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s K. Hvide是挪威卑尔根大学经济学教授，1998年获挪威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挪威经济学院和MIT斯隆管理学院任职。Hvide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家精神、初创企业与创新行为，并且在法和经济学、行为金融以及激励理论方面有出色的洞见。最近十年以来，他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ic Journal，Journal of Financ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Management Science等顶级学术刊物有高频且稳定的发表，是一位活跃在经济学、金融学与管理学前沿，并受到业界高度欢迎的跨学科研究者。Hvide教授应邀于2024年春季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授蒋学模系列课程“Economics of Entrepreneurship”，之后我们很荣幸有机会对Hvide教授进行了专访。
01 创业经济学：课程与观点
Q1：首先，非常荣幸能够邀请Hvide教授来到复旦开设讲座课程。您的这门课程“创业经济学”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新颖的领域。我在您的个人主页上注意到，您说您可能是全球首位开设此类课程的教授。您能否简短地向我们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设计这门课程的？您希望学生们从这门课程中学习到什么？
Hans K. Hvide：我最早是在十多年前开设了这门课程。实际上，我在15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创业领域的研究，当时这个领域还很少有人关注。因此，我开设这样一门课程的初衷，就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触到这个我认为非常重要，但在当时还未受到足够重视的研究领域，并激发更多年轻人能投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中。
现在这门课程仍然保留了其最初版本中30%至40%的内容，这些都是经典的理论。这个领域在过去十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我也尽可能地将最新的研究成果融入到课程中。
这门课程主要围绕四到五个核心问题展开，而非固定的方法论或模型。这些问题包括：谁会选择成为创业者？人们为什么选择创业？谁能成为成功的创业者？以及创业活动对经济的重要性是什么？
我引用了大量实证研究，试图识别问题的因果关系，而不仅仅关注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其中对于第四个问题，一个更偏向宏观的话题，我则向同学们展示了现实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包括美国和欧洲。
总的来说，我的讲座主要基于其他人的研究，我尝试给学生们提供一个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概览。最后，我们还讨论了中国的创业状况，并在课堂上进行了数据分析，让学生们接触实际数据，寻找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机会。中国的创业活动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我相信，在未来的十年里，我们会看到更多关于中国的创业和商业活力的研究文章出现。
Q2：在您最近的工作论文中，您发现初创企业在帮助经济适应新技术的过程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您认为创业活动对社会经济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您认为创业活动是“越多越好”，还是只有部分创业活动能够为经济增长带来贡献？
Hans K. Hvide：我认为，初创企业，或者说那些新生的商业实体，在资源重新分配和推动创新的过程中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个创新不仅仅局限于专利技术的研发，它还包含了更精细的方面，包括对商业实践的细微调整，以及那些巧妙地迎合客户需求的策略。而资源的重新分配，可能是在资本层面，比如，把机械设备从运营效率低下的传统企业转移到那些更加高效的初创企业；也可能是在房地产和土地资源层面；还可能在人才资源层面，尤其是那些高素质人才从老牌企业流动到充满活力的新公司。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这种资源的重新分配对经济增长、提升效率以及我们经济学家所关注的诸多问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我必须选择最为关键的一个方面，我会认为是资源的重新分配。
关于创业企业的数量是否越多越好，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只有类似于Facebook或者阿里巴巴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对社会来说才是重要的。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这种看法忽略了小型初创企业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的巨大潜力。想象一下，每个只能提供三个职位的小公司，如果有一百万家这样的企业，那就能创造出三百万个工作岗位。这个数字是相当显著的。因此，尽管那些快速增长、受到风险投资青睐的高科技企业无疑非常重要，但Haltiwanger的研究也揭示了另一个事实：大量的小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创造就业方面，同样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Q3：2018年，梁建章等人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人口和创业的文章。他们的主要论点是，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减少创业的可能性。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我们都知道，挪威和一些西欧国家也正在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您看来，政府在创业方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Hans K. Hvide：我同意人口年龄结构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很重要。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有趣的观察。年轻人可能是创业活动的主力。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由于老年人固执、懒惰或愚蠢等生理上的因素导致他们难以进行创业活动。
我认为主要是流动成本的问题。年轻人的创业成本要低很多，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旦你有了孩子和工作，有了同事，有了稳定的生活，要做出改变就会变得困难。这种困难不仅体现在地理位置上，也体现在职场上，这都会使得机会成本和转移成本变得更高。政府应当采取相关政策提升出生率。这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不论是在中国、日本还是一些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
然而，如果仔细观察相关的公共政策，会发现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仍然相对有限。我认为，如果政府真的想改变人们的行为，可能需要制定出更有力的激励政策。以挪威为例，该国的生育率相对欧洲其他国家是比较高的，这可能与父母津贴、幼儿保育支出、儿童托育服务等各种福利有关。然而，我并不能确定这是否是因果关系。
实际上，过去十年间，挪威的生育率已经大幅下滑，这是相当令人恐惧的。虽然这可能只是暗示了政策的有效性，但到目前为止，各国在这方面的政策试验规模都相当小。与养育孩子的成本，包括职业成本、金钱成本相比，政府的补贴微不足道。如果政府能够提高补贴额度，比如一万美元或者五万美元，或许能有所帮助。
Q4：在您的课程中，您向我们介绍了各种影响个人创业的因素，包括像财富这样的经济特征，也包括像对风险的偏好这样的个人特质。在您看来，哪种因素更为重要？
Hans K. Hvide：在课堂上，我们讨论了许多影响个人创业的因素，例如风险偏好、乐观主义和耐心，因为创业的回报通常需要时间才能显现——你可能需要先进行投资，然后在未来才能看到成果。至于哪个因素最重要，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给出确切的答案，因为这还取决于你如何定义这个问题。坦白说，我也不知道哪个因素更为关键。我希望我能知道，但目前为止我还是不清楚。也许未来的研究可以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Q5：从已有文献的研究中我们了解到，大部分人的创业收益可能并未超过他们作为员工被雇佣的薪资，只有小部分企业能够取得成功。但我们刚刚也谈到，大量的创业活动对于社会是有益的。那么，您会鼓励您的学生去尝试创业吗？
Hans K. Hvide：我并不鼓励年轻人，特别是学生去创业。我认为创业者更需要的是具备广泛的人力资本基础，包括项目规划、法律知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还有融资知识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从实践中获取的，不是仅仅靠看书就能学到的。而且这其中也涉及到人际交往的经验，这恰恰是年轻人往往缺乏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创业者的年龄中位数是42岁左右。
比尔·盖茨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他在21岁时就从哈佛大学辍学开始创业，但他是一个特例。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如果他们有创业的打算，那么要谨慎行事，先找份工作，磨练技能，积累更广泛的经验，然后再去创业。
除了技能以外，这也与我们谈到的乐观主义和过度自信有关。如果你在进入一个市场或尝试新事物时没有足够的经验，那么你可能会遇到类似赢家的诅咒这样的问题。比如在拍卖中，如果你没有经验，你可能会因为出价过高反而遭受了损失，这意味着你高估了物品的价值。创业也是同样的，如果你没有经验，你可能会过于乐观地认为你的想法非常棒。
然而，随着经验的积累，这种行为会逐渐减少。我觉得，35到40岁年龄段的人开始创业，犯大错误的可能性会小得多。不过，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创业了，即使不成功，你也能学到很多东西，这也是人力资本的一种积累。
但总的来说，我觉得你需要具备更广泛的基础和更丰富的人力资本。因此，我并不鼓励我的学生去创业，反而是建议他们慎重考虑。也许，等你有了足够的准备，再去尝试创业吧。
02 学术经历与研究建议
Q6：您能回顾并分享一下您的第一个学术研究是什么主题吗？为什么会选择企业创业方面的研究？
Hans K. Hvide：在某种程度上，我对很多问题都有浓厚的兴趣。我的学术生涯始于理论研究，我进行了一些关于有限理性的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研究，并且我还对劳动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金融契约也有所涉猎。
在我的学生时代，我曾经觉得实证研究非常枯燥。然而，大约在2000年左右，世界开始掀起了“数据革命”。这是一场巨大的变革，许多内容都被数字化，这为我们获取新数据提供了可能。因此，进行实证研究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多，我也开始对利用这些有趣的数据集进行因果分析的实证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时，我面临着两个现实。一方面，理论研究的回报正在减少，尽管我非常喜欢从事理论研究，但这就像挖比特币一样，变得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大量的新数据出现，这成为了推动我走向实证研究的动力。至于为什么选择研究创业，我已经在理论研究中涉足了许多领域，包括劳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
对我来说，创业领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因为创业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就是公司金融和劳动经济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这对我来说是完美的选择，完全符合我的技能和兴趣。
Q7：正如您一直所强调的那样，数据在研究中非常重要，您的很多论文中都使用了独特的数据集，您能分享一下您在数据收集和处理方面的经验吗？在数据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您是如何克服挑战的？
Hans K. Hvide：确实如此。我会将我的实证研究风格类比为新闻报道。新闻从业者会先得到有趣的新闻来源，然后问自己，能向受访者提出的最有趣问题是什么；类似地，在实证研究中，我会先尽可能获得与众不同的而不是古老重复的数据，然后问自己，我能使用这些数据做出的最有趣问题是什么。有些人可能会先构思出一个自己满意的问题再去寻找所需的数据，然后不停抱怨数据太糟糕、再不断去寻找新的数据，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做法，很多时候恰恰相反，数据才是你做实证研究的起点。
对于博士生而言，你也可以先在脑海中构建一个包含一系列有趣问题的问题集，这不会很难，你可以通过文献、新闻报道等许多渠道找到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当你接触到一个全新的数据集后突然发现，它正好与你感兴趣的其中某个问题非常匹配，那你就能使用这个数据去进行研究了，这也是一种实证研究的策略。当然，研究策略并不单一，我可以就这个问题与你讨论很长时间，但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我会说根据数据来提出问题，是最简单实用的做法。
Q8：您认为对于志在做实证研究的博士生而言，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学习理论模型是有必要的么？学习经济理论的意义是什么？
Hans K. Hvide：我认为经济理论给我们提供了问题。这正是对我们刚才所讨论内容的一个补充说明，我之前的建议是，要根据数据来提出有趣的问题，而有趣的问题很多时候正来源于经济理论。
例如，对于一个经济现象，如果有两个经济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释，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便是，哪个因素更加重要？什么是这个因素的因果关系？经济理论往往能提供很多具有洞察力的思考，如果你足够坚持的话，很快就能构建出你的问题集，当你得到合适的数据后就可以进一步开展研究了。
此外，实证研究有时会被质疑存在数据挖掘的现象，比如进行许多次回归再从中选取显著的结果来写论文，这时候你的问题是否符合经济理论就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如果你能使用经济理论来引出你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奇怪的问题，相对而言就更能打消审稿人对数据挖掘的担忧。
一个与此相关的进一步问题是简约式和结构式模型的选择，产业组织和宏观领域的研究者往往更看重结构式，他们非常相信模型尤其是准确的函数形式表达，其他领域的人则并不尽然。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科学更像一种实证主义的想法，我们提出各种不同的假设，然后使用数据来检验这些彼此之间具有竞争性的假设，最后得出结论。
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可以通过实验室和实验数据来对参数进行更准确的测算，但经济学中如果仅依赖结构式模型，则在科学意义上是有些薄弱的，因为它们往往假设模型正确，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参数的校准，而没有进行科学所必需的理论检验。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Q9：您最近发表的论文不仅涉及创业和金融，还涉及其他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比如新冠疫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等，您能分享一下您是如何找到这些既有趣又有价值的研究话题吗？
Hans K. Hvide：新冠疫情毫无疑问是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它进行讨论，但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们更需要考虑政策的成本和收益问题。
我肯定认同封控政策对控制老年人死亡率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这是政策的收益，而经济停滞则是政策的成本；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担心那些被隔离在房间中的人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年轻人同样损失了两三年的宝贵时光，这些付出当然是有价值的但肯定也不是无限有价值的，而这些负面的心理效应可能没有充分进入到政策成本问题的讨论中去，这就是我的研究动机。
我得到了研究所需的数据，后续的实证研究也得以顺利推进，其实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与流行病学有很多相似之处。我还做过一个关于父母老龄化影响的研究，我们用了很好的数据和方法来检验父母年龄增长对新生子女的负面影响。
所以总的来看，我选择研究这些话题可能是因为我一直都对生物学很感兴趣，这些文章最后都发表在了流行病学的顶级期刊上，从个人职业生涯的角度来看，它们或许不是特别好的选择，但我非常享受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
Q10：有些博士生可能会同时对许多领域的问题感兴趣，他们应该如何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您有什么建议吗?
Hans K. Hvide：我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建议，那就是遵循数据（follow the data）。首先，你需要制定获取数据的策略，它可以是一个短期计划（比如在一天、一个月或一年内如何获得一些非常有趣的数据），也可以是一个长期规划（比如三年内如何获得数据），虽然最终能否得到数据也许需要一些运气，但你需要动用你的所有资源并抓住一切机会，很多数据并非看起来那么遥不可及。
接着，你需要仔细考察数据的质量并思考能用它们来做什么研究。就像我们在中国相关数据的那节课上所讨论的一样，弄清楚数据的来源、变量定义、缺点等，对于博士生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你还需要一直站在数据的最前沿。数据获取和分析的方法总是层出不穷，比如当前很多研究会用AI去分析文本数据等，这为你提供了全新的机会，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去得到一些“自己就是数据来源”的数据，当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你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去了解计算机科学之类的知识。
03 个人生活
Q11：您在课上总是充满活力、幽默风趣，也很擅长启发学生的思考，您是如何保持这么精力充沛的？
Hans K. Hvide：大量咖啡！不开玩笑地说，我认为是兴趣和好奇心。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的兴趣是非常兼收并蓄的，如果仅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让自己的兴趣变得更加稳定集中或许能让我更成功，但我可能也会因此而感到更加无趣。这可能因人而异，我的个人特点是，我非常喜欢新事物，如果我发现有趣的想法，就会停下来花费大量时间并非常挑剔地去完成它，就像我们之前聊到的关于疫情的文章，我显然不是一名医学工作者，但我很乐意去写这方面的论文，因为它很有趣，而兴趣会给你能量。
学术是很辛苦的工作，你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做许多不同的事，还要对细节非常小心，但结果却未必总会如你所愿，所以兴趣是支撑你走下去的重要动力，我有一篇论文尽管在发表方面可能会面临很大的阻力，但我仍然非常喜欢它。
因此，就我个人而言，遵循自己的兴趣和好奇心，就是保持精力充沛的关键，它能提供给你更多激情和热情，就像来复旦开设这门课一样，对我来说它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总策划：寇宗来 本期记者：杨惠婷 汪生福 审核：韦潇 指导：张延人
摄影：李国徽 执行：季米 出品：学科与人才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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