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的办公室不大，仅有一台办公桌和一个沙发，办公桌上放着两台电脑，在劳动节放假的第一天，她就在这里忙碌着。记者敲门进入她的办公室，她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块屏幕，飞速敲打着键盘。“两位在沙发上稍作休息，我马上就写好这一部分了。”说罢不久，李丹便起身为来访者沏茶。对于李丹而言，两个小时与记者交流的时间，是在其满满当当的工作安排中硬挤出来的。
经济是思维，历史是乐趣
李丹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其研究领域为经济历史、城市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三个方向中，她最感兴趣的是经济历史，尤其是民国时期的经济史。
交谈过程中提及历史时，李丹微笑着说：“我对历史是真的热爱，真的感兴趣的！研究历史很好玩，它能让你透过表面现象去深究内部原因，并为现实提供指导意义。如果仅仅是为了谋生而找一份工作的话，技能型的专业可能更合适，但如果一个人对生活抱有热情并想为人类贡献些什么，研究经济历史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在李丹眼中，经济学并不仅仅是关于“钱”的一门学问，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她直言道：“我对钱本身没什么概念，这也是我没有修读金融学的原因。”
李丹老师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以阐释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我闺蜜和我讲，她和她的男朋友已经相处五六年了，但这个人就是个渣男，你说我跟他分不分手？如果我没学过经济学，我可能会说，五年这么久了，分了蛮可惜的，我劝你们还是和好吧。如果学过经济学，我劝她一定要分，那五年已经过去了，在经济学上应称其为“沉没成本”，而沉没成本是不应当影响未来决策的。如果他是渣男，就应当避免将来更多地把时间耗费在他身上。”
李丹正是用经济学的思维指导其学术，让学术更严谨，用经济学思维指导生活，让生活更理性。
学科融合做文章，直击学术空白点
李丹在波士顿大学修读博士期间(2003-2008)选择了经济历史学这一方向，并以中国经济史为主要研究内容。
在当时，中国经济史这一具体领域的人才需求并未得到很好地发掘，很多人对李丹的研究内容亦不甚了解，毕业后的就业难问题则成为李丹可能会面临的现实状况。但李丹在当时并没考虑那么多，因为抱有极大的兴趣，她就去做了。并且很庆幸自己最终选择了这个专业。李丹谈道：“做研究的过程往往是枯燥且乏味的，如果没有对这一领域的热情，那研究过程将会是相当痛苦的。”
李丹老师是经济学专业出身，同时又对研究历史有极高的热情，站在两个学科交汇处的她，发现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盲点。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和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历史发展变迁的知晓需求亦随之提高，然而，在学术界与之相关的多是由历史学家撰写的以描述性数据为主要研究材料的文章，而作为中国经济历史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经济历史量化研究，在国际学术上却是一片空白。
李丹提到，研究经济历史的有两类学者，一类是历史学专业出身，一类是经济学专业出身。然而，用历史的思维去研究经济和用经济的思维去研究历史是两个不同的角度，李丹则偏重于后者。
历史学家研究经济史常选取描述性的史料进行分析，而经济学家则会选取量化数据进行研究，通过数理模型进行经济学上的分析。
由于当时通过量化数据分析来研究中国经济历史的学者较为稀缺，故这部分的研究往往由外国学者做，这就出现了外国学者书写中国历史的状况。由于语言上的差异及思维观念的不同，外国学者的研究可能不是很全面，因此，中国经济历史的量化研究并未很好地被囊括于世界经济历史研究体系之中。而李丹的定量研究，恰使得中国经济历史可以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同期横向比较，这为中国经济历史研究与世界的沟通搭起一座桥梁。
埋头故纸堆，昂首走天涯
做学术的过程中，研究取得新进展的欢愉是短暂的，长期繁复的数据收集过程则是持续的。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如有一丝不慎，研究结果也便失去了其意义。因此，李丹十分重视对每个数据准确性的把控，重视对每个数据的多方印证。
在李丹的《A mirror of history: China’s bond market1921—1942》一文中，需要用到的在《申报》上的数据就有数万条。她凡事亲力亲为，核对并矫正数据，确保其真实性与可靠性。
在美国，很多历史学家都在做其本国的经济历史的研究，因而这些数据详尽且完备。但在中国，与之相关的数据则非常零散，数据存在于各个不同的地方，没有一个集中的物理场所或网络节点可以让你找到所有所需数据，这也是让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们非常痛苦的一点。研究中国经济历史，意味着要重新去构建数据，从犄角旮旯里挖出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归类和整合，正如李丹所言：“没有巨人的肩膀让你站在上面远眺，这意味着一切必须从零开始”。
上海是当时的金融中心，在民国时期，中国三分之一的银行聚集在上海，因此上海也是研究中国金融史的最佳城市。在李丹作论文的时候,还没有建立《申报》的电子库，也没有能够抓取网络数据的爬虫软件，于是复旦的文科图书馆和上海档案馆成了李丹常去的地方。李丹埋头故纸堆，翻阅《申报》中与研究相关的每一天的数据，记录下来并录入电脑。复旦文图的《申报》由于长期未被翻阅已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的“灰头土脸”的李丹，对能获得的数据和阅读民国时代的报纸上的奇闻轶事，也是自得其乐。
除了个人的“艰苦奋斗”，李丹还善于借助外援。在研究过程中，1912年之前的关于中国工业产出的数据，尽管找了很久，但仍一无所获，最后通过合作伙伴牵线搭桥，方寻找到了拥有此数据的研究者。李丹坦言：“当你在一个专业领域做久了，就会形成自己的学术圈子。通过圈内的各种联系，总会把数据收集全。问题的关键是你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一定要真正用心地去做。”
李丹也常常鼓励自己的学生多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不是闭门造车。她认为在讨论的过程中出现的情感共鸣和思维火花的碰撞，能够使学术研究变得有趣些，观点的交锋亦能相互启迪、查漏补缺。
李丹虽然常埋头故纸堆，但从来没有人问她：“何妨一下楼？”她之所以选择在周末和节假日继续加班，是为了把零零碎碎的时间积攒起来，有完整的一个月去“走天涯”。李丹的旅行并非仅仅为了休闲，而常常是带着问题去世界各地交流与探讨的。李丹认为人是要劳逸结合的，既要读万卷书，也应行万里路。
合作之中做学术
翻开李丹的履历，从2008年来到复旦到现在，李丹共发表了十余篇在国际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而在这些论文的作者名单中可以看到有些文章是和其他学者合作完成的，何振宇教授则是李丹的挚友兼学术合作伙伴。
截至目前，李丹与何振宇教授共合作发表了十一篇论文。两人的合作友谊是从李丹在波士顿大学读博士期间就开始的，那时他们同在一间办公室，有很多机会交流学术问题，相似的学术经历和学术兴趣给他们两个人提供了很多合作的空间。
现在，尽管李丹和何振宇教授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美国，存在着距离和时差的障碍，但是两人之间合作的关系却越来越密切。出人意料的是，李丹和何振宇教授的沟通方式非常简单，就是微信电话，平时合作上需要有什么沟通的，一个微信电话就解决了。
当记者向李丹询问她对何振宇教授的印象时，她忍俊不禁道：“他真的是个工作狂，是那种能从早上九点来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十二点的人，精力十分旺盛。”“工作狂”，就是李丹对何振宇的印象。
谈到与何教授的合作关系，李丹这样向记者形容：“我和他在学术上可以互补，他的计量能力非常好，对数据敏感，论文中有些数据需要他帮忙才能处理；而我的优势是思维比较开阔，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比较强。”
在李丹看来，“合作”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趋势。因为研究领域越来越深入和细化，研究过程中总会有自己的短板存在，因此“合作”是一个学者（尤其是当代学者）非常重要的能力。此外，她还告诉记者，她很享受与其他学者合作的过程。合作研究有很多好处，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是：其一，学术资源共享方便；其二，合作也可以弥补学者自身研究条件的不足。
“闭门造车是要不得的，学者要学会合作、善于合作，才更容易出成果。”这是李丹在学术研究中一直笃信的。她向记者举了个鲜明的例子：从诺贝尔奖的颁奖名单上就可以看出，现在越来越多的诺奖获得者都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一起分享诺奖。一个经济学家独挑大梁的时代已渐渐远去，目前学者单独研究的劣势逐渐凸显出来。由此，对经济学研究来说，合作的价值也就被放大了。
“总之，学术这件事，还是不要孤独的好。”她一边轻轻放下拿在手中的水杯，一边摇着头这样总结道。确实，李丹的学术研究也折射出她的性格和为人处世，毕竟她还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生活中的她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热爱她的丈夫和孩子，而李丹对生活的态度也被反映到她的事业上来。就像自己幸福的生活一样，李丹也是希望自己所从事的这条学术道路还是越走越热闹的好。
全英文授课，把美式教育带进课堂
目前李丹在复旦开设三门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其中宏观经济学还荣获了“上海市精品课程建设项目”和“上海市英文示范课程建设”的荣誉。不过更值得一提的是，李丹所开设的这三门课都是全英文授课，这也是她教学的一大特色。因为即使在复旦，她也是少有的能将全英文授课坚持到底的老师。
关于在全英文授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她也承认，中国学生高中之前一直是接受中文授课的，大学后突然转变成全英文授课，很多学生一时难以适应。学生们不愿意踏出选择英语课程这一步,有畏难情绪。然而李丹却决心迎难而上。关于为何要坚持全英文授课，李丹这样解释道：“经济学源自西方，绝大多数著作是用英文写的，同时语言是会影响思维方式的，我希望同学们在一开始接受经济学启蒙和训练的时候就是原汁原味的，这对同学们以后不仅是个人发展还是学术研究都十分重要。”李丹继续补充道：“很多学生担心自己英文不好，’怕’我的课，这我也非常理解，但选择上我课的学生我都会认真负责，严格要求他们，毕竟学术的底子一定要打好。”
此外，李丹回忆道，曾经有一位选了她的课的同学，一开始英语并不好，但就是在上这样全英文的课程中激励自己学习英语，没日没夜地训练，没多久，英语水平突飞猛进。“一开始在我课上的时候，她讨论都是困难的，但到了最后，她的英语讲得就很不错了。”谈到学生取得的成就，李丹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除了在学术领域取得的成就外，李丹在教学方面也十分出色。李丹告诉记者，似乎相较于学术上取得的那些成就，学生们对她的认可才是最令她开心的。
关于教学理念，李丹认为学术训练必须是严格的。“我上课很严格的”，李丹告诉记者，“中国经济学教育体系一开始是仿苏联的，与西方经济学教育体系对比，教授的内容是足够了，但深度却不够，美国则恰好相反。”有着深厚留学背景的李丹希望能够把美式教育带进复旦的课堂，因此她对选她的课的学生要求一直是十分严格的。一个学期有5次小测验、一篇短论文、一个video presentation、一次期中考和一次期末考，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记得有一个学期学生交上来的作业有小半个人高。”
李丹边说着边和记者打着手势，“我上课的时候，晚上回家的任务就是改作业”。李丹课上高强度的学术训练，确实让许多学生叫苦不迭，但选过她课的学生，却往往会在苦中培养起这样一种能力：对英文文献不再排斥与惧怕，在论文创作过程中，学会了去主动从英文文献中挖掘素材，获得启发。
对于目前教师的职业，李丹表示自己十分满意，她说：“一直以来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教书和做研究，在美国教师还更像是一份职业，而在中国做教师则不一样，会更有成就感。现在已经毕业了很多年的同学也会和我保持联系，让我有种桃李满天下的感觉。”
文献典籍、三尺讲台都是李丹的人生舞台，她翩翩起舞的背后则是付出与奉献。李丹不说艰难困苦，亦不言玉汝于成。学术无止境，教学有创新，对于李丹而言，自己现在从事的就是所热爱的，现在所拥有的就是最好的。
（本文根据李丹的自述整理而成，在此致谢。李丹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2008年获美国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为经济史,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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