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创新中心”“ 新常态”“互联网创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会议由新加坡管理大学校长特别顾问（中国事务）、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邓特抗主持，新加坡管理大学第一副校长夏睿杰与教授潘淑莹、曹夏平，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理事长王元，张江高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王维刚，德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始合伙人邵俊，梦想天地企业孵化器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鲁育宗，盛大网络公关副总监诸葛辉，复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曦，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陆洋、寇宗来、陈诗一，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志阳出席并就“全球创新、全球城市与上海战略”主题发表演讲。
王元——全球创新与上海战略
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理事长王元表示，全球创新包含的全球创新的趋势与全球创新活动新的特点两层含义都是考虑国家提出的创新发展驱动战略非常重要的宏观背景；对于上海战略，应当把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作为制度设计的重要方面；在全球创新活动当中特别重要的是要培育一批可以面向国际市场的战略投资者。
近期各国都在都在围绕着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制造等大趋势做重要战略创新部署，如德国的工业化4.0战略。中国也围绕着这些大趋势不断进行重大科技专项部署，并提出进一步加强基础性研究，提高中国的原创能力，以及围绕大趋势，对整个产业技术体系重新改造，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创新活动提供政策支持。全球创新活动新的特点之一为创新的全球一体化。由于互联网平台的搭建，使全球的创新活动能够在更大的空间和更大的物理范围之内被组织起来，远远超出我们熟悉的外包等概念。科技的中心向中国转移的明显趋势，对创新活动产生很大影响。除研发和企业之间的活动外，更重要的要素配置在全球范围内迅速集聚、迅速分散、迅速集聚，这种流动的流动是全球创新活动另一新特点。
关于上海战略，上海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创新中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目标，但该目标并非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持续长期的演进过程。这个创新中心必须是全球公认的，而非自封。上海已在下一代计算机问题、下一代传输等问题上都做了非常前瞻性的安排，最关键的就是要提高其国际化程度，应当把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作为制度设计的重要方面而非简单地扩大开放，比如复旦大学这样的大学和国家的研究所，应该提供一定的工作岗位给国外优秀的教授、研究人员，在国际化上迈出实际的步伐。
在全球创新活动当中特别重要的是要培育一批可以面向国际市场的战略投资者。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国内市场没有遇到知识产权的壁垒问题，在面向国际市场的时候越来越突出。无论是上海的战略还是未来的部署，都要建立新的目标体系。未来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上海和整个国家很重要的目标要求。同样，像上海这样的城市提高经济活化率，在投资以及创新活动方面提高开放度等新的目标要求，会使整个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曹夏平——创新可持续性的三个要素
新加坡管理大学亚洲私募股权研究所主任、金融学教授曹夏平指出，私募股权等创新活动都需要钱来支持，但是有钱并不能做到所有的事情，还涉及到怎让创新做到可持续的问题，主要应考虑资金的流动性，管理层投资者及背后的投资者，人力资本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资金的流动性，大家都关注这一拨的股市，中国的股市是全球最好的股市，流动性来了，大家都去炒股了，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都觉得机会来了，所以他们都会加快投资的步伐。但是资金的偏好是短期的逐利的，又追求安全性又要追求高回报，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这个市场是不是有过高的风险？现在必须要非常冷静审慎地选择创新的项目和企业。
第二个因素是投资者的问题，新加坡的投资有80%是机构投资者，把钱通过机构投到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去支持所谓的商业活动。目前在中国，大部分的风险投资公司支持创新活动的资金其实还是私人的，私人资金存在非常随意和短期性的问题，大家都去追逐短平快的项目，就破坏了可持续性。
第三个因素是人力资本，无论学校还是企业，培养的人才是真正的创新活动的主体。中国一直提的产学研其实是错误的，应该为研产学，由国家资本来支持做科研，如果科研可以市场化，就做市场化，然后由学校把这种经历教给学生。现在国内人才相对缺乏，美国的哈佛就做了大量的研究，使得学生能够了解这样的工作，使创业者可以从以前的经历当中学到更好的经验。
王维刚——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如何推进上海的创新
张江高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王维刚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谈如何推进上海的创新，指出上海要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两个基本目标，提出可以从科技创新资源的流动角度去推进科创中心的建设，探讨了资源的流动和集聚问题等三个观念上的问题与对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的几点考虑。
上海要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目标有两个即可。第一，在未来能够不断地出现在世界上有影响的科技研发成果；第二，能够不断地出现在全球有影响力的创业企业硅谷就是有这样的影响力，如果没有ebay在那里诞生的话，可能它也不为人所知。
关于科创中心建设的路径，可以从科技创新资源的流动角度去推进科创中心的建设。第一个理由，科技创新的资源主要是知识、信息、技术、高科技人才甚至于资本这些资源，这些资源与传统资源形态不同，想很好地利用这些资源必须把握其最基本的特性。第二个理由，凡是经济发达，科技发达的地区，都是科技创新资源流动性非常好的区域。如果没有这样的流动性，我们的科技创新中心很难有好的结果。第三个理由，科技创新资源流动有它的规律，一定是沿着高效力的轨道向最能够发挥效益的环节流动。如果真正要让这些资源流动起来，同时在某个节点上形成高度，必须要创造环境，让这些资源在这个地方能够很好发挥它的效率效能，这才是我们的目的。就像浦东很早以前就非常关心资本在推进科技创新中间的作用，希望通过资本集聚一大批的海外资本，从而推进科技中心的建设，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因为尽管有大量投资机构集聚，但这些资本在这个地方无利可投，就无法生根开花结果呢。最后一个理由，在互联网时代里，实际上更重要的资源往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理方面的资源，而是信息、技术，特别是数据方面的资源，这些资源的流动性更大，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创新资源流动规律，从它的特征和流动规律的角度来探讨怎么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
有几个观念上的问题需要探讨。
第一个是资源的流动和集聚问题，建设创新中心，大家都非常重视资源的集聚，但很少考虑到流动，其实流动和集聚是矛盾的。一个对北京、上海、深圳的创新性建设的研究，选择了创新资源流动和创新资源集聚的两个因素，分析结果为，北京创新资源的集聚程度最高，但是上海创新城市的建设总体得分是最高的，因为上海的创新资源流动性比较好，因而创新资源的产出效益比较高。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创新资源的流动性比集聚更为重要，这是我讲的流动和集聚的关系，但是我们现在谈的比较多的都是怎么样去集聚，而不是谈怎么样推动资源的流动。
第二个是张江作为上海的核心区，在未来的科技创新建设中承担的使命问题，这个地方应该是成本中心，还是应用中心。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希望承担一个国家战略以后要获得什么，而其实国家战略的体现是国家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而不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如果张江真正要作为一个高地建设，在一定的阶段应该是成本中心，而不是应用中心，科技创新的基础研究是花钱的，是暂时没有效益的，所以一定是成本比较高的，创新与创业，特别是创业，是高投入的，而回报也是在未来的，甚至不可预测的。所以在一个阶段里一定是把张江定位为成本中心，这实际上牵涉到政府对这一块的要求，对这一块以后的考核机制、导向机制。所以这个观念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观念问题是人的问题，特别是发明创造到底归谁，是归研发人员所有，还是归所在单位所有。科技研发成果，如果是国家投入的，应该说也是国有的，但是这个成果和别的国有资产是不一样的，这个成果如果不让它使用起来，它就不是成果了。这样的情况下，不是国有资产流失了，而是这笔资产的灭失，如果有效的激励机制让成果的持有人很好地利用成果，虽然好像是部分资产转移到这个个人身上去了，好像是国有资产流失了，这种流失和灭失哪个应该取舍？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最后一个问题，对于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的几点考虑。第一，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这是上海市的考虑，要把综合性国家科技中心的主体部分部署在张江，这对张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上海市如果把大科学设施往张江部署应该是很合理的选择，对张江的意义也很大。一个大科学工程建设，它就应该是一个巨大的航母战斗群，如果要出有影响力的科技成果，就主要靠它。第二，张江的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特别是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因为张江的商务成本越来越高，也不可能降下去，而创新创业必须要有一个低成本的环境，那么别无选择，通过公共平台的建设，从而降低研发成本。已经做出了尝试，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未来会加大这个投入。第三，营造有活力的创业环境，这点跟北京中关村比是不够的，如果未来我们有几万人在这儿创业的话，那大众创业的氛围就形成了。最后，与自贸区的关系，自贸区扩区扩到这个地方来了，有32万平方公里，自贸区和科技创新中心应该是手段和目标的关系，自贸区是手段，科创中心是目标。自贸区在张江建设的主要着力点就是推进科技创新资源流动。
邵俊——从资本的角度谈如何支持创新
德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复旦大学PE、VC同学会会长邵俊从资本的角度谈如何支持创新，他指出由于中国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导致国民的储蓄率高居不下等原因中国必须进行结构化的调整，上海要把创新和资本结合起来，发挥金融中心、自贸区中心优势。
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面临着挑战，去年已经到了20多年来最低的GDP增长，有三个原因，中国必须进行结构化的调整。
第一，引以为豪的红利，尤其是人口红利、成本红利已经消失，上海的人均工资已经高过其它亚洲国家。
第二，创新力的不足。中国作为 “世界加工厂”，基本上就是在产业链的低端，利用前面的红利吃老本，正因为这种惯性，所以中国的创新，尤其是研发所占GDP的比重跟发达国家相比是非常少的。这是表面的现象，还有更深层的现象，即政府不知道怎么样加大研发的投入，只是加大预算和财政拨款，即使这个比重大了也未必起到效果。
第三是资源配置效率非常差，导致整个国民的储蓄率高居不下。单伟建教授归结GDP20年的双位数增长，而股市回到原点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中国的银行体系是一个黑洞，大量储蓄被银行配置到效率低下的大型国企，而那些创新企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根本拿不到这个钱，这个黑洞把20多年GDP的成长撒进去了。所以为什么现在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直接融资，甚至不惜创造一些代价来支持。美国的双轮驱动，即把硅谷的创新企业跟华尔街的金融、市场双轮驱动，使得美国多年来在较低的通胀情况下，保持非常健康的增速，这个也是中国未来转型必将走的路，把金融、资本市场真正有效率地跟创新结合。
中国的风投行业发展过程中所谓里程碑式的创新高科技企业，只有一家在国内上市，只有一家可以把中国老百姓储蓄的钱能够部分配置到里面去，就是2010年上市的乐视，所有里程碑式的企业全部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成为公众公司，让美国或者全世界的资本来支持它，与其嫁接，同时也享受到其高成长红利，而中国的老百姓除了少量的通过海外的钱，大量的是跟它失之交臂，这也是中国政府现在非常希望改变的。中国政府也在往这方面努力，希望把这些中国的创新企业更多留在国内，让国内错配的低效的银行存款资源，不是再放给银行，再放给没有效率的大型国企，而是直接跟创新企业挂钩。
创新一定是有风险的，所以基数一定要很大，只有基数大了之后，有容错率，最终再变成百年老店，所以美国的资本市场是多层次的，下面的基数非常大，但是中国主板上市公司比中小板多，中小板比创业板多，当然这是历史决定的，当年主板推出来是为了解决中国国有企业的资本不足，当时都是发指标的。但是现在可喜的是中国把多层次市场放到非常高的地位，尤其是最近如火如荼的新三板，这么短时间内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已经超过了主板。从微观来讲，新三板里面有很多鱼龙混杂，有很多质量不高的企业，甚至有很多泡沫，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数，你很难产生将来真正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应该让市场自己去大浪淘沙，这是很有意思的倒三角的关系，跟美国正好相反。
中国其实不差钱，过去10年，中国VC资金，无论是投资的资金还是募集的资金，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不幸的是这么多钱真正是放在创新上面的很少。过去这么多年，很多资本由于其逐利性，由于资本市场的无效，就使得无论叫什么名字都是做成长基金。如果资本都是配置到成长期，其实还是支持不了创新，只是利用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落后套利而已。比较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全民的PE泡沫破裂，这个市场正在分化，回到本原，第一个就是做早期支持创新企业，第二个就是晚期的并购，包括美国有很多野蛮人在门口，其实就是用资本作为动力逼你重新创新，而不是形成垄断去打压创新，这个分化非常健康，只有经过这样的分化才能让资本有效地跟创新结合。
对于上海，上海作为金融中心、自贸区中心的作用是上海的优势，要把它发挥出来，否则去跟中关村、深圳竞争，甚至跟杭州竞争，没有太多草根的优势，但是如果把创新和资本结合起来，往往可以事半功倍。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整个自贸区会大大地推动资金的双向流动，这个对创新非常重要，尤其是现在中国不差钱的情况下，很多东西不用重新再发明一个轮子，可以通过金融杠杆从全世界通过收购各种方法，比较快地弯道超车。中国企业走出去，跟外面合作，尤其资本合作的时候，就再也不会由于时间的错失，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获得这个资源。上海只有把金融中心的地位跟创新有机地结合，才是事半功倍。
鲁育宗——分享中国人的下一场梦想盛宴
梦想天地企业孵化器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鲁育宗表示赞赏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针对当前中国人创新意识不够问题，希望通过梦想商学院的模式推动中国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人太聪明了，但是全世界评比创新人才没有一个是中国人，所以这件事情很有意思。最近比较赞赏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什么传统的社会很难创造出那么多创新的企业？作为一个乡下来的人变成上海人，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很多在座的同学可能在上海哪怕在复旦读完硕士留下来，要在上海体面地活着都是不容易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他们大众创新实际上是很难的，哪怕复旦大学这么优秀的学校毕业，大部分人还是去大公司，大部分人还是去机关工作，只有少数人去创新。大家如果看过社交网络，就是讲Facebook的，那个学生到校长办公室去投诉，他说我们哈佛最优秀的学生应该是去创业的。我们应该创造一些空间，使得大众创业特别是科技创业成为一种可能。
总结来讲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就是三个方面，包括创新中心、孵化服务、股权投资，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科技园区品牌服务商，我们同时也拥有股权投资。中国每个人都很聪明，但是我们的创新意识不够，我们弄了一个梦想商学院，我期望这个商学院跟所有的商学院都不一样，现有的商学院都是收费很高的，我希望梦想商学院完全不收费。我们有一个基地，一有栋楼，有一个基金投资他，每个基地有一百位导师，一百位天使，一百个优秀的项目。我们本来想在未来的五年当中有20座这样的楼在中国诞生，但是最近我们有一个竞争对手，或者差不多形态的，3W咖啡，宣布在五年之内中国需要1000个点，我就觉得我们弱爆了。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模式来推动中国的大众创新。
诸葛辉——互联网创新
盛大网络公关副总监诸葛辉指出中国的互联网创新领域的浮躁现象不容忽视，提出互联网创新中盲目跟风大企业与急于求成不可取，好的创新必须接地气，必须形成一个闭环，团队必须有该领域创业成功的经验，并表示上海应利用环境优势，大力发展模式创新，政府和行业要鼓励垂直创新。
首先，要认知现在中国互联网创新领域的现状，当然有很多好的方面，包括跟国际接轨的方面，但是中国的互联网创新领域的浮躁现象也不容忽视。现在有大量被互联网教育出来的这一代人所希望得到的一种需求的存在，甚至恨不得就从中学或者大学的开始阶段就创业的这一批热血青年，想去做事情、做产业的这样一种供应，但是在这个供应和需求之间并不很平衡。真正成功的企业屈指可数，而且这里面不要说源头的产品和科技的创新，模式的创新更非常稀少，基本上大家就是互相模仿。现在互联网创新的现状就是金角银边草肚皮，金角就是想创业的这些人，银边就是想通过新的模式得到用户的这些模式，但是中间是草肚皮。互联网创业是给谁的？以前是2B、2C，现在还有2VC。
第二点，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误区，就是大公司做的就一定是对的。盛大很自觉，网络游戏、网络文学做成功了，就退出来了，盛大盒子没有成功，现在仍然在做，但是大公司做的不一定都对。大公司因为抓住了那么一两次机会把这个产业做大了，最后它形成一个平台以后去做别的东西，不一定成功，千万不要跟在它后面，它去做医疗、食品、汽车都跟着去做，不一定是这样的，请理解它的模式创新的内核是什么。还有一点是急于求成，想第一时间拿到我的用户，第一时间做大市场，用户进来了，收入进来了，这个公司就卖好价钱。我们在杭州边锋，就是原来盛大的子公司做资本运作的时候，32亿卖给浙报传媒，人家最后来数你的人头，你的每个活跃用户值多少钱，但是你一开始不能抱着这样的心态去做，那样的话一定会死。
第三点，好的创新，好的互联网的创新很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必须接地气，2B、2C、2VC，不管是什么，最后一定要考虑这个环节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收入和价值，接地气很重要。第二个特点是形成一个闭环。上海有一个很大型的国有传媒集团要进行互联网改造，说要成为第四级，最后说开发了一个新产品，估计这个产品有多少用户，把它放在微信上，意思是是一个微信的公众号，这不是一个闭环，放在微信上面就是2B而不是2C，所有的用户全部是微信在帮你做，对你来说没有体现你的商业价值。所以一定要形成闭环，从产品的产出到中间的运营，到最后的客户、客服、收费全部都是要你做的，哪怕这个用户增长很慢，但是这个闭环要抓在手上，这个是有价值的企业，而不是草肚皮的投资方式。第三个当然就是团队，盛大现在转型做投资，因为现在所谓的互联网创新无非是三个要素，一个是人，一个是项目，第三个是钱。有了项目就要去找钱，有了钱就要找人，但是可以逆向思维，有人在的时候，可能项目就会来了，钱就会跟过来了。我们现在有一大批在第一轮，哪怕第1.5轮互联网创业成功的浪潮当中，大浪淘沙下来的人，这些人现在手上可能没有项目，我们就可以找这些人，或者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主意，但是我们要去找在这个领域里面曾经创业成功过的人，我们给他钱让他去做项目。格瓦拉现在是电子票务领域的NO.1，就是盛大的董事长有了这么一个好的点子，然后再有了钱找人给他做这个，人很重要，做在线教育的沪江网很成功，但是在线医疗的那些人，他们可能就是医疗支持性的企业，三产里面出来的，这些人有资源，但是他并不一定能让这个模式成功，因为他没有做成功过闭环，没有在这个领域创业成功的经验，他只是一个开口，这个开口能不能最后被他把握，这一点还有待观察。
上海显然有自己的优势，有开放的环境，海纳百川，有很多大型的国企，也欢迎外企外资进来，但是上海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出BAT？其实有一个例子，盛大当时做成功以后，有人总结说盛大之所以成功了，是有一段时间没有人管它，所以它成功了。张江镇突然发现它有一年的报表上的税，盛大交了很多，然后政府才意识到要支持。有必要研究一下当时的生态环境，一个企业没有感觉到政府的存在，但是它做成功了，而且也是创造了行业的新模式，这值得好好研究，其实上海这种环境的基因是有的。上海的另外一个特点，在模式创新上。很多高校在源头上做很多科技的创新，但是在互联网领域更多的还是模式创新，盛大就是模式创新的例子，很多的东西都不是自己发明的，包括芯片，包括各种各样科技的新东西，但是如果盛大盒子遥控器上网的东西，跟现在苹果APP组织排列的方式一模一样，这种排列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模式创新。很遗憾的是中国对模式创新是不保护的，盛大当时做了《三国杀》，有一家企业做了一个《英雄杀》，玩法跟《三国杀》一模一样，只不过把卡牌的头像换了一下，但是没有一个法律可以限制它。上海这个地方的智慧完全可以出现非常好的模式创新，比如说大众点评，比如说最近出现的沪江网等等，这些新的苗子都会出现很好的例子。最后，一定要做垂直，现在做水平的人太多了，做平台的人太多了，这些平台当然要提出道德上的约束，让它真正创造一个公平的、让中小互联网企业成长的环境，而不是通过自己的投资和各种方式去抄袭、压制新的创新，与此同时，作为政府和行业来说要鼓励垂直创新，只有垂直才有机会，打深打透打出水来，一定是互联网下一轮的发展机会。
周曦——复旦大学在产业化过程中的积累与思考
复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曦代表学校提出复旦大学在产业化过程中的积累和思考。他指出要让国有体制跟社会接轨，而不是固步自封、继续按照国资的方式去管理，最重要的是通过共享、价值的方式才能够把中国所有的创造力激发起来。他就复旦企业遇到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并介绍复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相关情况与复旦在大学生创业方面的积累
首先，在中国做创新，思路或者模式上面也要有创新才行，经过30年的积累，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靠人口红利、不顾环境带来发展的模式不再适用，要通过科技的创新。最成功的案例是硅谷模式，它引领全球的创新浪潮。中央政府也意识到这一定，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新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动力。
更重要的是需要知道什么是创新与怎么去做。产业界可能是从盈利的角度去做一些微创新或者做一些产业方面的整合创新、模式创新，而国家把很多的基础创新、科研创新的任务都交给了高校，或者一些科研院所，或者一些研究机构。但是中国这么多年大量科研经费的投入，对产业的促进和影响产生的效果又不是那么明显，大家评估30年来我们的创新到底产生了什么，肯定是不满意的，所以我们要改进，要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因为中国是政府主导的，总是要政府为主来建设某个东西，而不是让它自发去产生的。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资源不能有效利用，资源错配。高校肯定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光靠高校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高校只是产业创新的源头或者一部分，后面需要很多资源去支持，除了政府的立法政策，包括地方政府的政策和环境，包括资金、场地、土地、人才等等各方面的投入，还是需要社会资源共同的参与，才能真正建设一个创新中心。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胜任或者适合做这一块，需要有一些人才，这就需要从教育上把人才培养成不止是去打工，或者不只是一个专才，而是要把他的本质和本能发挥出来。把创新跟高校教育结合在一起是需要探讨的。还有一方面就是要加强合作，大家把各自的平台都开放出来，高校有高校擅长的，产业有产业擅长的，政府有政府擅长的，要资源互补才能真正促动创新。这在中国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冲突，政策与理念都很好，但是这个过程中由于资源没得到整合，最终的效果不那么明显。比如讲创新应该是无所畏惧的，应该是不受规则限制的，所谓的规范管理可能就会有一些矛盾。但是高校或者很多国内资产的总值大量在国有资本上面，大家按照国资管理来说，它又不能够承担风险。如果还是按照保值增值的方式去管理国有资产，只会让所有的国有资产的管理人员成为一个代理人，而不是一个主人，他只能裹足不前，不会承担风险去创新，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可悲的现象。统计数据显示，大概是2013、2014年，整个上海所有国资企业的体量大的很，远远大过华为，但是所有国资对创新的投入不及华为一家公司的投入，造成了国有资本的很大浪费。
第二个要改变的就是知识产权的管理，如果还把知识产权当做传统的国有资本来管理，真的就废掉了。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都是逐利的，大部分的知识产权其实只是为了申报项目完成指标数量，真正有用的东西，很多人会把他留在自己的脑子里，或者以后自己到外面创业。当前的体制下面产生的知识产权有用性是不高的，由于国家投入产生的知识产权还是国有的，直到今年才刚刚解决了50%的收益权奖励给个人，对比以前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跟国外比是落后很多，中国还把它当做国有资本去管理，它只是一种虚拟资产，任何一种知识产生以后，你把管头管脚的话，三五年之后它就没有资产了，它就灭失了，知识产权一定要开放，建议最好规定它的属性还是国资，但是它跟普通的国资管理方法不一样，或者限定一定的时间，比如说三年以内，如果国资的体系没法把它转化，你应该无偿授予这个专利发明人去转化，只有转化了才能对社会产生价值。
第三个要改变的就是人才的流动，或者对人才属性的松绑，要允许这些专业技术人员能够自由流动，能够在不同的身份下参与创新创业，只不过一方面要规范管理，但是一方面要鼓励。之前将近20多年，国家一直是鼓励老师或者学生去创办企业的，但是今年慢慢开始有一些要管的趋势，当然一方面促进了新的规范，但是在这方面还是没有完全放开，造成很多人有心理压力。
一定要让国有体制跟社会接轨，而不是固步自封，还是按照国资的方式去管理，最重要的是通过共享、价值的方式才能够把中国所有的创造力激发起来。上海建设国际创新中心有很多它的优势，它的经济、人才、教育、开放度、资金支持各方面都是很好的，但是它也有一些瓶颈，现在商务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原先上海对于支持草根或者支持早期创业的权利，有些方面没有北京和深圳那么好，更多看中的是大企业，高大上的东西，对于早期的创业者有的时候服务的不是很好。一些校友和老师在创业的过程中有不同的体会，在张江高科技园区大家是奔着政府的支持去的，而且那边是看大企业，在复旦周边，是高校自发形成的，杨浦区最近要推动的江湾创新走廊就更加草根一些，更加自由一些。
复旦目前产生的企业也主要是它自己有优势的领域，生命科学、医疗健康、IT、IC、环保材料等等领域。复旦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碰到一些问题，第一个是希望有专门针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公式化的平台，能够把老师积累的知识产权更好地去转化，而不是像现在是以科技部门的管理方式去服务。第二个是对科研这方面的环境不够，因为原先像复旦这样背景的学校是以研究为主的，但是也有一部分的老师是工科类型的老师或者学科，当你把一个工科的团队和一个理科的团队放在一块，他们很难共同协调生产，因为国家和学校给他的考核指标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希望学校的周边建立产业研究院，把偏工科或者偏产业化的老师外移出来，让他们在学校周边形成一些适合工科发展的，把做论文的老师放在学校里，学校已经在做这一块了，包括院系的二级管理，包括人员分流，包括把产业化的东西移到校外来。当然复旦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开放的，希望有资源或者感兴趣的校友们参加到这个过程中。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资本方面应该是不冲突的，原先是单方向主要靠国家科研，但是到产学研这块更多的是需要社会资本的支持，我们需要更加国际化，不仅是复旦的，也是希望其他高校或者社会资本共同参与。这是复旦参与创新创业方面做的一些尝试，做了无锡研究院，后面又做了宁波研究院，都是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跟当地产业发展相关的，无锡主要是物联网相关的，宁波是生物医药或者IT相关的，当地政府给了资金的支持，科研团队就出去。现在主要是帮助这些教授找到一些有经验的创业者帮助他管理企业，老师做好他擅长的就行了，不是像以前一样，老师既下海又要做学问。复旦张江生物医药公司，它在香港上市，纯粹做研发的公司，规模不是很大，但是经过十多年各种资源的支持下面，在2010年左右，成立了将近10年才进入了盈利状态，主要是做技术研发卖专利，现在的状态也很好，就是典型的科技创新的公司，而不是模式创新的公司。接下来我们还想做什么事情呢？把研究院的模式再拓展一下，在上海或者学校周边吸取更多的资源，目前跟虹口、宝山、浦东都在谈，在学校周边搭这样的平台，让想创业的老师按照合规的方式在学校周边创新创业。另外也想把复旦在北美以及海外的一些校友资源利用起来，能够参考这种模式在海外设立复旦的创新中心，把两边的资源互动起来。
复旦是全国比较早做大学生创业的，2005年就得到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以公益的形态来支持学生的创业，将近1400个学生接受了创业课程的辅导，主要是校外的导师来讲创业路上应该具备什么能力，应该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最终有474个团队申报了这个基金，120个获得了基金的支持，他们就变成了公司。剩下的300多个团队并不是不去创业了，即使他们没有得到支持，他们也会去创业。这100多个公司最早成立的时候，员工统计下来不到1000个，现在已经将近1万个其中10多家公司拿到了投资，差不多有2家在新三板，在稳步发展的过程中，但是也有很多人在创业的过程中一次两次三次失败，但是他们依然走在这个路上。要把创业变成一个体系，做成一个平台，从最早的创业教育开始，希望把校内资源整合，把教务处、团委、校友会以及相关学院，把复旦的创业教育或者创业学院的模式搭建起来，让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就能够接触到创业的理念。第二个就是在校内创建创业苗圃，你在校内有一个场地，有一个开放的团队，让你先去实现一个创业的种子，再到外面去成立公司。第三个就是复旦依然做公益，扩大大学生创业基金，支持更多想创业的人在刚刚起步的时候得到学校或者政府的支持。前面这三步都是学校和政府应该做的，纯粹是出于公益的角度，培养人的角度做的。再到后面就希望把培养出来的创业种子交给社会，让社会的投资基金去使他们发展壮大。欢迎社会上的各种资源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跟复旦共同把这个创新创业问题做好，学校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只能把学校的平台开放出来。
张陆洋——以法规保证创业创新及风险投资，运用金融资本知识资本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陆洋指出要把创新和创业联合起来，以法规保证创业创新及风险投资，运用金融资本经营知识资本。上海建设创新中心，要利用知识产权股份期权化和风险资本股份期权化两个机制，运用金融资本经营好知识资本。
我国GDP六十三万亿了，排世界第二，不能按照100年前购买力平价，我们排名第一，那是错误的衡量。30年来我们做了什么事情？30年来我们仅仅解决了商品层面的市场与机制问题。
创新创业到底是什么？创业之后，在早期阶段90%都会死掉，早期是天使投资，后面是PE私募投资，最后才是上市银行的行为，所以政府老想把银行的钱贷款到早期来，这是违背经济规律的。现在的创新国家到底是什么？一个是经典的创新，企业是主体，新兴的科技企业，创业是主体，所以一个国家创新中心不能仅谈创新和创业，要把创新和创业联合起来。怎么理解这个环境呢？我们现在的行政环境很好，但是我们的市场环境、金融环境还没有达到创新创业的要求，在这里面要搞清楚经典的创新和创业本质的区别在哪里，经典的创业就是熊彼特当年讲的一个企业存在下的行为，创业是这个企业不存在，你怎么让它生存下去，这是一个过程。讲到国际经验硅谷，硅谷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地名，也不是一个行政区划，找不到它的边界在哪里，它也不是一个科技园，也不是大卖场，是由五个区域组成的，没有政府，没有管委会，没有计划，没有目标，政府对硅谷没有任何特殊的政策，是硅谷人太聪明，把美国所有有效的法律全都用上了。为了保证创业创新以及风险投资，从天使到风险投资一直到PE，到上市，为了保障这个交易流，必须要有一套法规的机制，没有这样的机制就不可能完成硅谷形成的过程。政府财政法规为支点，引导少量的钱带入金融市场，撬动高新科技产业。
过去只是衡量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指标，现在是风险投资占GDP的比重，以色列最多，其次是美国，中国非常可怜，中国的风险投资占GDP的比重0.02都不到，我们要想创业创新，再好的想法没有金融支持最后也是死掉。2007年以来，美国的发展情况到底怎么样？去美国访问了解到，美国的小企业管理局，自从次贷危机以后，所有的计划都是在增长的，180%的速度在增长的，这就是其经验所在。上海要建设创新中心行不行？肯定行。要做好一件事情，运用金融资本经营知识资本。怎么做呢？首先是科技知识产权股份期权化，现在大家都觉得马云了不起，十几年以前创业没人理他，这种草根算是走出来了。风险资本股份期权化的问题，没个三五年甚至十年的等待，你不可能赚钱。上海怎么做？绝对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政府是要引导，而不是规划，等政府规划出来就已经过时了。上海肯定能够建成创新中心，要做好一件事情就是运用金融资本经营好知识资本，当然要应用，知识产权股份期权化和风险资本股份期权化两个机制。面临现在的理论、系统、机制的挑战，解决好这些问题就可以了。当前金融环境没有达到创新创业的要求，要有顶层设计，我党的理念决定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决定了资源的配置。
寇宗来——知识产权、风险投资与中国的自主创新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寇宗来表示在新常态下经济方式要发生转变，需要有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的引擎，即创新。要让创新引擎发动起来，一个是知识产权保护，另外一个是资本加知识。
过去中国经济的奇迹主要是依靠于大规模的要素动员，以及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大规模投资。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急剧上升，环境压力持续增加，使我们获取国外的核心技术越来越难，原有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持续。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新常态的概念，它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增长要下降，第二个就是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在速度下降的同时要通过质量来弥补。怎么做到这一点呢？也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增长引擎，过去主要是要素动员，现在要变成创新驱动。根据三中全会的决定，第一个就是要让市场来起决定性作用，第二个就是政府依然要起积极的作用。为什么在创新领域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呢？主要是计划体系没办法解决创新过程里面所面临的信息以及激励问题，创新是打破常规，很难计划。但是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创新通常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所以需要政府的干预来进行纠正，但是政府的纠正也需要一定的前提。
过去中国对创新一直在进行干预，我们可以把创新理解为一种投资，人们进行创新的动机就取决于创新活动的技术收益，按照这样的分类，可以把创新政策放成两大类，第一个就是基于要素的政策，主要是降低研发成本，主要是通过政府对特定的企业进行补贴，或者进行税收减免。过去中国政府做的最多的就是这个，但是这个政策实际上效果不是很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问题，因为在补贴的时候，政府要去选择战略新兴产业以及某些企业，而政府在选择企业和产业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专业的技能，所以最后政府选择的战略新兴产业里面都没有BAT，政府支持的领域很多都死掉了，不支持的反而起来了。最近国务院也有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要限制地方政府对于特定企业进行补贴，这一类政策的可行性也有问题。第二类政策就是面向产出的，主要是扩大创新的收益，在这方面主要是知识产权跟市场整合，它跟投入端的政策相比最大的好处就是放松了政府在进行创新干预时候信息的约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不需要判断哪个企业是好的，只有那些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企业才能够在创新过程中获得报酬。但是在中国现在是否应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还是有争议的，反对的人就说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是技术的进口国，如果强化保护，主要是拓展了发达国家在中国的市场力量，所以得不偿失。但是实际上支持的人也有很多的论据，比如说知识产权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最重要的激励机制，我们也有很多国内的本地化的需求需要当地的企业进行创新。另外还有说只有强化保护这方面，也能够改善我们的模仿机会。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时Enforcement其实是最重要的，中国的山寨实在是太多了，不光是小企业去山寨大企业，还有很多大企业去山寨一些创新企业，利用它的优势把创新企业干死，这种山寨行为会导致一个市场，就是你作为一个创新者，只有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成本收回来才能赚钱，所以造成市场的短期化行为，也会导致面向底部的恶性竞争，也会损害企业建立品牌的行为。
另外就是跟知识产权相关的，确立基于个人的知识产权非常重要，中国，尤其上海，因为我们有很多高校，所以在建设国际创新中心的时候，大学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高校知识产权的转化率非常低，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校里面的知识产权是全民所有的，一旦要转化的话就面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把产权确定到个人非常重要，现在有人说我们只要确立的一半，比如到高校似乎也可以，但是中国跟美国还是有区别，因为我们的高校也是全民所有的，在转化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国有资产的评估，只要一评估就死掉了，时间非常长。在产学研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高校的教师的目的跟企业的目的是有差异的，高校的教师主要是为了发论文评职称，企业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这两个目标怎么对接呢？有一种办法就是让老师有个创业假，这三年五年可以出去创业，创业成功你就可以回来，创业失败也可以回来，一辈子大概只有两次或者三次创业假的机会，让这个人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知识是力量，但是在创业里面，单纯知识是不够的，要强调的就是资本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现在大家知道中国经济增长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我们的传统经营体系没办法去为创新服务，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国有银行没办法对小微创新企业进行资助，这个也有原因，因为没有抵押，又高风险，所以不行。那么根据美国硅谷的经验，风险投资、天使是非常的重要，关于这方面我觉得上海或者张江应该有双边思想的思维。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打破鸡生蛋蛋生鸡的过程，我们在调研过程里面发现，也是一些做PE、VC的人说，现在制约中国VC发展的重要的问题就是税收的问题，比如说双重征税，作为VC最后退出的时候要交税，再到个人的时候还要交个人所得税，等于是双重征税。另外一个是基于项目的交税，投资了100个项目，最后只有一个成功了，成功的项目要交税，其它的因为你亏了也不给你补贴，美国对于天使或者VC早端是有税收补贴的。
建议上海应该对风险端比较大的VC前期应该一些税收的优惠，如果说我们有了大量的VC，对于政府来实施产业引导也是有好处的，过去我们的政府自己去选企业很难，经常选错，一个很好的办法不用选企业，只要选VC、PV就可以了，谁玩的好看报表就可以了，政府还可以做引导的，比如说发展医药行业，专门投那些致力于医药行业的VC，政府原先是直接补贴，现在只不过换成间接补贴，政府要搭这个市场的便车，也就是原来政府的资本有两个功能，第一个是杠杆功能，第二个是信息发现功能，原来两个都要做，但是我们在信息发现方面很差，政府只要回到杠杆功能就可以了。
刘志阳——新常态下上海创业创新的机会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志阳指出，新常态下产业更替比较缓慢，技术创新没有突破性的发展，而是渐进式的累积，技术与金融进入了相对协同发展的科技金融新阶段。推动上海的创业创新第一是大力促进以风险投资为核心的第三类金融中心建设，第二是构建适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态建设。
三次产业革命，每次的周期是100年左右，这个判断非常重要，这100年非常重要，因为每次技术革命都是从产生到技术革命导入期，最后进入一个拓展期，技术从产生到消化要经过100年左右的时间，英国一教授认为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个叫导入期，前50年主要是技术革命在本行业进行，第二个50年技术革命超过本行业，在其它行业拓展。如果这个判断对的话就是前面50年刚好是新兴技术革命在本产业发展，后面的50年就是信息技术发展对其它产业的影响和转化。这样一个技术经济的范式可以非常好地来说明我们当前的时代，我们现在处于协同发展阶段，也叫黄金时代，就是科技金融非常好的阶段。硅谷经过了几拨产业，前50年刚好是新兴技术革命的时间，后面50年应该是在互联网领域，中央做的部署有其道理所在。也可以看到红杉、KBCB，所有硅谷的发展都离不开这两大风险投资基金，后面也出现很多新的风险投资基金，科技跟金融高度融合才能够创造出一个新的产业。
新常态并不是技术的快速迭代，现在新常态创新创业机会就在于传统企业互联网改造。在上海金融可以互联网化，制造业也可以互联网化，风险投资应在此有所挖掘呢。要利用互联网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是一拨非常重要的创业机会。
今天的创业不仅包含公司创业，包含新兴企业，还包含社会创业，我们的整个创业创新的发展应该更加拓展一点。上海浦东已经在行动了，比如说浦东社会企业孵化器，友诚基金也在做行动。到底上海创业怎么样呢？据红杉统计，2004年到2014年估值超过10亿美金的互联网企业，有上海企业但是很少。因为产业跟金融高度相关，产业跟风险投资高度相关，可是在上海风险投资基金不发达。
怎样推动上海的创业创新？第一是大力促进以风险投资为核心的第三类金融中心建设，从政府角度来说，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仍然是最大的命题之一，科技创新中心非常重要，除了传统的银行第一类金融中心，证券第二类金融中心，以风险投资为核心的第三类创新恰恰是上海应该强调的。第二是构建适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态建设，比如着重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创业公共服务平台，创业学院的建设等，复旦大学也在探索。第三个社会创业应该发展基金，比如应发展公益创投基金，今天的VC应该有眼光去做这件事情，推动社会更强有力的创业创新。
陈诗一——上海如何实现现代化和国际化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诗一指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上海虽总体已经达到了现代化城市的标准，但是现代化的发展很不均衡，未来科技创新应仍然成为经济增长发展的主要动力，把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抓手。就国际化的指标，未来进一步建设上海的国际化，以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优势，进一步提升金融和服务的配置能力。
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上海总体来讲已经达到了现代化城市的标准，但是现代化的发展很不均衡。从人均GDP来看，上海目前1.35万美元的人均GDP与现代化的标准是1.5万，有一定的差距。从产业结构来看，成熟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三产的比重基本上是80%-90%，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的高度化，上海目前三产只到了60%，而且还在徘徊反复。传统的像钢铁、纺织等制造业的比例高达35%。上海科技创新能力也有待加强，目前上海每万人拥有的专利量是22件，与现代化城市的基本标准30件有差距。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产值的21.4%，低于现代化城市45%的比例。总体来说，我们离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标准尚有差距。
如何来达到这个现代化。现在上海讲五个中心一个大都市的建设，5+1，最重要的还是如何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城市中心，按照经济发展理论来讲，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到技术进步驱动，后两者都可以理解为科技创新的驱动，那么未来科技创新应仍然成为经济增长发展的主要动力，也就是说可以把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理解为现代化建设的抓手。
就国际化的指标而言，选取国际对标的纽约、伦敦、新加坡、香港等城市进行测算，目前上海国际化实现度为47%，资源配置率达到标准的59%，国际影响力只有22%。总体来讲，上海的国际化，未来如何进行进一步的建设，还是要提升上海资源的配置力，目前来讲上海相对优势是贸易和物流方面的配置能力，但是相对劣势主要体现在金融和服务这两个方面，北京和上海在资源配置上基本上是属于同一个能级，但是也有一定的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比如说金融服务配置力都相对较弱，但是北京在科技和信息资源方面配置力相对突出。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的两个代表性城市，首先要根据差异要进行错位发展，跟纽约、伦敦相比我们在金融服务、资源配置力上面肯定是有距离的，但是可以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优势，进一步提升金融和服务的配置能力。国际化手段有多种多样，如何选择一个适合上海特色，能够体现上海核心竞争力的手段，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选择或者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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