的关注，而可能来自于他人的论文和现有的文献。
我们自己，包括像John Whalley这样的海外的经济学家，总是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有贡献。这样的想法自然是假设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有独特的经验价值。这个假设在当代经济学家内部当然是有争议的。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假设，而且我相信更多的经济学家会接受这个假设，那么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的方式就值得我们不断去检讨，我们需要寻找更多的发现理论的机会。对经济学而言，中国的贡献肯定是来自我们能提出的（新的）思想和理论而不是来自对现有理论的直接应用。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的是，在中国的经济学学术范式转型期间，John Whalley教授指出的那种情况并不一定十分糟糕，也不会一成不变。状况是在改善。总的来说，在中国，我们总是可以发现，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年长的经济学家总是比年轻的经济学家能更好地体会中国的制度环境，能较好地观察现实、对政策有更多的感悟，也相对更能关注大的和更重要的问题。这说明经验、阅历和观察中国的时间积累均可能在影响着对中国经济研究的态度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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