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尸企业如何影响了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实证王永钦,李蔚，戴芸，僵尸企业如何影响了企业创新，《经济研究》，2018年第11期。
作者：
王永钦，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李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戴芸，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摘要:
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工作重点。本文从僵尸企业的角度探讨中国企业创新的结构性问题。基于中国专利申请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生产数据，我们发现，僵尸企业显著降低了正常企业(即非僵尸企业)的专利申请和全要素生产率。行业内僵尸企业占比每提高1％，正常企业的专利申请总数降低1％，发明型专利申请总数降低0.5％，全要素生产率降低2.41％，具有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在影响机制方面，实证结果发现，僵尸企业对企业创新的挤出效应在资源约束紧的非国有企业、高度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以及高行业集中度的行业中更为显著，说明僵尸企业通过加剧资源约束、扭曲信贷配置和损害行业公平竞争等渠道影响正常企业的创新能力。文章说明，解决僵尸企业问题可以降低信贷扭曲，减少资源错配，从而促进我国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僵尸企业 企业创新 信贷扭曲 行业竞争 高质量发展
引言:
在经济新常态下，创新成为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强调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本文结合国企结构性去杠杆的改革背景，研究“僵尸企业”如何通过信贷扭曲影响其他企业的创新力，为现阶段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重点提供了经济学研究的支持。
2018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18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通知》强调，“2018年化解过剩产能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去产能，更加突出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本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即非僵尸企业）的创新能力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僵尸企业显著降低了正常企业的专利成果和全要素生产率。全行业僵尸企业占比每提高1%，正常企业的专利申请总数降低1%，发明型专利申请总数降低0.5%，全要素生产率降低2.41%，具有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僵尸企业对企业创新的挤出效应通过多个渠道对正常企业施加影响：相较于资源约束较小的国有企业，僵尸企业对资源约束较紧的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挤出效应更为显著；相较于外部融资依赖度较低的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中僵尸企业的挤出效应更为显著；相较于行业集中度较低的行业，行业集中度较高的行业中僵尸企业的挤出效应更为显著。总体而言，僵尸企业通过加剧资源约束、扭曲信贷配给和损害行业公平竞争等渠道降低了正常企业的创新能力。
本文通过以下几个步骤来识别僵尸企业对于正常企业创新的挤出效应。（1）在基准模型中，我们控制了包含企业、行业和城市多个层面的多种控制变量，来控制企业自身经营状况、行业景气程度和城市经济状况对于企业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虑到主要解释变量为行业层面的僵尸企业占比，所有回归模型都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并将标准误在行业和年份两个层面进行双向聚类，此外还通过年份固定效应来控制年份差异。基准模型的结果表明，企业的专利申请总数和全要素生产率与行业内僵尸企业的占比显著负相关。（2）针对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我们参考谭语嫣等（2017）的办法，将行业在样本初期的国有企业占比乘以上年全国国企资产负债率作为行业僵尸企业占比的工具变量，用工具变量法验证了基准模型的实证结果。（3）根据企业所有制、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度、以及行业集中度，我们将样本进行了分组，检验僵尸企业对企业创新的挤出效应的异质性，发现行业僵尸企业对于正常企业创新力的挤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外部融资依赖度的行业、以及行业集中度高的行业中更为显著，说明僵尸企业通过加剧资源约束、扭曲信贷配置和损害行业公平竞争等渠道降低了正常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施加影响。
本文的创新和研究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着眼于中国微观企业的创新能力，通过研究僵尸企业带来的资源误配的结构性问题，指出处置僵尸企业、提高信贷配置效率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为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提供了改革的方向。第二，本文为僵尸企业如何影响正常企业的经营状况提出了新的行业层面的视角。以往文献大多从行政角度出发，关注省级层面僵尸企业占比对当地正常企业创新的挤出效应不同，例如，谭语嫣等（2017）发现企业所在省份的行业僵尸企业比例会挤出当地正常企业的投资，李旭超等（2018）发现企业所在省份其他行业的僵尸企业占比会显著提高当地正常企业的税收负担。相比之下，本文从行业层面出发，发现僵尸企业的负面效应不仅通过行政层面的信贷配置发生作用，还在整个经济范围内通过同行业的信贷挤出和竞争挤出，损害正常企业的专利申请和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说明通过处置僵尸企业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政策重要性，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现阶段目标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学支持。
文献综述:
本文的研究主要与两方面的文献相关，一是关于僵尸企业的文献，二是关于国家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文献。
（一）僵尸企业的有关研究
僵尸企业的有关文献主要集中在僵尸企业的识别、成因和影响三个方面。
在僵尸企业的识别上，Caballero et al.（2008）首先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方法，在后来的文献中这一方法被称为“CHK标准”。CHK标准认为僵尸企业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银行信贷优惠的企业，银行给予客户的信贷优惠可以以多种形式存在，利率优惠是较为广泛被采用的形式之一。CHK标准就是通过比较企业对外披露的利息支出与按照市场上最优利率计算出的理论最小利息值，来判断一个企业是不是僵尸企业。Fukuda & Nakamura（2011）提出CHK标准可能在货币政策极为宽松的时期将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误判为僵尸企业，因为此时银行也会给优质客户优惠的信贷，另外，CHK标准没有对银行不断提供新贷款使企业可以借新还旧的行为（Evergreening）予以识别。据此，Fukuda & Nakamura（2011）提出了相应的修正标准。张栋等（2016）提出在CHK模型中引入扣除政府补助后的净利润，可以更好地反映政府直接干预在中国僵尸企业问题中的影响。2015年国务院提出，僵尸企业的定义为“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并将治理僵尸企业作为重点工作。
在僵尸企业的成因方面，Peek & Rosengren（2005）针对日本僵尸企业的研究发现，银行救助僵尸企业具有内外部双重动机，内部动因在于银行自身由于面临不良贷款压力存在通过续贷僵尸企业以满足监管要求的需要，而外部动因来自于政府要求银行救助危机企业避免大量失业的压力。Homar & Wijnbergen（2015）利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跨国的数据证实银行为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存在向坏账企业追加贷款的内部动因。而基于中国僵尸企业的研究发现，政企合谋、企业比较优势和国有企业资金配置偏向性等政府干预因素是中国僵尸企业的主要成因（聂辉华等，2016；申广军，2016；钟宁桦等，2016），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是僵尸企业的根源（何帆和朱鹤，2016）。
在僵尸企业的影响方面，Nishimura et al.（2005）用微观数据研究日本企业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时，发现僵尸企业造成了“劣胜优汰”的竞争扭曲。Caballero et al.（2008）发现僵尸企业具有扰乱市场竞争、造成行业拥挤的负面影响。Tan等（2016）发现政府投资使得更多的生产要素（包括投资、雇员）更多地流向僵尸企业，在牺牲正常企业生产效率的条件下提高了僵尸企业的产出。谭语嫣等（2017）基于中国省级层面僵尸企业的占比分布，发现僵尸企业对于正常企业的投资存在挤出效应，而且这种挤出效应在国家干预程度更强的地区和外部融资依赖度更高的行业更为明显。李旭超等（2017）从地方政府税收压力的角度出发，发现企业所在省的僵尸企业占比跟正常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存在显著正相关，说明僵尸企业具有税收外部性。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中国僵尸企业的现有研究主要从地区政府的资源配置出发，以省级层面的政府投资（Tan et al.，2016）、省级层面的僵尸企业占比（谭语嫣等，2017；李旭超等，2018）为解释变量，来研究僵尸企业对企业创新的挤出效应。本文从行业竞争的角度研究僵尸企业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说明僵尸企业在对企业创新的挤出效应方面的负外部性，不仅局限于同一行政区域，而且会通过行业竞争的渠道产生超越行政区域的挤出效应，进一步深化了现有文献中对于僵尸企业的负外部性的认识。此外，现有文献对僵尸企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尚无深入研究，本文利用企业层面的创新数据，深入分析了僵尸企业对于企业创新的各种负面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二）国家政策和企业创新的有关研究
关于国家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产业政策和政企关系的创新效果上。陆国庆等（2014）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创新补贴进行了绩效研究，发现创新补贴对于单个企业本身的产出绩效作用并不大，但具有显著的创新外溢效应。白俊红和蒋伏心（2015）研究区域协同创新，发现政府的科技资助可以显著提高区域创新绩效。杨洋等（2015）发现政府补贴的创新绩效具有异质性，相比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的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而且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低的城市，政府补贴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毛其淋和许家云（2015）指出只有适度补贴才能激励企业的产品创新，高额补贴会使企业进行“寻补贴”投资反而抑制企业的产品创新。唐未兵等（2014）着眼于中国的外资引进，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创新能力的指标，发现引进外资具有技术溢出和模仿效应，有助于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肖文和林高榜（2014）发现政府支持并不利于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而行业外资比重则更有利于市场化导向的技术创新效率提升。
另一些研究从政企关系讨论政府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袁建国等（2015）基于国有企业的专利申请数据，发现政治关联会通过降低市场竞争、助长过度投资等影响企业创新，导致企业技术创新乏力、资源分散，从而对企业创新并产生挤出效应，证实了企业政治关联阻碍了企业创新活动，降低了创新效率。党力等（2015）以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强力反腐败为背景，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发现反腐败由于增加了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相对成本，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激励。
综上所述，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是国家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生产要素的误配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创新能力。本文从这一视角出发，利用中国僵尸企业现象导致的信贷扭曲，检验要素配置效率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如果僵尸企业挤出了正常企业的创新，说明资源在僵尸企业和非僵尸企业之间的错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深入理解这一问题对于我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重点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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