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复旦大学和巴黎一大联合举办的“转型期的社会保障国际研讨会”于2009年5月15-16日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514会议室顺利进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系主任蔡江南教授和巴黎一大经济系主任Berthelemy Jean-Claude教授分别致开幕辞。来自巴黎一大的Prof. Coricelli Fabrizion, Dr. Erhel Christine, Dr. Guergoat Larivière Mathilde, Dr. Bazillier Rémi, Dr. Hirtzlin Isabelle等七位学者，复旦大学的丁纯教授、封进副教授、何立新副教授、张晏副教授、寇宗来副教授，以及经济学院的十几位硕士、博士研究生参加了研讨会。一国在转型过程中必须实施一些相应的社会政策来降低转型成本，保证转型的顺利推进，中国和中欧、东欧各国在转型过程中也是如此。因此，该研讨会对这些国家在转型期实施的社会政策和遇到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和经验总结，特别是欧洲各国的经验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大家对社会保障、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和转型速度的关系进行讨论。Coricelli Fabrizio教授指出转型包含劳动力在部门间、企业间和行业间的大规模的再配置，但工作转换过程伴随着风险——不是离开原来部门的所有工人都将会在新部门找到高生产率的工作。他们中有些人将会失业或从事低生产率的工作。社会保障可以使得那些离开原来部门的工人避免这些风险。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保障不但扮演着维持公平的角色，而且还会影响工人的转移决策和转型的速度。Coricelli Fabrizio教授还对中欧、东欧以及前苏联国家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丁纯教授指出，中国转型期的劳动力重新配置更多是地区间的转移，但是，这些国家的经验对于中国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Bazillier Rémi博士对收入在劳资间分配和金融危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不同与经济学家一般认为的劳资的分配关系长期稳定的观点，最近的数据则显示其在短期的变化是明显的，尤其是在危机时期。他用跨国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危机和社会保护对于劳动份额的影响，结果显示，从全球范围来看，劳动份额的递减的趋势是存在的，而且很大程度上可以用金融危机来解释。但是流通危机和银行危机的影响是不同的，前者对劳动份额有负面影响，而后者会降低资本回报。而且福利国家的政府开支和社会保护政策等对劳动份额有正向影响。
其次，大家围绕转型期各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展开讨论，特别是医疗保险改革和养老保险改革。
1998年第51届世界卫生会议确定了“21世纪实现医疗保险全覆盖”的目标，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也重申他们遵守“享受可获得的最高健康水平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的原则。尽管关于社会保险应该覆盖所有人口以保证他们达到最高健康水平的观点现在已经在全球达成一致，但有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哪种医疗保险是最可有效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因此，转型期的各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Berthelemy Jean-Claude教授对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进行了研究。他指出，21世纪初以来，健康在发展政策方面受到空前的重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医疗保健支出的迅速增加。如果这些支出是有效的，并且使得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获得变得更加公平，那么医疗保健支出的增加将有助于降低贫困。他研究发现增加公共医疗卫生支出更加有利于穷人，但是，对于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获得的平等性方面只有边际上的改善。另外，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特别是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关注女性教育的政策将显著提高穷人对公共医疗服务的获得。此外，改善管理也将使得公共医疗服务的获得更加公平。丁纯教授对中国医疗保险改革进行了研究。他把中国医疗保险改革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对每个阶段的成功和不足进行了总结，并对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寇宗来副教授对中国当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他指出尽管诊断费被限定在一个较低水平，但是由于处方不能完全自由流通，医院能够很容易地通过搭售来扩大其垄断力。这就促进促使医生去诱导患者买更多、更贵的药品。低诊疗费用也加强了医生提供医生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动机，从而造成医疗服务供求之间的匹配低效率。因此，政府首先应推动处方的自由流通，同时放松就诊的价格管制，从而使医生能直接从提供医疗服务中得到足够的收入；其次，应鼓励医生间的竞争，形成声誉体制；最后，应提高从事医疗服务的资质门槛，来解决匹配的低效率。Hirtzlin Isabelle博士指出欧洲国家由于其医疗保险的高覆盖率和可及性经常被引模范，但欧洲各国的医疗保险模式是非常不同的，并对欧洲各国医疗保险模式及其优缺点进行讨论。并进一步与中国近期的医疗改革进行对比，指出在医疗改革过程中四方面的问题应该被认真考虑：私有保险和公共保险之间的选择，如何保证收支平衡？什么应该是医疗保险支付的基础？医疗服务对于病人是否应该完全免费？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大家讨论的转型期各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另一个热点。封进副教授把家庭储蓄和养老改革联系起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城镇的高家庭储蓄率。她利用外生政策诱发的养老金财富的变化来估计养老金财富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并且发现养老金财富对家庭储蓄有显著的抵消效应。其估计结果显示，养老保险改革使得1999年25-29岁群体的家庭储蓄上升6个百分点，50-59岁群体的家庭储蓄上升3个百分点。而且财富的下降引起的教育和医疗支出下降比其他消费项目下降的更多。何立新副教授利用1995和2002年全国家庭调查数据对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再分配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首先，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有一定的再分配效应，并降低了相对贫困率。第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正向分配效应是通过代际间的再分配实现的而不是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再分配；社会保障缴费的累进比较低，导致富人通过社会保险体系向穷人的转移支付比较少。第三，与1995年相比，养老保险体系在2002年的补偿效应有所下降，相对贫困有所上升。第四，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再分配效用比短期更大。
再次，巴黎一大的学者还介绍了欧洲转型时期的就业质量监控体系和培训体系。Erhel Christine博士对欧洲国家的就业质量进行了比较研究。欧盟规定了一系列的指标来检测就业质量，即所谓的Laeken 指标。但从理论角度来看，就业质量的测定是多维度，它可能和国家制度有关，尤其是劳资关系和福利体系。Laeken 指标为就业质量的测评提供了很好的起点，但同时也存在局限性。她建议应该引入其他指标来补充Laeken 指标体系，对就业质量的四大维度（社会经济保障、教育与培训、工作环境、性别平等）进行全面测评。对欧盟27个成员国的就业质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在欧洲存在很多模式。Guergoat-Larivière Mathilde博士对欧洲的职业培训以及培训政策对提高工作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指出欧盟通过同等开放方法来刺激成员国通过政策来改善其教育和培训。但是，欧洲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国别差别仍然很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和他们的历史模式以及制度设置相关。欧盟国家的初始教育水平仍然存在明显差异化，而且在长期职业培训的参与率方面差异更大。长期培训经常被看作是对缺乏初始资格或者是对初始教育不足的的一种补偿方式，但是，培训却往往也是在那些初始教育发展很好的国家发展的很好。看起来，培训与初始教育是互补的而非替代的。
复旦大学的学者还介绍了他们在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和中国的城市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张晏副教授在中国式分权的环境下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偏向进行了深入探讨，把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联系了起来。运用1994-2004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财政地方分权与政府间竞争确实导致了显著的政府公共支出不平衡：地方政府往往更强调基础设施等物质投资，而忽略了其在提供科教文卫服务方面的义务。中国中央政府的某些政策还进一步加重了这种不平衡。虽然在过去30年中，中国式分权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是成功的，但是也伴随着越来越大的公共支出。许政博士对用中心-外围理论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他利用中国1990-2006年的城市面板数据来估计城市空间集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到中国主要港口的距离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型关系，这验证了新经济地理学中的中心-外围理论。而且靠近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城市具有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此外，由于中国省级间的市场分割，省的“边界效应”相当于增加相邻城市间260km的距离，这阻止了城市被其他省中心城市吸引或辐射。
本次研讨会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政策意义。会议促进了复旦大学和巴黎一大两校的学术交流，加深了大家对中国和欧洲转型期的社会政策以及遇到的社会问题的了解。同时，欧洲的经验对于解决中国在转型时期遇到的社会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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