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网：韦森——谈经济周期与良序的市场经济制度

时间:2013-04-02 来源:东方早报网

上海经济评论：转到短期问题，面对下行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选择让市场自动出清，还是继续刺激？

韦森：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从“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讲起。 2008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经济出现了衰退，中国出口急剧下滑，中国随即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政策，但现在看来是有点刺激过头了。

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中央政府花钱投资刺激经济过头了，而是全社会大规模的投资过头了。实际上，“4万亿”仅仅是一个“冲锋号”，因为这并非中央财政拿出了“4万亿”刺激经济，地方政府财政也没出多少钱。看政府财政政策是否积极，有多积极，不是看它财政支出多少，而是看政府财政赤字多少。赤字越大，则越“积极”，反之，如果花得多，收的税也多，那不叫积极。

上海经济评论：这几年中央政府赤字不大？

韦森：对，这几年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并不大，大致都在七八千亿元上下。说是“4万亿”，其实中央财政并没有拿出多少钱，但它一吹“冲锋号”，地方政府、铁道部等都开始大搞投资建设。然而，政府财政又拿不出足够的钱，就靠银行贷款和各种地方融资平台来募集资金，来推动这一波的高速增长。

现在看来，如果当时不是用“4万亿”这个“冲锋号”，那中国经济情形可能比现在要好得多。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来了，如果没有这“4万亿”或“20万亿”超大规模投资，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会慢慢适应实体经济的复苏，经济也会快速复苏过来。也就是说，没有“4万亿”的冲锋号，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一两个百分点，但是推出了“4万亿”的结果，是呼唤出了巨量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一个新的“大跃进”！

一个直接和显见的结果是，通过银行贷款创造存款，导致广义货币急剧增加。截至今年1月，广义货币已经快100万亿元了，这实际上并不是央行主动在超发货币，而是这一大规模政府刺激计划和天量银行贷款以及社会融资的一个直接结果。

广义货币一旦产生出来，就像一千零一夜故事里的那个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一样，就收不回去了，除非银行倒闭，广义货币是一分一毛也不能被抹掉的。有广义货币100多万亿元在那里，尽管看来只是个电脑数字，但1元GDP有1.88元的M2，聚合起来，就像一个巨大“堰塞湖”悬在中国经济的上游一样。这将给未来中国经济带来诸多长期不利影响。

整体看来，过去四五年里，中国政府的宏观刺激政策给未来中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可能二三十年都消除不掉，甚至会导致中国经济沿着一条独特的“路径依赖”轨道向一种前所未有过的体制和经济运作方式演进，其前景和结果，我们今天甚至还不能完全预期和估计得到。在这种情况下，理所当然不需要政府再大规模的刺激了。

问题是，2012年第三季度之前连续七个季度出现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移，政府和发改委又开始重操故伎了，来了新一轮大规模的靠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刺激计划。尽管雷声没有前一次“4万亿”大，但基建投资的整个力度实际也上不小。

我之前粗略计算了一下，从2009年到2011年的三年中，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加起来为80.49万亿元，年平均增速为25.8%。2012年，随着央行货币政策的放松和发改委为刺激经济批新的基建项目，投资规模又很大。我还没有看到去年的投资总额数据，但至少这四年下来，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加起来恐怕会超过110万亿元，这将是2012年GDP总量的两倍，也将超过中国的广义货币M2和全中国商业银行的储蓄总额。

理解了如此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才能真正理解在过去三四年中为什么在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一片低迷中中国经济仍有超过9％的平均GDP年增速了。如果理解了现代经济学中的贷款创造存款的货币内生理论，也就能理解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广义货币为什么翻了一番了。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随之能理解中国经济增速下移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趋势。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用如此天量投资推动来维持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全社会的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的大趋势（这一下降趋势反过来看恰恰是这一天量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必然结果）下，等到所投项目不赚钱了，大多数企业利润为负的了，谁来还贷款？谁来为这超过百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埋单？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几年我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一再呼吁要警惕未来中国经济潜在的风险。

按照这一学派经济学家的分析理路，如果有违经济运行的自然法则，短期用巨量银行贷款来人为推高经济繁荣，造成大量不当投资，等到还款期到的时候，等到投资要清算的时候，大萧条就不远了。

这里我要为央行的货币政策做点辩护。这几年，中国广义货币快速增加，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央行在超发钞票和大量进行基础货币正投放，而是天量投资带动天量贷款，而贷款增加并不是央行想控制就能控制得了的。因为，全国各地都在大兴土木，政府和企业都在借款投资，你央行控制了“表内”，却控制不了“表外”，甚至“表内贷款”实际上也控制不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天量贷款又转成天量存款，从而凝汇成商业银行存款的广义货币数字。

当然，现在看来，在过去四五年中我们的货币政策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主要问题是，货币政策调控太频繁，转向太快，动作太多。从2007年下半年至2012年的五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出现了4个180度的大转向了：先是2007年下半年之后12次提高准备金率、6次加息；然后2008年下半年开始货币政策极度宽松；从2010年年中起，又极度收紧货币，提了13次准备金，提到21.5%的历史高度。去年看到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央行又采取了较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到期央票的回购甚至逆回购增加基础货币供应。这就是4次180度的货币政策大转向了。最近好像央行传风下来又要开始收紧货币政策了。这样一来，岂不是五六年之间就有5个180度的货币政策大转向？一个有四五十万亿元GDP的大国，能经得起这样的政策折腾么？

政府的任何一项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至少要等半年才能看到效应。中国经济已经体量这么大，半百万亿元的GDP，不能期望像骑匹马一样来管它：一抽鞭子，它就奔跑；一勒缰绳，它就站下。我们这么大的经济体，折腾不起。调控，调控，要么调，要么控，好像政府从来没闲着过，好像从来没有让我们经济自然运行过。自2007年以来，我就在媒体上不时发表文章，主张不能一看一两个月的经济指数不好，马上就打兴奋剂；一看经济指数上去了，马上就给经济“服镇静剂”、“吃安眠片”。市场经济来了，政府老是把着个中国经济的方向盘不松手，这是没有自信的表现。调节频繁了，转向太多太快，反而会使货币政策更加无效。

目前中国潜在增长率已经下移，经济增速连续下行7个季度后，最近有点上行，但我的判断基本上是短期补库存化的一个结果。目前我们许多企业、商家（包括国有企业），日子并不是很好过。在此情况下，我并不是主张政府在所有事情上都不作为。我也认为，虽然一线城市这一波投资热潮已经基本上过去了，但是比较而言，二三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一些发展和改善空间，把政府巨大的财政收入分一部分投在这个方面，甚至通过一些市场化融资渠道募集资金来建这些城市的基础设施，应该完全赞同。

2008年到200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袭来后，我们政府推出了许多新的扶植新兴产业的政策，其方式方法，今天看来也要反思。现在看来，政府推动的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政策，是不是过了头？方法不当，结果反而是害了企业？尤其是一些原来不错的民营企业？

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最终都是由技术创新或者新技术革命所带动的，这没错。但是，在一定的科学技术发展阶段上，不是你政府官员想要科技创新，就能创新，想要技术革命，就能来技术革命的。科学技术发展本身有其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受人类认识宇宙法则的发展和推进阶段认识所限。在给定的科学与技术的发展阶段上，政府部门若提出一个新产业政策，比如太阳能、风能，基因肝细胞保存和移植，都受现行经济技术发展阶段的制约，不能超越现有经济技术发展阶段而任意发展。

在过去数年中，正好遇到了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在“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推出的同时，政府也制定了许多鼓励新产业和科技创新、进行产业升级的政策。在此引导下，有大量本来经营不错的民营企业跟着政府的指挥棒错投了许多项目。譬如，发改委为了鼓励发展新产业，给某企业1000万元的启动金支持，并给予免税及其他优惠政策；企业这边，它不会仅拿到这1000万元就去建个厂，而可能会去银行贷款20亿元，或通过其他渠道融20亿元的资金，建个很大的企业。但是如果该厂生产出来的新兴产业的产品并不“经济”，产品卖不出去，企业投的成本最终不能被收益覆盖，就会面临危机，就会到最后被进行财务清算。无锡的尚德，江西的赛维，不都是这样的典型例子？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发改委支持和扶植新兴产业或进行产业升级的许多规划和产业政策引导，实际上是害了企业，好心做了坏事，把企业推向了深渊。

只有减税，才能增税

没有认识到税收本质上是一个“必要的恶”，故越少越好。在这一点上，大多数政府领导人的脑筋还没转过弯来。

上海经济评论：政府不能频繁操作货币政策，又不能主导产业政策，可以适度搞点基础设施建设，那么政府可以做点什么？

韦森：减税。想到财政政策，我们的惯性思维是一想到刺激，就是考虑政府花更多的钱，投更多的项目。这实际上是错的。西方国家出现了经济危机，首先考虑的政策选项就是减税。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的格局是，外贸出口几乎再难有多大的增长了，甚至一些出口企业面临着订单下滑、维持现有生产规模已经很困难的窘境。此时最好的刺激政策，不应再是政府花钱，建更多更大的项目，来虚增没有效率甚至有巨大浪费的GDP数字，而是给企业减税。

中国的税收水平已经到了拉弗曲线那个拐点上了，即只有减税，才能增税。通过减税，企业开始恢复运作雇人了，经济繁荣了，税收收入才会上升。政府老是指靠投新项目和每年已完成的投资来增加GDP，这并不会直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反而会给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背上更多的负债。现在人民币升值这么多，国内税收这么高，企业的人工成本又越来越贵，中国有些产品的竞争力在国际上已开始不如越南、孟加拉、泰国、菲律宾、印度、印尼、洪都拉斯、秘鲁、墨西哥等等这些发展中国家乃至马来西亚这些收入较高一点的发展中国家了，它们的纺织品、鞋制品和其他家庭日用品，都能开始跟中国制造的产品竞争了。这些国家的产品多占领一个市场，中国就少了一个市场。面对这个局面，中国政府唯一能做的，也应当做的，就是通过减税为企业降低成本，让中国的企业保持和恢复竞争力。当然，这几年政府在减税、免税尤其是在出口退税方面所做的力度还是蛮大的。但问题是只有减少企业尤其是出口上游企业和流通企业的税负，中国出口企业的成本才能真正降下来。

上海经济评论：过去几年，政府结构性减税也没少提。

韦森：对，但我一直坚持总量减税，而不是结构性减税。你把税负减下来，企业有竞争力了，订单增加了，税收才能增加。最近我在一些讲座中讲到政府应该考虑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时，如可考虑降低增值税税率，一些财政部门的官员听到了，就说：“你这教授太理想化了。现在经济增速下滑，我们连完成今年增税的计划目标都这么难，甚至都把下半年和明年的税提前征了，你叫我们怎么减税？”

这里就牵涉到两个问题：（1）我们的政府现在有没有减税的空间？我们的财政赤字这几年实际上并不大。前几年，我们各地的政府大楼基本上都盖好了，现在又要进行政府体制改革，减员减编，要转变政府职能，就不能减点政府自身的行政成本？与世界各国相比，我们政府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是不是全世界最高的？（2）为什么我们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财政预算报告中，就只能制定财政收入增加多少的计划指标？现在各级地方财税部门，要完成上级下达的税收增长指标，每年都疲于奔命。

为什么不能制定每年财政收入要减少多少的指标？我们老是把税收作为一个好东西，各级政府把财政收入增加作为一个政绩来报，就根本没有想到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和它的社会福利净损失效应，没有认识到税收本质上是一个“必要的恶”，故越少越好。在这一点上，大多数政府领导人的脑筋还没转过弯来。

上海经济评论：政府可能还是想，手握庞大的财政收入就可以动用更多的资源。

韦森：政府应该干什么？亚当·斯密的整个经济学体系，实际上就讲了一个道理，实行市场经济、低赋税、宽容的司法，要把一个国家搞繁荣，这几条就可以了。低赋税，国家才有竞争力。哪个国家低赋税，哪个国家的企业国际竞争力越大，国家的竞争力也越强。

上海经济评论：现在中国经济还是比较萧条。

韦森：最近应该好一些，但前景仍不是太乐观。现在好多企业每年交给政府的税，都远远超过其利润。政府把企业的税负减下来，不是结构性地减，而是实实在在地减下来，这才是最好的刺激经济的政策，目前看来，这要比推出发展“民营经济36条”的条文规定还重要。中国经济的民营化程度已经很高了，对民营企业最大的支持和优惠，不是推出新的新产业政策和给予扶植，如给资金支持，行业准入，而是直接减税。目前看来，国有企业的税负也不轻。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想搞好民营企业，要刺激经济增长，把税负减下来，是最有效的办法。

货币刺激已无效

现在放松货币政策，好企业不缺贷款，但有两个黑洞（地方政府与濒临破产的企业）却永远是填不满，吸不完的。

上海经济评论：你提出货币政策已无效的依据是什么？

韦森：到2011年下半年，到期央票已经很少。2012年，尤其是下半年，央行看到经济增速下滑，开始进行逆回购，投放市场的基础货币应该不少。现在市场上货币应该比较宽松了，银行间隔夜拆借率在3%以下，就说明了这一问题。最近有报道说，2013年2月中旬，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甚至跌破2%，这也说明目前市场上不缺钱。但现在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是货币政策的无效。

为什么货币政策会无效呢？在目前的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下，好多企业，外面没有多少订单；有订单的企业，则不缺资金，甚至还有许多存款不知道如何投资。在目前的情况下，有两个黑洞是银行贷款永远填不完的：一个是地方政府，一个是面临清算倒闭的企业。地方政府原来借了很多的债，且很多的债都要到期了，需要银行贷款还旧债，还有新的投资项目需要贷款和社会融资来建新项目。这样地方政府，你贷多少，我都要，甚至在求银行贷更多的款。另一个黑洞是濒临倒闭的企业（如无锡的尚德，江西的赛维等），企业快倒闭了，几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几百亿元的负债，你银行给我多少贷款，我都要。但是这类企业，你银行敢贷款给它们吗？现在放松货币政策，好企业不缺贷款，但这两个黑洞却永远是填不满，吸不完。我推测这可能正是2013年1、2月份贷款和社会融资有点飙升的背后原因。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时候继续放松货币政策，不但无效，甚至把中国经济推向更加“不均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轨道。

上海经济评论：2012年有个好的现象，通胀还是比较平稳。

韦森：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理论问题了。有人说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钱多了，就会通货膨胀，现在M2到100万亿元了，但通胀这两年还不是太高，PPI现在还是负的。即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CPI数据与人们的感受不一致，但至少CPI还是在人们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还有，美国经过了3次量化宽松，广义货币近五年增加了多少？美国有很高的通货膨胀吗？没有。

上海经济评论：美国是有点在刺激它通胀。

韦森：对，不光美国政府，还有日本现届政府，竟然公开说要靠增发货币，让CPI涨起来，但它就是通胀不了。这不是宣布了货币主义理论的破产吗？说到这里，有人马上会争辩说，美国这几年发了很多货币，美国没通胀，是因为美联储发行的货币流到其他国家去了。现在这个说法实际上不成立，因为这些年来，流出去的美元，反过来又回到美国购买美国国债或到美国金融市场上投资去了。美元回流的比率这几年不断在攀高，早已经超过了50%，比危机前高得多，但美国还是没有多大通胀，这你怎么解释？

现在中国不是短缺经济了。中国哪个企业产能不过剩？哪个行业不过剩？像彩电、电脑、冰箱、空调，汽车，甚至食品、服装等等，全行业全面过剩。你涨价，我就降价，价格你能涨起来吗？

上海经济评论：但是有时通胀还是会起来，比如2011年。

韦森：这几年中国CPI上涨的很大贡献因素，是食品价格，而中国的食品价格又跟芝加哥大宗商品贸易市场的期货价格几乎同步。只要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内物价马上就上涨，因为中国大量进口这些商品。这背后逻辑是，美元一贬值，芝加哥粮食期货市场上的大宗商品价格就上升，石油期货就上升，中国通胀接着就跟着来。

当然，中国的百万亿元广义货币的存在，也是CPI和房价上涨的一个主要贡献因素。这可以叫做中国经济体内广义货币实在太多所造成的“溢出型通货膨胀”吧！这里面的机制是，广义货币多了，大家的存款太多了，都不怎么把钱当钱了，会自然导致物价普遍上涨。连理个发、洗个车，价格都在涨。什么东西的价格都在慢慢攀升，除了低收入和已经退休的人员外，大家似乎也不怎么在乎了，物价不知不觉地攀升到世界最高水平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再是短缺经济了，各行各业都产能过剩，我们的粮食产量多年来一直在稳步增长，尽管增长幅度不是太大，但至少粮食不短缺了。这些因素又会抑制物价上涨。所以近几年中国的通货膨胀背后的机理，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有诸多原因在背后，包括政府的税收快速增长是推高中国CPI的一个主要原因。

上海经济评论：还有一个现象，就是PPI从去年3月份以来都是负的。

韦森：PPI是负的本身就意味着经济还是在萧条期。看经济繁荣还是萧条，你不用看统计局的GDP数字增加了多少，看PPI就够了。PPI一路在下降，还仍然是负的，这说明中国经济仍然没有走出来。

我已讲到，中国经济下移是必然趋势，这不是一个短期现象，而是一个趋势性现象。即使2013年中国经济有小幅的复苏，也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速长期下移的趋势。就跟运动员一样，已经过了30岁了，你跑不了那么快了，靠吃兴奋剂维持自己的状态，短期内一两次可能行，但长期速度肯定要往下走了。

中国经济经过了30年高速增长，220多个产业都是世界第一了，水泥、钢铁、煤炭产量都占世界的45%到60%，中国经济大致已到了1973年的日本所面临的情形，而不是像1950年的日本。为什么我判断中国这一轮工业化已经到了中后期？因为各行各业的产能过剩已成普遍现象。重化工发展时期和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要意识到，即使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移到了5%和7%之间，那仍然是个很高的速度，再有15年到20年的5%到7%的增长，那中国的GDP总量变成世界第一，仍然没问题，且这样会更好。故别再“求8”和“保8”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有效率的增长，是真正惠民的增长，而不再是靠政府大规模投资来勉强维持的虚胖的高增长数字。

谨防债务危机爆发

过去四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110万亿元的投资推动的，而天量投资的背后，主要是银行贷款支撑的。

上海经济评论：当前经济潜在的风险是什么？

韦森：因为过去10年间，至少2009-2011年这三年间，是大规模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2009年一年投资对GDP贡献率，竟超过了90%，现在也在50%以上吧！过去几年经济增长背后，是大量投资，大量债务，这个债务是什么呢？

一个是银行贷款；另一个就是银信合作，银行借道信托把贷款发出去，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融资和贷款，包括高利贷。

信托一直有巨大的风险，通过影子银行甚至放利率很高的贷款出去，其利率远远超过企业的利润率，那将来你能收回来？尽管从短期收益看起来，我们的银行业利润年年攀高，但银行业的平均利润率远远高于其他实体部门的利润率，这本身就不正常。你银行贷款是要借钱给企业的，企业不赚钱，你银行在赚大钱，那将来贷款的企业怎么还款给你银行？企业如果大批倒闭关门了，还不了你银行的贷款，你银行还能维持高利率？那要最终拖垮银行的。

另一个是政府融资平台。现在地方政府到底有多少银行负债？有人说20万亿元，有说29万亿元，2010年底银监会的数字是10.9万亿元，这个数字谁也讲不清楚，各种估计数字都有，但至少已经是个很大的量和很高的比例了。现在政府的城投债又在大量飙升，说明我们的经济还主要是靠政府启动的项目的投资来勉强推动，而不是企业的复苏和投资所推动的增长，这是不是很危险？

上海经济评论：这个还和土地有关，它拿土地作抵押。

韦森：对。很多人以为政府有土地作为抵押就不用怕。去年，我有一次与国内一位靠近决策层著名经济学家谈及过此事，说出了我对中国金融体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的担心，且担心金融体系一出问题，就是大问题，那可就是大萧条了。他说，你怕什么，现在我们政府负债才十几万亿元，我们光国有的金融资产超过100万亿元了，在把所有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加起来，有几百万亿元，所以这个债务量，没什么大问题。

我接着说，你这个资产价格，是在繁荣时期估算的，一到萧条时期，当大家都要兑现资产来还债时，谁还来买？你卖不出去，就一分钱不值，不管你原来投资是多少，现在的估值是多少。故你不能用现在的价格评估这些计算未来政府还债的能力。

上海经济评论：其实也没有可操作性，政府若开始拍卖这些金融资产，反而会加速市场崩溃。

韦森：是啊，这跟股票一样。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可以说有多少多少资产，但是大家都在出手资产的时候，资产就一分钱不值了。那时谁来接你的盘，买你的股票，还你的贷款？

凯恩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启发了我这两年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在1931年出版的《货币论》中，凯恩斯说：“我要告诉你们经济史学家特别注意这一点，一个国家的繁荣与衰退跟资本边际收益率有关系。如果资本边际收益率是上升的，这个国家进入繁荣期，如果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下降，这个国家就会进入衰退期。”

近几年来，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中国的所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其资本边际回报率都在下降。回报率下降，本身就意味着贷款企业还贷款比较困难了。在经济繁荣的时期，企业借再多钱都不怕，因为赚了钱，马上就能还上，但如果企业大面积亏损，都靠借新款还旧款，总有一天要倒下来的。

上海经济评论：而且有连锁效应。

韦森：对，贷款一完蛋，大量贷款还不了，银行的资本边际收益率也会下降。经济在繁荣上升时期，银行利润会正反馈地不断膨胀，但到了经济萧条期，它也会正反馈地加速下降。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2009年到2012年，这四年全社会的投资总额已经超过110万亿元了，超过了2012年GDP的两倍，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这说明，这四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110万亿元的投资推动的，而天量投资的背后，主要是银行贷款支撑的。

上海经济评论：这么看来，比较担心国有企业，因为你刚才讲的投资总额中，国有企业在其中占有不少比重。

韦森：对，主要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

上海经济评论：它们受的影响可能比民营企业更大，因为2008年以来，民营企业已经收缩时，国有企业还在扩张。

韦森：这两年，民营企业的银行负债和坏账问题有些是已经快消化掉了，有的跳楼了，有的跑路了，有的破产了，脓包一点一点地被挤掉了，但是国有企业还在这个“包”里面，大家看不到它的问题，反正国有企业不会破产——有这个信心在支撑着它。

上海经济评论：关于资本边际收益下降，我看到你引用过彭文生他们中金公司的一个研究报告的数字，但是现在还是有个问题想问你，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移，是周期性的，还是长期的趋势？

韦森：我估计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我的判断是，中国2013年经济可能不会太差。广晟财富投资基金公司的青年经济学人刘海影不久前有个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的库存化周期大约四年。库存化高的时候，经济就下滑，库存一低，经济就开始短期繁荣。

在中国GDP连续七个季度下行后，库存在2012年底可能很低了，有些被消化掉了，因此，短期有个补库存的过程，因而2013年会有一个温和的复苏，短期中国经济是没大问题的。刘海影的研究还发现，目前中国各行各业的综合产能过剩率已经超过30％，虽然还没有日本高（超过40％），但已经与1996年亚洲金融风暴前韩国差不多。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外贸出口增长已臻顶峰，用跳高类比的话，已经跳到2米了，顶多再跳个2米零几，就不错了，不能说全世界的产品，都由中国一家生产，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正在慢慢失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美国经济有了复苏，欧洲经济走出了泥潭，中国外贸净出口对未来中国GDP增加的贡献，不会太大了，不是负的就是最好的了。

因此，我的整体看法就是，短期（比如2013年）经济的复苏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速整体下移的趋势。我不称其为经济下滑，而是称之为“经济增速下移”，其实质是潜在经济增长率在下移。

上海经济评论：上面你谈到近100万亿元的广义货币是悬在中国经济上游的“堰塞湖”，但有不少学者反对这种说法。

韦森：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关键还在于理解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数字化货币（digital money）时代，货币主要不是由中央银行发出来的，而是经济过程内生出来的。无论马克思还是凯恩斯，都讲过货币内生的原理。尤其是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反复讲到，主要是银行贷款创造了存款，最后内生出来了广义货币。

具体到我们现下的中国，这100万亿元广义货币完全是贷款变为存款的一个结果，并不主要是央行在主动发货币，故它主要是由商业过程创造出来的。房价在涨，物价在涨，我买房子付出的贷款，就变成了开发商的存款。开发商的贷款，就变成了建筑商、水泥、钢铁、瓷砖、木材、电器等制造企业和供应商的存款。款存在银行里，就凝变成M2了。从这个角度来看，100万亿元广义货币无非是一个过去经济过程里面市场交易积累下来的数字记录而已。

上海经济评论：现在有挤泡沫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