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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James R. Markusen

  发布日期:2018-07-09  浏览次数:

本期记者|李蔚陈耀辉钱浩祺 策划:新闻信息中心人才办公室

James R. Markusen,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1973毕业于波士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与投资,此外还对分析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有着深入的研究。Markusen教授在经济学顶尖期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等期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

2018年春季蒋学模系列讲座,经济学院有幸邀请到James R. Markusen教授给学生们带来题为“Simulation Techniques for Applied Microeconomics”的课程,之后Markusen教授接受了新闻中心的专访。

中国映像:今昔对比,发展剖析

Markusen教授已经来过中国五、六次了,第一次来中国是2010年,在这短短的八年间,中国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教授对于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发生的变化感到非常的惊喜。

“加上这次,我已经来中国五、六次了,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2010年,所以这几次也没有看见中国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了阻碍,但是自邓小平1978年改革之后这40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闪耀全球,Markusen认为中国的飞速发展源自于中国政府卓越的办事能力,以及对投资和教育的高度重视,而这些事其他国家无法实现的。

“中国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卓越,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中国亿万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令我十分惊讶。像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发展、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投资这些事情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都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美国,政府也不可能将大部分财政收入用于交通建设或是教育这些部门。”

模型设置:模型的构建

近两年来,全球各个研究机构和研究团队开发了越来越多的大型政策模拟模型。这些模型能够设立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大数据的普及和计算机计算能力的提高。Markusen认为这些大数据和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以及大型的政策模拟模型有助于细化评估,并且更加科学的处理大问题和反事实问题。

“它允许研究人员和决策者询问之前提出的细节问题,特别是在评估不同的政策选择等方面。在40年前,我们的国际贸易理论就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是在简单的理论模型下,研究时遇到的一些问题还需要进行猜测。因此,政策工具、计量经济学特别是模拟模型的发展,允许我们研究更加复杂的问题,比如:如果我们自由化贸易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放开企业投资会发生什么。在40年前,我们只能对这些问题进行猜测。而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真正地放在这些复杂的模型中,进行更详细的评估,特别是进行定量的评估、福利测算,以及研究什么是再分配、谁将获利,谁将受损、最优选择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些模型更为科学的方式来处理大问题、反事实问题。”

比起传统的标准模型,学者在构建模型的时候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更加明确自己要研究的是什么。建模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以及研究的问题去做出一些假设,虽然这些假设会遭到另外一些学者的质疑,但是建模者可以通过不断的放松假设或者更换假设来检验自己的模型。

“首先,建模的总体构想是你做出假设主要驱动力,这不像以前,我们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型,在理论模型中我们经常做出一些假设,但通常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在做什么。形式化的模型会让你对模型的假设思考的更加明确、仔细,而不是直接采用已有的假设。所以在构建这种复杂的模型时,研究者会更明确他们究竟在做些什么。就像你所说的,研究者在向别人介绍模型的时候,可以解释更多的模型设置过程中的细节。而且,你也可以更加灵活沟通,比如请教提出问题的人‘您可以告诉我您想要设置的假设,我将根据您的建议调整模型,然后看看结果会发生什么变化’。所以,我认为对于模型设置的批判一般在于假设不合理。在计量经济学和模拟建模的模型结构中,你可以尝试很多不同的假设组合,看看会发生什么。”

在构建模型时,可以简化一些与研究无关的内容,而尽量细化与研究相关的内容,使得模型更加具有针对性,也可以让学者更加明确一些关键因素对结果的影响。

“通常我并不信任一些很庞大的模型,因为你运用这些模型进行模拟的时候你很难理解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什么。我更喜欢简化的专业模型,这就已经包含了上百个未知的等式。我认为模拟模型应该依据你想问的问题来构建,你可以花费更多时间去细化关注的问题,而简化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讲过的‘其他国家’,我们并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来细化‘其他国家’,如果你更在意税改、收入分配或者是教育政策或者其他的事情,你会更愿意花时间来细化这些东西而不是去细化‘其他国家’,你可以通过将他们加入的需求函数中来模型化。同样,当你利用模型来改变税收时,你能够更加直接的把结果和假设联系起来,而不是所有的因素都同时考虑。”

模型比较:模拟模型与其他模型的不同

现在一些计量模型也非常的流行,它与模拟模型不同,计量模型是基于现实的数据,对现实存在的现象进行解释,但无法进行反事实模拟。Markusen认为计量模型与模拟模型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这两种模型虽有不同,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互补的。

“我认为这计量模型与模拟模型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就算是在模拟模型中你也需要估计尽可能多的参数,这个替代弹性是多少,我也不知道,这个时候最好是用计量模型来估算这些参数。这些是仿真模拟的基础。因此,这两种方法是互补的关系。你可以运用计量经济来估计参数,得到的结果准确性高且具有统计意义,但你不能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来做一些反事实模拟,你很难直接使用这些估计来看看如果我们放开贸易会发生什么,这个时候构建一个仿真模拟的模型可以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你可以通过模拟模型来研究反事实问题,而且现在的数据和技术都发展的很好,构建模型的方法将来也会变得更加的普遍。”

中美贸易战:贸易战不利于跨国企业的发展

当前,中美贸易关系较为紧张,Markusen认为当前形势虽然复杂但还没有到达“战争”的地步。但未来形势也不明确,这种不明确对于跨国企业而言是不利的。

“现在这种局面还不是‘战争’,但现在的形势也是挺复杂的。跨国公司通常会进行大量的投资并且对设备也有一定的规划,政府也会投资一些基础设施,这种投资一般都是20-30年的,所以不确定性是不利于公司发展的。美国总统的一些措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或许他今天是这样说的,而明天又变成了其他的说法。当面对这些不确定性时,谈判就会变得非常棘手。因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他们也很难做出规划。但我认为中国政府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就是告诉美国政府,一旦他加征关税,那么中国也会同步征税,中国政府在这一点上做的很仔细。在以前,美国有优秀的总统,以及优秀的国际贸易教授,但是我们现在的局面很不稳定,甚至连美国政府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就使得形势变得非常尴尬。当你和其他人进行谈判时,双方都希望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是你依然会希望使这个局面能够变得稳定,能够控制在自己的可控范围之内。我在面对一个如此不稳定的合作伙伴是,我不会进行投资,我会选择走开。我认为这可能会阻碍投资一段时间,甚至导致投资可能有所下降。”

很多中国的媒体或者中国人认为如果美国不出口高科技产品给中国,或许就能促进中国的企业发展。但Markusen认为技术的发展是缓慢的,中国要自己生产高科技产品就必须先具有这方面的知识产权。而基于目前中国的巨大技术研发能力,川普的做法是不明智的。

“我认为大家都同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很多知识产权值得购买。如果美国公司想在中国投资,提供知识产权、证明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是一个前提。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通过这种途径获得了专业技术,那么你的观点应该是对的。现在中国的工程师和企业已经有足够的能力,他们自己可以发明,不用在意知识产权的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在25年前中国和美国就已经讨论过了,而基于目前中国的巨大技术研发能力,川普的做法显得愚昧。”

研究建议: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而不是让别人给你一个研究方向

大部分学生都深入的学习了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知识,但是,构建模型的能力还有所欠缺。Markusen认为,在本科阶段设置一门建模的课程是重要的。

“我发现建模工作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但是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学习。许多经济学研究范式都是标准化的,他们做理论、做计量、做统计,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要用这些方法来做什么,他们都是被动的学习理论以及非常复杂的计量。当学生完成了他们的本科阶段的学习时,如果你问他们一些政策问题,我相信他们中的大部分依然无法回答。他们学习了复杂的模型,学习了复杂的博弈理论以及IO表,但是你问他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们也无法回答。所以我认为现在的本科教育是有问题的,而且这种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我在科罗拉多给本科生们上课,我帮助他们更加深入的思考,所以我认为他们可以从中获益。我们要构建一个简单的开放经济模型,然后改变要素,并且观察发生了什么。目前这不是教授们通用的本科理论课程的授课方式。但我认为一个基本的建模课程是非常有益的,并且能更加深入的对政策进行思考。”

在选择研究问题时,很多学生虽然已经学习了全部的课程,但依然不知道该研究什么问题。学生希望老师能给一个题目,但Markusen认为学生应该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因为这样才能让他们保持激情的做下去。

“我认为首先应该是做你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不要让别人给你一个话题。其次,当你考虑一个话题,想想你所学的知识的不足之处,重要的是分析自己缺乏什么知识。通常好的话题是从不同的领域中获取信息,那正是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所做的,我将贸易和环境问题相结合,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我对贸易理论和环境资源理论有很好的掌握,我将不同领域的内容结合起来,最终完成了一篇真正成功的论文。因为这些东西我确实感兴趣,所以我工作得很好。人们可以通过现有的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来进行论文,并稍作修改,但这可能并不是一项伟大的工作。你去探索一个新的东西,有时花费数月的时间发现一个新的分支,这如同在荒野中漫步一样。你会说,‘好的,我来试试’,但有时它无法进行下去,你必须重新尝试另一个。但这是一种探索的过程,应该由对某一特定问题的兴趣热情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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