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瑞雪，现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她是NBER, BREAD、CESifo和CEPR的成员，并担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数据实验室的联合主任，也是中国经济暑期研究院（China Economic Summer Institute）的联合主席。她的研究聚焦于经济学、历史与政治的交汇处，关注权力结构如何演化并影响经济发展。近期的研究探讨了思想形成与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国家、教育、科技之间的互动关系。她是The Highest Exam一书的合著者，该书剖析了中国教育体制如何反映并塑造社会结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Econometric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Economic Journ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等顶尖期刊。目前担任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联合主编。

贾瑞雪教授应邀于2025年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授蒋学模系列课程“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随后我们有幸专访了贾瑞雪教授。

本期记者：

黄智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亚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访谈内容

Q1：很荣幸有机会请贾老师参与我们的专访。首先，我们想请贾老师分享一下自己的求学和科研经历。什么让您选择了历史政治经济学这一研究领域？

贾瑞雪：我一直对政治经济学抱有浓厚的兴趣，认为它对于理解各个社会的运行机制都非常重要。不过，在本科和硕士阶段，我并没有真正系统地接触这一领域，更多是出于对权力、制度、不平等等问题的本能关注。那时的我算是一个比较乖的学生：该修的课都会修，也会出于兴趣旁听一些其他院系的课程。但我内心其实长期处在一种迷茫之中。我关心的问题很多，却并不清楚如何将经济学的工具与这些问题真正连接起来。因此，在决定读博士时，我唯一确定的只是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写文章，但至于具体要研究什么，并没有清晰的规划。

博士阶段给了我真正进入政治经济学的机会。我所在的项目中，有多位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通过系统修课，我逐渐接触到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一年级时，我受博弈论老师 Jörgen Weibull 的影响，尝试用演化博弈论来理解制度，但并没有做出有意义的研究。二年级时，我修了 Torsten Persson 和David Strömberg 的课程，非常钦佩他们将理论与实证紧密结合的研究风格，也希望自己能够朝这个方向努力。

三年级时，我作为访问学生去了哈佛，修了七八门课。其中 James Robinson 的经济史课程要求写一篇学期论文，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写下了关于中国通商口岸发展的研究。研究的过程让我逐渐意识到，要真正理解权力与制度的演变，历史维度往往是不可或缺的。

回头看，我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了政治经济学，而是逐渐被这一研究路径所吸引。也正因为自己的经历并不线性，有过不少迷茫与惶惑，我很能理解一些年轻学生对自身兴趣尚不清晰的状态。有时，遇到一位好的老师，可能为学生打开一个全新的方向。今天的学生往往更早进入具体研究，许多人也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研究主题。我想对那些暂时还没有找到明确兴趣的同学说：不必太着急。学术不仅是在寻找问题和答案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认识自己的过程。不妨把学术当作行山，有人走得快一些，有人走得慢一些，但只要自己喜欢一路上遇到的风景，就足够了。

Q2：谢谢！对于如何系统积累这些历史知识，您可以给大家一些分享和建议吗？很多时候，同学们反映在学习历史通识知识的过程中，常常有一种走马观花的感觉。您有过这样的体验吗？

贾瑞雪：修课是系统获取通识知识的机会。课程上通常需要读一些经典的书籍，比如我们课上讲到的Jared Diamond、David Landes、Joel Mokyr、 James Scott等学者的代表作。这些书未必能马上转化成你的具体研究，但提供了一些理解世界的视角。这些视角会在后续的文献中反复出现。

如果暂时没有修课的机会，一个方法是参考国内外高校相关课程的阅读大纲或推荐书目，从中选取一些经典的通识性读物。大家都很忙。经济学本身就有大量新方法和新工具需要不断学习。我也会纠结：“我应该把时间花在读一本书上，还是用来学一个模型或一段代码？”读博之后，我也不得不放弃之前那种随意读闲书的状态，开始更有目的地阅读。有一年我觉得自己需要系统了解美国历史，就花了一年多时间读了十来本美国史。其中绝大部分内容后来都记不太清了。但近几年在写关于西点军校、《海斯法典》等论文时，那些阅读在不经意间为我提供了背景。

所以，从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开始着手去读总是没错的。即使短期内用不上，未来的某一天，它们可能会突然给你一些惊喜。

Q3：十分感谢您的分享，非常有益的建议。在课程学习中，您会有很多关于概念的反思，比如追问什么是国家能力、什么是儒家文化。对于年轻学者而言，我们是否应该投入更多精力去反思这些基础概念是什么，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现有框架？另一方面，在当前经济学研究强调因果识别的趋势下，思想性概念探讨的空间是不是在被压缩？

贾瑞雪：在课堂上，老师对核心概念进行梳理和辨析是自然而然的。但对于刚起步学习写论文的学生来说，我个人认为不必过早陷入对概念本身的反复推敲。

更现实也更有效的路径，是先在现有文献框架下，完整地完成一篇论文：从提出问题、选择方法、写作到接受来自同行的正面与负面反馈。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项有益的训练。

通常，第一篇论文并不需要在观点或方法上追求显著的创新。可以将它视为一次系统的学术练习，认真完整地将其完成，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成就。

等到写过两三篇论文，可以开始有意识地想想，接下来的第四篇、第五篇，是继续沿用熟悉的路径还是想有哪怕一点点的突破。至于更长远的阶段，或许我们终有一天会回到那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将时间与心力投入在写论文这件事上？不论现有框架是什么，我猜很多人还是希望能贡献一些新的思想。持续地写论文是实现这一希望的必要条件，虽然远远谈不上充分。

至于对经济学过度强调“因果识别”的担忧，我部分认同。但我也看到，经济学正在进行自我反思。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可信性革命（credibility revolution）”之后，学界开始重新追问：我们究竟学到了什么？随着新的工具（例如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以及简约式（reduced-form）与结构式估计（structural）方法的结合，未来或许会出现更有意义的研究路径。

Q4：您的研究不仅涉及历史中的政治经济现象，也关注许多当代中国的现实议题，比如教育和科技。我们注意到您最近在哈佛大学出版了一本关于高考的新书，您觉得写书和写论文有什么很不一样的感受？您可以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和它的缘起吗？

贾瑞雪：感谢宣传我们新书的机会。

《The Highest Exam》是一本从高考出发，讨论中国的教育制度的书。教育对每一个社会都至关重要，而几乎所有社会的教育体系，都不可避免地带着不公平。那么，中国教育的独特性究竟在哪里？

众所周知，中国教育的核心是一套历史悠久的考试制度。但它到底“特殊”在何处？我们将其概括为一种“集中型等级选拔赛”（centralized hierarchical tournament）。这一制度有其显著的优势：它能够为国家选拔所需的人才，规则相对透明，也为无数家庭提供了向上流动的希望，从而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努力学习。但它同样有明显的局限：它过度强调“选拔”，而非让更多普通人真正学到更多东西；它是一场零和博弈，在当今大多数家庭都已投入教育资源的背景下，催生了我们熟悉的内卷。

我们写这本书，并非为了简单地赞美或否定这一制度，而是希望在理解它的长处与短处之后，与读者一起思考：随着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这一制度应当如何演变与变革？因此，书中也大量讨论了中国与美国教育制度的比较。教育不仅塑造个人的人生轨迹，也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如何配置人才、如何理解公平与竞争。在当今中美竞争的背景下，中美两国的教育制度，都将在塑造未来社会结构与国家竞争力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学术论文的读者通常仅限于同行，而写书的目标是希望与更广泛的读者群体交流。到目前为止，我非常享受写书的过程，因为它给予我们更多的表达自由，也促使我们不断反思：自己的研究究竟提供了哪些新的视角与观点。我也很喜欢和不同领域的人交流，这本书给了我一些之前没有的交流机会。不过，我觉得第一本书往往相对容易完成，因为其中凝聚了多年研究的积累。而能否写出第二本书，才是真正的考验。

Q5：接着您刚刚这个问题，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您觉得现在AI的发展会不会影响人们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高考的重要性在人们心中会不会变化？

贾瑞雪：AI的确对教育提出了重要的挑战。我们教的很多知识，的确AI可以教，甚至可以教的更好。但教育的功能不止是传授知识，它也是社会分层的重要途径，这使得教育对技术革新冲击的反应往往比较缓慢。

我认为在短期内，高考的重要性不仅不会减弱，反而可能在特定层面被强化。其原因在于，当AI技术广泛应用导致某些标准化技能变得普遍、求职者简历趋于同质化时，雇主进行有效筛选的难度将大幅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高考作为一个相对客观、可比、且记录了早期较高学习潜力与纪律性的强信号，其筛选与信号价值可能变得更加凸显。

Q6：最后，我们非常好奇，在您的求学过程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您对同学们有什么分享和寄语？

贾瑞雪：从小学到博士的每一个阶段，我都遇到了一些影响过我的老师。他们对我的影响，不在于传授了某个具体的知识，而更多是一种与世界相处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老师是不能完全被AI取代的。

如果说具体的研究风格和路径上谁对我的影响最大，我很庆幸在博士阶段遇到了我的导师Torsten Persson。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做研究是创造性（creativity）和工匠性（craftsmanship）的结合。他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参与瑞典以及欧洲的政策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位学者非常理想的状态。

我想和学生分享的是：不要把研究过度浪漫化，以为它是一种时刻充满激情与创造的活动。现实是，我们工作的 90% 是工匠性的劳动，需要长期而耐心的投入。而能够拥有 10% 的创造性，已经非常幸运。毕竟，在大多数职业中，这个比例可能远远低于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