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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 张军:技术和经济变化得太快了,我们的社会科学没有跟上

  发布日期:2020-09-03  浏览次数:

针对双循环和“十四五”,经济学家圈专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采访&文字编辑:邱思睿

 

经济学家圈:十四五期间,您觉得最关键要做的事情包括哪些?

张军:十四五这五年应该是很特别的,因为现在跟五年前很多事情有了根本的改变,未来五年我们要做的事自然也要有相当大的不同。现在一个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倒退,一个是全球经济萧条的到来,这对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十四五的规划肯定要考虑这些大变局,规划和战略必然要做出大的调整。

这些变局虽然我们几年前多少有所预料,但来的这么快,这么猛,我想是出乎意料的吧。2018年初中美贸易发生严重摩擦的时候,我们大都觉得这个摩擦再正常不过,日本韩国都有过,没有什么了不起,通过双边对话和磋商,中美之间肯定能找到解决办法,事情慢慢会过去。老实说,我们大家应该都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估计,不太有人把中美贸易摩擦看得对中国特别的危险,即便是海外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们也有类似共识,就是中美贸易摩擦会得到解决。事实也是这样,经过多轮磋商,双方达成了协议。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在2008年以后已经开始纠正贸易不平衡问题,扩大更多的内需市场,把对全球的贸易余额大幅度降了下来,从2007年占GDP10%下降到现在差不多接近完全平衡。即便是贸易总额,相对于GDP的比重,也从最高时大约65%下降到现在的差不多30%的水平,至于说中美双边贸易还存在不平衡,大家都理解是一个需要靠双方共同努力的问题,特朗普上台之后,策略性地选择在这个问题上持续给中国施压,但中国确实承诺开放更多的市场给美国。

但是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两个因素互相叠加,一是美国进入到大选季,特朗普为了争取连任要甩锅推责,拿疫情来说事,再加上之前存留的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突然转变对中国的态度,政治上采取敌对政策,威胁与中国全面脱钩,打压中国科技公司,甚至要终止与中国学术与教育往来。这已经走得太远,这一切已不能简单归因于大选需要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美国朝野对中国经济崛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态度,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这次全球疫情大流行对很多发国家的经济确实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比上一次大萧条有过之而无不及。萨默斯说,全球经济进入了长期停滞,意思是说,除了修修补补,艰难度日,未来10年都不太可能再有起色。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全球的经济未来表示悲观,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出现了“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而未来十年正好又是中国确定的分两步走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关键时候。按计划,今年是我们第一个百年目标完成年、然后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从2021年到2035年这十五年,我们要做三个“五年规划”,落实第一步的发展目标。现在做的十四五正好是第一个十五年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而且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始。跟美国的关系改变以及疫情造成的全球贸易、投资和经济的持久衰退和萧条会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什么影响、多大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必须要有充分的估计。在这个条件下,我们才能做出客观的和实事求是的规划出来。经济学家圈:对于十四五期间的劳动人口减少您有怎样的看法?

张军:随着出生率的转变,我们的劳动力增加速度大约在2010年左右就出现拐点了。这个变化可能是结构性的,不太会逆转了。这对中国经济当然有影响。主要的影响体现在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会降下来,日本和韩国都是这样,都经历这样的结构性变化。至于降下来多大的幅度,不好说,但我想毕竟我们的人均收入和资本存量还没有达到低增长的临界值,应该有大约7%的增长潜力。要注意,这几年我们主动下调了我们的增长目标,政府对增长的预期也确实没有那么高了,2013年以前我们的增长目标值一直是在8%,现在这些年我们逐年下调增长目标,到了6%左右,甚至政府容忍的增长目标再低一点都没有关系。下调增长目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为要考虑环境成本,要更多关注民生,也要处理过高的杠杆率,并强行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下调增长目标之所以是可能的,主要是因为劳动人口的持续减少和流动人口规模的锐减,就业压力显著下降了,而且随着互联网和新技术的普及,新的经济活动不断涌现,年轻人自我就业和创业的机会大增。这些都有助于吸纳因经济增长放缓造成的就业压力。

确实,过去10年,技术的驱动,使得中国经济出现了显著的结构变化。我们应该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鼓励未来更多的生产性和创造性的要素资源能够持续创造新的经济部门,提升我们经济的整体生产率水平。同时,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包括大数据、云计算、AI和5G的应用能够为我们传统的经济部门赋能,就像金融科技改造传统银行商业银行那样。

大家都看到,这次疫情以后,中国经济确实有加快数字化转型的趋势,这是好消息。我这次来重庆参加零售金融数字化转型的论坛,传统的银行,不管大银行还是中小银行,现在都面临大量的竞争压力,就是朝科技赋能的方向,用技术方案来创造新的消费场景。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经济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力。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会让大量的经济活动走向线上和平台化,尤其是在服务业。我在最近写的文章中说,尽管这次疫情让中国经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疫情期间让我们的消费者和企业都体验到了数字经济带来的安全和便利,看到了经济数字化的巨大潜力。我相信从此以后我们搞学术会议一定是线下和线上结合,慎思之是线上为主。将来的社会会保留“社交距离”这个规范, 所以服务业会进行彻底的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虽然前几年我们讲了很多,但是那时候冒牌的东西太多,现在不同了,我们的确进入到了金融科技的时代,这是颠覆性的变化。这一点我相信。经济学家圈:对于城镇化在十四五期间的作用呢?

张军:我预料,接下来经济转型的这个十年会特别快,疫情以后会加速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但同时,我们应该对之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会有大的调整,比方说粮食的安全问题、能源的安全问题、医疗资源的安全问题,会有更长远的考虑,也要有相应的措施加以巩固。还有产业链的安全问题,特别是像核心技术供应链这样的关键领域,我们肯定也会在规划中加以考虑。我们不希望将来过于依赖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的技术供应,但我们又要保持对世界的开放和技术合作,不能封闭起来。中国的巨大市场,包括技术市场,对全球的企业有持久的吸引力,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

然后我们再说城市化。这几年,国家层面上对中国经济的区域融合考虑的比较多。这也是因为通过这四十年的高速发展,现在到了思考我们怎么样更好地深耕我们国内市场的时候了。我们现在已经提出区域经济融合的多个战略,包括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庆成都的双城经济圈战略,提出了很多。我觉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与区域融合的战略保持方向的一致,因为区域融合战略是基于现有的城市群和都市圈而做出的。这一定是代表中国城市化的方向。我不赞成城镇化的提法,因为无论经济总量,还是人口流动,区域融合的发展战略都是以超大和特大城市、大城市为主的城市群来推动的,这就意味着说我们未来的城市化格局应该是和城市群的分布高度叠加的,我们不可能反其道而行之。尤其像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这是中国的天然发展轴,因为上海对长三角有巨大的辐射能力,而长三角又是整个长江经济带的龙头。目前长三角的经济总量占中国的四分之一,长江经济带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接近一半,这是中国经济意义上真正的发展轴。再加上京津冀、粤港澳,其实70%多的GDP总量都会集中在这些地方。这意味着人口的聚集也应该会在这些地方。经济学家圈: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对经济学规律有没有改变?

张军:我直觉上认为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现在的经济学主要是基于古典的市场来讨论经济的变化,而古典市场上最主要角色是一个买者和一个卖者,而且彼此还存在信息的不对称。不管再怎么聪明的人,作为需求方从供给方能够得到的信息是有限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就会创造第三方的机会来获利。也就是说,如果我能够帮助解决这种不对称的障碍,或者让这种障碍变得不是那么的严重,这就是一个可以盈利的机会。而只要有这种机会,市场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发育,这就形成了持续不断地创造新的经济活动,也就是说市场上发育的方向就是不断地弥补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供需之间的鸿沟。市场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厚。也就是说供求之间的“中间层”的组织越来越多。我曾经在二十年前翻译过一本书,书名就叫《中间层组织》,讨论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市场交易双方为了让交易能够更好地完成,需要彼此收集对方的信息,而搜寻是有代价的,而且还需要第三方来监督,防止欺骗。就是说,我不仅需要收集更多的信息来了解对方的诚信,那我还要考虑到万一对方欺骗了、违约了,我们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我们怎么样来监督这个事情。这些事情最后都是通过市场上购买第三方的服务来解决的。所谓的发达市场,相对于初级的市场,发达在什么地方呢,发达在中间层组织发育的比较饱满、比较厚。

所以,经济学家像威廉姆森、科斯他们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之后,一下子就让人们明白了市场为什么越来越厚的道理。但交易成本的概念也让人有些困惑,因为越发达的市场经济好像就代表着交易成本的规模越大。听起来是个悖论,当然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发达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更高。

当然,人情社会的情况不太一样。讲究人情的社会,做生意可以不需要合同,但那不是市场经济,另当别论。但上世纪那些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的技术可以解决那些古典市场的难题。现在这种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生物技术等等技术的发展会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种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很多经济学的研究。过去我们经济学中讨论的命题有很多都会不存在。比方说现在有了大量的数字化平台,你都可以变成一个独立的职业者,不再受雇于一个公司或组织。像滴滴的司机,只要你愿意,每个人都可以去开专车,你不需要绑定在一个具体的出租车公司,也不要签一个就业合同。这对劳动力市场有一个巨大的颠覆,颠覆劳资关系,甚至影响立法。在发达国家,劳资关系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等等都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现在我们出现了越来越大的所谓“gig economy”,也就是零工经济的现象。

其实,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是宏观经济的基石,一旦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发生根本改变,整个宏观经济学都会要重写。我们理解的宏观经济平衡、我们制定的宏观政策,都是基于菲利普斯曲线、奥肯定律这些理论的。但现在看来,这些基础并不牢靠,会发生巨大改变。过去我们将经济发展,理论上都是关于正规部门和正规就业的扩张的,但现在劳动力市场的改变会让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界限消失。

经济学家圈:您如何评价目前国内的经济研究?对青年经济学者您有什么建议?

张军:形势比人强。我觉得我们没有特别关注技术变化对经济的扰动,甚至颠覆性的影响,也没有去观察和思考这样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学。对中国的社会科学家而言,现在和未来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技术发展越来越快,难道对我们已有的理论没有影响?过去这几十年我们刚刚经历了把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但技术的变化很快就让我们不需要他们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和不能忽略的重要问题,但是我们经济学家的注意力根本不在这上面。

我们现在的青年一代的经济学者,基本素质相当好。但总体上也还没有真正关注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大多数还在跟随主流经济学范畴内的问题,很多是从文献得到的问题。你看现在无论在国内发表的这些期刊论文,还是在国际顶级期刊上中国年轻学者发表的这些论文,总体上我觉得都还是遵循这样一些传统的命题。比如说经济增长、生产率、结构变化,劳动力市场,总的还是这些东西。即便是一些有趣的问题,研究中只不过改用了中国的数据来做验证的,有原创思想的东西不多。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现象,状况的改变需要时间。不过,我们需要自觉和清醒,中国经济发展得太快了,我们太多的知识分子没有跟上。有时候我到一些著名的科技公司去调研,很有感触,从研究上说,我们的大学在很多方面很落后了,视野和能力还不及那些公司啊。比如,人家用大数据、AI和超级计算机来解决很复杂很基础的问题,找到了解决很多我们经济学涉足的实证经济学问题的办法,我们的研究做不到。每次到了这些地方我就觉得我们的大学真的是非常落后,我们的教科书、课程表,这些东西都还停留在半个世纪前,完全跟不上我们经济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怎么去教学生?所以我有一次讲,我说你看现在课堂上我们还在用曼昆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等等,这些教科书的内容跟我们看到的现实脱节很厉害,里面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电子商务、大数据、AI,没有智慧城市、城市大脑对吧?没有Fintech,没有共享经济、没有平台经济、没有零工经济现象。你不觉得脱节得很厉害吗?

我希望我们的年轻经济学人应该跑到前面去,应该多去跟踪我们的技术改变对经济的影响,多去观察这些新的现象。在这个上面能去寻找创新的机会,做好的研究,我不是说主流经济学关心的那些问题不重要,而是说那些问题它的重要性已经大大地下降了,我们有比这更重要的现象和问题,但是现在没有引起我们太多的关注,甚至集体的意识都嫌不足。

 

文章来源:经济学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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