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下午，庆祝建校118周年相辉校庆系列第九场学术报告会在光华楼东辅楼202报告厅举行，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带来题为“走向国家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视角”的学术报告，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钊主持报告会。
为什么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现代化？经济发展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张军根据自己三十多年的研究成果，结合国内外经济学前沿成果，针对上述问题进行解释，并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路径作出了原创性预判。
现代化永远在路上
从改革开放前人均GDP不到200美元，到如今总量约18万亿美元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于“现代化”的理解正随着经济发展的脚步与时俱进。
“现代化永远在路上。”张军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时，我们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五十年过去了，这个目标早已实现，今天我们提出的目标，对现代化的要求更高。”
根据“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程度要接近一个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的水准。对此，张军这样解读：“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界线是人均GDP达到12500美元。而按照我国2035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所提出的要求，是要人均GDP达25000美元到30000美元，比高收入门槛翻一番还多。按照这个目标，中国需要在未来十年保持年均4.5%到4.75%的经济增长速度。”
张军认为，想要预判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就必须先看看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发展背后的原因。
务实主义的作风，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政治保障
在过去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几百年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这一经济奇迹背后的原因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兴趣。二十世纪下半叶，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崛起，也让当时的许多学者感到困惑。
从中低收入一跃成为中高、高收入国家，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现象，按照先前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理论是无法被预测或解释的。
“如果要在这些成功者中找最相似、最共同的发展特点，那就是对外贸易的依存度普遍比较高，特别是出口的依存度。”针对这些经济体得以快速增长的原因，张军总结道。不论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还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工业化进程，都见证了进出口占国民生产比重的持续上升。“通过可贸易部门的扩张，后发国家得以和发达经济体紧密联系起来，利用它们的技术、资本和市场来发展自己的经济。”
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也遵循着类似的路径——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办经济特区，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提出在沿海地区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再到本世纪初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在加快对外开放，深化国际经贸合作的道路上适时调整、不断前行。
“当一条路走不通、难以为继时，我们就会主动调整，动脑筋改变现状。这种务实主义的作风贯穿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这是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发展的政治保障，也恰是很多国家不容易做到的地方。”张军说。
中国需要战略上的调整，但是底层逻辑不能有颠覆性变化
在出口引导战略下，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干中学中获得快速的学习效应，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有了长足进步。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如今，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面对内外部客观环境的巨变，下一步应当怎么走？
在过去，中国的贸易主要依靠外商投资和出口加工，而现在在很多领域，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崛起，实现了进口替代。“这说明我们的技术水平和制造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前列，在国际上与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力也大大增强了。在这个基础上，要进一步提高我们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我们还面临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张军认为。
他强调，随着国内生产率水平和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底层逻辑不能动摇，但要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科技研发和科创领域中，并优化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相关政策，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市场机制组织资源的能力发挥更大作用。
主讲人介绍
张军，1963年生，经济学家。现任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担任第八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和理论经济学联席召集人、教育部全国高校经济学教指委副主任、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任暨社科与管理学部主任。兼任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广东省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委员、重庆十四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曾任上海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特邀咨询研究员等。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