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本一桥大学商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特朗普的去全球化政策会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了怎样的冲击，由此引发的国际货币体系变动给中国外贸造成何种冲击？
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动
自从美国大选尘埃入定，特朗普赢得选票入主白宫，而后他非常清晰地提出了“美国第一”的结构性调整战略。一开始，外界普遍以为其不过是特朗普利用美国中产阶级对现状不满的情绪而赢得选票的策略而已。但令人出乎意料的是，特朗普正在不断落实在大选中所作的承诺。
在过去的30年间，发达国家受华盛顿共识的启发而实施了全球化战略，通过支持本国企业与发展中国家的深度合作来推动本国的繁荣发展。在美国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中，跨国企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战略——以国内的研发实力为核心，积极寻找海外的制造基地，适时扩大生产规模进而占领全球市场。然而，其经营和发展模式却无法令双方皆大欢喜，因为跨国公司在资本流入国和资本流出国均带来了贸易结构失衡的问题。
虽然跨国公司赚的钵满盆满，却没有给美国带来就业的增长和税收的增加。大量的产业工人在低薪的服务业寻找就业出路，美国政府面临的财政悬崖更是雪上加霜。在跨国公司迅猛发展之时，也是工人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之日。与此同时，高端的金融服务行业和科技创新行业涌现了新的就业阶层。此外，美国先进的教育平台和公平的就业机会更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精英留住于美国劳动力市场，原住居民和白人的就业空间因而受到挤压。因此，民粹主义和经济问题就此双重叠加、互相推波助澜。
为了解决结构性问题，特朗普带领美国进入了去全球化时代。美国希望用汇率手段和关税壁垒减少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并让中国归还过去30年通过全球化获得的巨大的红利，实现特朗普所谓的贸易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同时，特朗普希望利用海外美元弱势的好处实现本土跨国企业的回归，并通过拉动出口来重塑美国发展和崛起的商业模式。美国在全球化中的退出给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冲击，也给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如芒刺背的压力。
然而，值得深思熟虑的是，以前的主要出口国是否真的如特朗普所愿去抹平美国贸易逆差？如果没有顺差国的配合，即使美国制造业回归本土，也无法解决美国的税收和就业问题。中国、德国和日本等传统顺差国不可能同意这种特朗普政府美国利益至上一厢情愿全球化策略。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导致两败俱伤、互损双输，最后把经济冲突升级为政治矛盾，比如最近的萨德事件和南海问题。
中国面临的两大问题
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特朗普的去全球化策略给中国带来了两大问题，第一就是增量与存量问题，第二就是财富安全问题。
过去几十年，跨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与国内巨大的人口红利相结合，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然而却造成美国税收税基减少，工人被边缘化。因此，特朗普政府试图打压人民币，逼迫人民币升值，并要求中国加大消化其产能的采购行为。
随着美国关闭全球化通道，中国和发达国家一起开拓市场的幻想已然破灭。中国急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模式，这是中国面临的增量问题。同时，中国还面临着存量问题。如何解决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之下的中国大量的过剩产能？这也是急需解决的棘手问题。中国现阶段面临原始积累、看病、养老、食品安全、商业诚信等需要在经济发展中逐步解决的问题。目前就希望仅靠内需来化解中国过剩产能可谓是天方夜谭、不切实际。美国寄希望于中国能有发达国家一样的消费能力以便大量进口美国的产品，但现阶段的中国市场实际情况与美国所打的如意算盘背道而驰。
美国不仅通过去全球化战略给中国的外贸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还利用美元的主导地位，给中国的财富安全同样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赚取了大量美元外汇。然而中国经济仍处于发展中阶段。中国人民的储蓄意愿强烈，储蓄偏好与经济发展阶段高度吻合。中国需要将储蓄配置到优质企业，但国内像华为、大疆这类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屈指可数。大量资金缺少优质投向，出现了所谓的“资产荒”现象。
另一方面，中国所持的大量美元通过购买美国国债而流回美国华尔街。华尔街的金融创新滥用和零和博弈，使得多数人的钱进入了少数人的口袋，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获得任何投资回报，反而承担了因为美元贬值而造成资产缩水的后果。
理论上讲，国家应该根据中国的经济形势来制定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投放恰当的人民币数量。但是中国外汇管制，企业和居民不能自由持有美元，出口企业赚得的美元须兑换成人民币。这就倒逼央行发行人民币，从而影响中国的货币政策主动权。
加快供给侧改革，为开放市场做准备
美国的贸易保护还未真正实施，但中国对美贸易逆差已在1月出现。究其缘由，乃是市场的力量。
不可否认，中国出口能力在下降。中国不再具备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优势。跨国企业开始将产业转移到印度、越南等国家。中国依靠海外市场解决税基和就业问题的发展模式面临结构调整的巨大挑战，需要建立起能够适应新环境的发展模式。
如2009年政府依靠财政投入基础建设，企业利用国家新增资金归还银行贷款，会使银行资金沉淀在低效率的项目里，银行坏账累积会使其面临破产危机，国家通过发行货币来解决银行债务会导致国内不断通货膨胀，人民财富日益减少，消费市场面临萎缩。
中国要吸取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在国内资产荒、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的情况下盲目开放对外金融市场会导致实体经济中的资金脱实向虚，最后承受毁灭性打击。在解决经济存量和增量问题时，中国必须加快供给侧改革，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开辟新的市场，发展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其次，要解决全社会的产权保护问题，清晰界定产权。加快国企改革，实现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在市场竞争中避免让他国质疑中国国企利用两只手参与竞争。同时也能借国资出海建立起海外人民币航母，对个人和企业财富带来正面影响。
再者，要抓住消费市场的人口红利。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家庭储蓄大幅提升，拥有了巨大的消费潜力。BAT模式就是通过互联网渠道，将人口红利在没有时间空间局限的情况释放出来。加快供给侧改革，将国内巨大的人口红利转变为强劲的国内需求。
脱离美元体系，建立一带一路经济带
与中国类似，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不成熟，自身消费能力弱。因此他们希望通过美国市场消化他们的产品，从而获取美元财富。
然而，现在美国遵循本国利益至上的原则，不再提供消费市场，美元为主的货币体系也无法确保财富安全，谁来做下一轮带动经济起飞脱离贫困实现就业的火车头？
在世界的另一端，中国开始诞生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华为和腾讯的市值已经远超美国同行业的公司，大疆创新成为了全球机器人领域的领头羊，华大基因也开始在全球生物工程领域崭露头角。国企方面，中国建筑在海外投标速度快效率高，中国的高铁也开始走向全球。这都为中国成为全球化新的领头羊提供了良好的支撑。今天中国的经济已经拥有了巨大的体量，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偏安一隅韬光养晦。中国应该抓住这个契机和挑战，在美国忙于内政，进行结构性改革之时，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步建立起以人民币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本着互赢互利原则，中国在2015年提出“一带一路”和“16+1合作”机制，大力推动中东欧国家贸易关系，为新兴市场国家提供发展机会。这一举措赢得了沿线国家的认同和支持。而中国则可以借助“一带一路”、“16+1合作”建立起以人民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如果人民币在美元风险的敞口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安全都是很大的威胁。世界两大经济体欧洲和日本的货币都曾尝试取代美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然而这两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并付出了沉重代价。美国非常清楚美元是如何成功替代英镑获得主导地位，并由此获得的巨大利益。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一定会受到美国的重重阻碍。我们如何去解决与美国的摩擦是人民币国际化中极为重要的问题。
人民币不可能在现有的美元体系里来替代美元。人民币必须建立新的货币体系，通过提供好的金融产品、支付手段、价值储藏功能、币值稳定的计价功能和风险回避通道逐步吸引其他国家进入，最后彻底完成人民币国际化。
本文根据系列讲座“立坚每周说”第二期“国际货币体系变动及其对中欧经贸发展的影响”速记整理而成。稿件整理：徐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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