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诗一，2011，《边际减排成本与中国环境税改革》，《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第85-100页。
本文以工业碳税征收为例来预测中国环境税改革的经济和生态表现，为此，必须首先度量出中国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的边际减排成本，以此作为未来碳税征收的税率大小依据。这篇论文也是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我国传统的环境政策通常是行政命令式的。而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坚持环境政策的设计必须更紧密地依赖市场机制，这样才可以把污染的环境成本引入经济分析中，对污染单位施加持续不断的价格压力以促其节能减排。这种基于市场机制和经济激励的环境政策主要以环境税和污染排放权交易为代表，分别以庇古税和科斯定理作为其政策的理论基础。由于产权保护和界定成本很高，排污权交易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因此，环境税便成为各国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发达国家征收的环境税，主要有能源税、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固体废物税和噪音税等。发达国家环境税的广泛实施，表明了环境税在促进经济、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为我国环境税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尤其是，作为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面临的碳减排压力空前增加，而且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和欧盟又在酝酿对来自不强制减排温室气体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在这种情况下，碳税作为环境税的形态之一，其征收显得比其他环境税税种更加迫切。中国完全可以把碳税作为实现从传统税制向绿色税收改革的开始，用碳税的国内征收来打破国外绿色贸易壁垒，把税收留在国内。从1990年开始，芬兰、瑞典、挪威、荷兰和丹麦等国家就陆续开征碳税而且效果不错。但我国征收碳税的适宜税率应是多少，征收碳税将对我国的经济和生态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决策者进行环境税改革的决策依据，也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
本文将碳税征收及其影响分析限定在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工业部门，并且用工业增加值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来代理经济和生态变量。事实上，由于不存在环境污染的市场定价，环境税税率大小的确定一直是国际上环境经济学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国内研究更少且较简单。从理论上讲，最优环境税税率应等于环境排放物的边际减排成本或影子价格。本文使用两种类型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来估计中国工业两位数行业在改革期间的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以此作为推断未来碳税征收税率大小的依据。相对于文献中通常几个固定的税率情景设定，本文所估算的因行业而异、且随时间而变化的碳税面板税率，更能反映不同行业在不同时点的不同应税情景。同时，本文使用多项式动态面板预测模型来预测碳税征收的经济和生态影响。度量结果显示，从促进减排和低碳转型的角度看，在确定碳税税率时，其大小要足以影响和改变排放者的行为，这样才能体现环境税的制度价值；而且碳税征收应逐期调高税率且要因行业而已，无差别化的碳税政策不可取，这与已有研究的结论不同。预测结果显示，碳税征收在短期会对工业增加值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但是这种负面影响幅度很小，工业增加值更多由其历史信息所驱动在整个预测期间（2010-2020）保持年均8.8%的增长态势，其中“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工业增加值增长分别为9.8%和8.3%。重工业行业尽管碳税征收的税率较低，但是由于税基较大，因此其产出仍然比轻工业更容易受碳税征收影响。碳税征收对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的影响是明显的，结果显示，2020年工业全行业和轻重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将比2005年分别降低42.8%、40%和46.2%，与国家承诺的40%-45%的碳强度减排约束性指标相似。然而具体到某些行业比如石油开采业和石油加工业，碳税征收政策并不足以降低碳强度，应该考虑更有效的减排方式。本文结果支持中国尽快实现以碳税为代表的环境税改革。
关键词：环境税改革、工业碳税、边际减排成本、经济和生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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