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6日，经济学院举行了共话中国经济的未来——复旦大学建校117周年暨第56届校庆科学报告会。本次会议由寇宗来教授主持，王弟海教授、王永钦教授、李志远教授、宋弘副教授分别就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法治改革与债券市场发展、全球价值链与贸易政策、教育扶贫与人力资本积累问题进行了报告与探讨。会议的整体策划组织工作由经济学院学科和人才办公室的韦潇教授进行安排。
寇宗来教授首先感谢学院师生的踊跃参加，并对四位主讲嘉宾的研究领域进行了介绍。本次活动旨在关注中国经济的未来，分享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的思考。
王弟海教授首先从理论与实证层面讨论了产业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理论层面，王老师建立包含家庭部门、最终产品部门、中间产品部门的三部门模型。分析了在特殊参数和一般情形下，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特殊参数情形下，经济中不存在内生的结构变化，但是外生因素会影响经济结构，经济结构通过工业与服务业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差异、劳动产出弹性差异、工业部门的“干中学”效应三种机制影响增长率。
在一般情形下，不存在平衡增长路径。以下三种机制会影响经济结构，分别是：工业与服务业部门要素密集度不同、工业部门存在“干中学”效应、两部门技术进步率的差异。上述三种机制使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服务业的要素占比、价格水平和名义产出比上升，而实际产值占比下降，工业则相反。非平衡增长路径上，结构变化通过四种机制影响经济增长：第一种机制是外生技术进步率，它使得工业服务业产值比提高会提高总产出增长率；第二种机制是劳动产出弹性差异，它使得工业服务业产值比提高会提高总产出增长率；第三种机制是资本产出弹性差异，它使得工业服务业产值比提高会提高总产出增长率；最后一种机制是工业部门的“干中学”效应，它使得工业服务业产值比提高会提高总产出增长率。
实证层面，王老师使用跨国面板数据验证上述理论结果。实证结果表明：工业服务业产值比提高会提高经济增长率；工业服务业产值比通过人口增长率、总资本增长率、两部门资本占比变化等交叉效应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率。这些结果同理论研究结论完全一致。
王老师最后总结，我们要正确认识和理解工业和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维持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同等重要，两者应该齐头并进。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和政策决策时，我们应该以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发展来促进技术进步、扩大产品供给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以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来促进就业、扩大需求和保障民生。
王永钦教授介绍了法治改革对债券市场的影响，法治改革通过提高抵押品的可获得性、降低抵押品的不确定性并提高抵押品的质量、提高债权人的控制权这三种机制，降低了信用债券二级市场交易利差和企业在一级市场发行债券的成本，进而导致债券融资增加、贷款融资减少，长期负债增加、短期负债减少，最终影响了企业债务结构。王老师提出，改善法治环境、加强债权人保护是促进直接融资、实现普惠金融，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有效途径。基于企业内在价值作抵押的债券融资可以减少传统银行体系对房地产部门的过度依赖，熨平杠杆周期和缓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李志远教授首先介绍了全球化的概念、概念的来源，并提出，不同的全球化阶段伴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颠覆，1990年开始的新全球化带来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旧全球化以产成品的贸易为特征，新全球化则不再局限于产品层面，而是不同国家在产品生产流程上的合作与分工。新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国际市场获得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全球贸易。
现有度量方式存在一些缺陷，李老师提出，可以通过两国进口向量的相关性衡量全球化程度。通过对全球化程度的度量，李老师认为，我们所热情赞颂的“全球化”只来自于“全球化”的微小进展。2000年到2007年，全球化取得“较大”的进展，主要得益于中国加入WTO；2008年金融危机、2017年中美贸易摩擦使得全球化较大下降。李老师提到，也可以通过世界加权平均进口距离衡量全球化程度，从这个指标可以看出，当前的全球化主要还是区域性的，我们离真正的全球化还有很远。
宋弘副教授介绍了教育精准扶贫工程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教育扶贫既是扶贫的重要目标，也是扶贫的有力支撑，是顺利实现脱贫攻坚的重要保障，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宋老师关注近年来的教育扶贫工程计划，考察教育扶贫政策对适龄儿童多个维度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关注的变量包括个体认知能力，包括字词测试得分、数学测试得分、认知测试总分。同时也考察了政策对个体的非认知能力（学习积极性、注意力、情绪稳定性等）和受教育年限指标（受教育年限、是否入学）的影响。
实证的结果表明，第一、教育扶贫工程显著提高了6-16岁儿童的认知能力；第二、提高了少儿的部分非认知能力；第三、对少儿的受教育年限、是否入学等指标也有显著的提升效果。
宋老师进一步探讨了教育扶贫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机制。公共教育方面，政策可以通过扩大实物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源投资来改善教育条件。一方面，政策带动各级政府大规模新建、扩建校舍，更新、投资教学设备，有利于改善教学的“硬件”条件；另一方面，政策通过派遣、奖励、补助等手段，为边远贫困地区引进教师，有利于改善教学的师资力量。在家庭教育方面，政策可以通过激励家庭教育投入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政策对困难家庭学生提供补助，对在校生的生活、膳食、营养等加以改善，有利于降低困难家庭学生的入学成本和教育负担，增加基础教育的回报，从而激励家庭增加对下一代的教育投入。另外，政策执行过程中对教育重要性的宣传、普及，也有利于改变落后的教育观念，增强家庭对教育的认知和重视。
实证的结果证实了上述两种机制在人力资本积累中的作用，但是也发现教育扶贫工程短期内并没有改变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和行为。针对这一点，宋老师指出，未来的政策应当注重长期性，加强教育观念的培养，从而为教育扶贫建立长效的观念保障。
宋老师进一步考察了项目异质性的影响，发现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对于较为弱势和贫困家庭的孩子起到了更加明显的作用，也意味着这一政策避免了扶贫项目中普遍存在的“精英俘获”现象，换而言之，这一项目实现了精准扶贫的预期，切实帮助到了最需要和最弱势的群体。
这一研究通过对新时代下教育扶贫工程的关注，为扶贫攻坚经济社会效应评估的相关文献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补充，也为提高我国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政策启示。
寇宗来教授对每一位主讲嘉宾的报告都进行了提问和点评。针对王弟海教授的报告，寇老师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理论模型中将工业部门与服务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外生化并且相互独立与现实差距较大，可以考虑将模型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王老师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边界模糊性表示同意，同时补充说明理论模型中已经考虑了服务业与工业的相互作用，工业部门的“干中学”效应会提高资本积累，对服务业产生影响。王老师指出，经济对于结构影响的文献已经很丰富，但是考察结构对于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建立的一般均衡模型是对现有理论研究的一个补充。
针对王永钦教授的报告，寇老师点评以土地等不可移动要素作为抵押品，会推高土地价格，加重房地产泡沫，因此改善法治环境，增加以企业未来现金流为抵押的债务对于整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王老师表示同意，同时他还补充，中国的债务问题来自四万亿的刺激计划，这个计划使得地方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债务快速上升，在地方政府债务和私人部门债务中，私人部门债务对经济的影响更大。企业债务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激励，家庭债务在过去的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会对内需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国应该尽快通过财政补贴、重组等方式降低私人部门债务，此外还需要稳定房地产市场，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
针对李志远教授的报告，寇老师指出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利益是可以贸易的，但是霸权是不可以贸易的。当经济利益的贸易影响到霸权的时候，就可能产生逆全球化的行为。研究全球化首先要对全球化有一个很好的度量，科学性依赖于度量的精确性，因此李老师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寇老师对于度量指标的构建也提出了一个疑问，即对区域的拆分是否会影响指标的稳健性，李老师回应稳健性应该不会受到影响，但同时也表示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针对宋弘副教授的报告，寇老师指出避免精英俘获是我国减贫政策的重要特点，是有别于西方国家扶贫政策的中国特色，因此其中的微观机制值得好好研究，形成一套中国特有的扶贫理论。针对宋老师的实证研究，寇老师认为儿童的认知能力的提高还可能是由于贫困地区手机、数字化资源等的普及，宋老师表示确实有这种可能性，而实证数据中也有相关提问可以用来检验这种机制是否存在，非常感谢寇老师的建议。
之后的互动环节，宋弘副教授首先回答了关于农村学校很难招收到好老师，是否鼓励城市学校招收农民工子弟的问题。她指出，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大量的研究讨论了城市学校招生政策对于农民工子弟人力资本的影响，但是在政策执行中仍然存在诸多困难。宋老师也回答了关于贫困地区儿童迁移到教育资源更好的地区对认知能力的影响，她认为，教育扶贫政策确实会通过提高受助家庭的收入和迁移的可能性来提高儿童的认知能力，这一影响已经被包含在教育扶贫政策对于人力资本的影响当中，这一影响机制也可以通过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检验。
针对政治原因导致的逆全球化趋势是否会导致中国的全球化提前结束这个问题，李志远教授认为，全球化是各国出于经济发展的追求，政治会影响贸易的对象与范围，但是不会影响贸易的经济逻辑。
报告会的最后，寇宗来教授感谢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参与，并对与大家早日重聚复旦校园表示了期待。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