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经济学院王弟海教授的合作论文“产业结构变化机制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兼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必要性”在《经济研究》2026年第4期发表。

作者简介

王弟海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吴茂华 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2022届）潘士远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选题背景与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提出，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在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工业比重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为什么我国仍然必须保持制造业在 GDP 中的稳定合理占比？制造业在一国长期经济增长中究竟发挥何种作用？这些都是对我国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和未来长期经济增长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

相较于传统从总量视角解释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产业结构变化通过技术进步、要素配置以及“干中学”等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具有更为复杂的内在机制与动态效应。当前，对产业结构的关注多集中于服务业比重提升的机制研究。然而，对于工业占比变化如何通过具体经济机制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缺乏分析。 产业结构转型路径关系到资源配置效率与技术进步方向，从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产业结构持续向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制造业占比的变化是否会削弱技术进步积累与资本形成能力，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已成为关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系统考察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并结合跨国与中国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旨在为科学认识制造业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功能定位、优化产业结构配置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

主要内容和结论

本文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基础出发，系统刻画产业结构变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在理论上，构建了一个包含“干中学”效应的两部门拉姆齐模型，提出产业结构变化由部门间技术进步率差异、“干中学”效应差异以及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差异所驱动，并据此分析产业结构通过技术进步与要素配置作用于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跨国面板数据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构建相应的计量模型，对产业结构变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随着经济发展和资本增加，工业部门更快的外生技术进步、更大的资本产出弹性和更强的“干中学”效应都会使得工业部门生产力相对于服务业部门不断提高，从而导致服务业产品成本和价格相对工业品不断上升，劳动和资本等要素都向服务业部门转移，服务业部门劳动占比和资本占比都不断提高。第二，工业服务业的产值结构变化会通过以下机制影响总体经济增长率：一是工业产值占比下降使得工业部门更快的技术进步对最终品产出增长率的贡献下降；二是工业部门资本份额下降会降低工业部门更高的“干中学”效应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三是在人口增长率为正时，服务业部门更高的劳动产出弹性会导致工业部门产值占比提高能够降低最终品产出增长率；四是在资本增长率为正时，工业部门更高的资本产出弹性会导致工业部门产值占比提高能够提高最终品产出增长率。第三，两部门名义产值结构的变化主要来源于两部门实际产出结构的变化和相对价格的变化。由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完全竞争，相对价格结构变化和投入要素配置结构变化本身对实际经济增长率没有直接影响，这两种结构变化主要是通过间接途径影响经济增长率。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理论层面，本文在两部门增长模型中引入“干中学”效应差异，系统刻画产业结构变化的内生机制，并从技术进步与要素配置揭示其对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拓展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在实证层面，本文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并通过引入交互项识别其作用机制。第三，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产业结构与长期增长关系出发，系统论证了制造业在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中的作用，为理解制造业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功能定位以及优化产业结构配置提供了重要参考。

政策启示和建议

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在产业政策层面，必须将巩固与提升工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干中学”能力与动态创新效率置于核心位置。工业部门的“干中学”效应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内生动力。因此，政策不应仅满足于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更应致力于激活和强化其学习与创新机制。建议实施针对“学习型投资”的精准激励，构建产业协同学习网络，同时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干中学”创新链深度融合。第二，在要素配置政策层面，需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与优化政府引导，确保资本与劳动力要素向高效率部门顺畅流动，提升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建议强化金融体系对工业部门效率提升的支撑作用，实施更具前瞻性和适应性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同时，加快完善覆盖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网，缓解结构转型带来的摩擦性失业压力，使就业结构变化更好地适配并促进生产率提升。第三，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并非抑制服务业发展，而是要推动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效率赶超。因此，在数字化与智能化浪潮下，产业政策的着力点应从简单的“比例调控”转向“效率协同”——通过促进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既发挥制造业的规模效应与“干中学”优势，又推动服务业通过技术进步摆脱“鲍莫尔成本病”的困境，最终在动态平衡中实现高质量的产业结构转型。第四，在宏观战略层面，应秉持工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的动态平衡战略。经济增长过程中服务业占比上升是必然趋势，其对就业和需求的支撑作用不可或缺。因此，政策目标不是逆转这一趋势，而是在顺应这一规律的同时，通过做强做优工业来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升级提供技术支撑和生产率引擎，同时引导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方向发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工业升级和民生改善。建议以工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同时以服务业的充分发展和质量改善作为稳定就业、扩大内需的基石，实现二者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与协同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