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在上海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制造复苏 惟实励新》。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在主题演讲中表示，中国正处在旧经济模式和新经济模式之间的摩擦和张力时期，需尽快通过推动旧模式的转型和改革，转向新经济模式，改革的关键在于政策制定中需要把家庭部门提高到更重要的位置。他指出，中国的家庭长期以来面临低工资问题，工资与GDP名义增长不挂钩，同时政府对家庭的支出很少，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过低，未来政府开支中用于家庭的比例必须要大幅度提升。
张军表示，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2008年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有东亚模式的特征，但也有自己的独特性。主要是通过发展外循环，也就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来带动内循环，快速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追赶。特别是通过合资企业的方式，把两个循环相互融合与交叉起来，通过外循环参与全球的生产链，不断提升内循环的能力，推动了本土的供应链发展，也在总体上持续升级了制造能力、装备水平和研发能力。
进入90年代中之后，在推行这个双循环战略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逐渐演变为推行经济追赶战略的主体，政府为驱动经济增长，进行了大规模公共资本支出，依靠土地批租获得融资来源，这种模式在2008年之后因为推行扩内需政策变得更加突出。但实际上到了2010年左右，一些核心数据表明，这个模式的效力开始显著衰减。中国希望实现经济模式的转型，但我们发现过去10年，我们一直在新旧两个经济模式中纠结和摇摆。
张军指出，模式转型是东亚经济成功之后面临的最大挑战，但也并非那些经济体都能实现成功转型。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很成功，但到80年代也基本告一段落，80年代中期，很多韩国大企业里的工人发起罢工，原因在于工资太低。为解决劳资纠纷问题，韩国开始引入工资增长的指数化，与GDP名义增长率建立关联。这是韩国告别追赶模式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新模式需要重视家庭的收入和消费增长的政策，确保消费增长跟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平衡。
张军表示，中国经济学界的讨论存在一个巨大的盲点，即所有的讨论都是在讨论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没有人讨论家庭，几乎没有人讨论工资问题。即便讨论企业的技术进步，也没有研究企业的技术进步如何与劳动共享回报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关于工资决定机制的有效的政策框架，劳资之间的协商谈判机制也形同虚设。中国需要有合理的工资形成机制，以便更好地与GDP增长同步，是未来经济新模式的重要特征。
张军表示，我们应当反思为何出现当下消费能力弱化的问题，即便遇到疫情冲击，所有的救助政策都提供给了企业，与家庭没有关系，整个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的预算支出结构中，也少有面向家庭的补贴和福利支出的项目。
他指出，中国的家庭长期以来面临低工资问题，工资与GDP名义增长并不挂钩，同时政府对家庭的支出很少，除了基本社保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合理水平的福利项目，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政府开支中用于家庭支出的比例必须要大幅度提升。
张军表示，中国已经到了需要从更平衡的角度来考虑经济发展政策，以应对逐步放弃追赶模式而走向后追赶时代的需要，我们应当尽快设计和执行经济再平衡的改革，向新的经济模式转型，而非在两个模式之间摇摆纠结。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