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韦森这里，菜市场的问候、交谈和离别同时让他忘记了他是“外来者”。
在城市寻找“市井烟火气”有多种方法，比如最简单的是约上朋友、同学或同事去吃一顿大排档、烧烤，看见来往的人群，听见食物的嗞啦声、顾客的嬉笑怒骂声。这自然是寻找烟火气的首选场所。
作为越来越忙碌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或许都忘记了另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场所，在那里没有即坐即吃的美食，却有为生活而忙于问价、叫卖、交谈的人。这便是菜市场。菜市场确实是有一些其他场所不具备的特征。从经济史的角度看，每一种大规模贸易最初都产生自城市与农村的交换，而菜市场则体现得最为集中。随着超市、物流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菜市场和我们买菜的方法也在跟着转变，可是我们仍然可以说，菜市场是现代城市最有烟火气的去处。为此，《罗东时间》栏目请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一起逛市场。当韦森走进菜市场，满足地拿着烧饼，可能与人们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经济学家”形象大为不同。活跃于屏幕面前的经济学家以所谓“财经专家”“财富专家”居多，他们游走于整齐划一的高楼大厦。而在韦森这里，菜市场才是一个让他找回生活的一个去处，“到菜市场里面啊，我就忘掉自己了，我觉得这才是生活”。这是新京报18周年正青春系列视频的第六期。新京报《罗东时间》对话韦森，一起寻找城市里的烟火气。
在现代城市，菜市场是“一道文化风景线”
韦森对语言问题有着极大的兴趣，而语言问题在经济研究中是并未被注意到的一部分。这倒不是说经济学家丝毫不关注语言，当他们反思经济学的叙事时，必然也会触及这一问题——如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在《如果你那么聪明》中呼唤以故事和隐喻重建经济学的修辞艺术，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在《歧视与不平等》中从语言层面反思经济学的文字表述。
不同的是，韦森是在经济研究内部将语言作为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内容（如2014年出版的《语言与制序》）。或者换句话说，前者关注的是经济学家的语言，而他关注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语言，如习俗、惯例等。
不得不说，凡是研究语言问题的经济学家一般都被认为是有想象力的学者。原因之一可能是现代经济学善于处理的是假设、数据等问题，而语言却是流动的、分散的、变化的、高度语境化的，这需要研究者除了具备实证研究能力，也得具备理解语言问题的思辨力。
当这样一位学者离开他的思想世界（书房、教室、学术报告厅），回到日常生活，走进菜市场，如何被出现在那里的声音吸引，也是我们栏目组好奇的地方。韦森最常逛的菜市场是一家农贸市场，在上海市邯郸路，处于他往返复旦大学和家之间。在平常，他下课回家，习惯把车开到旁边的停车场，步行一段路到菜市场，买一些带芝麻的方形咸味烧饼。有时也到另一处买一只白斩鸡。这两家小店都在菜市场入口处，只不过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他买完烧饼，若是再买白斩鸡，便穿过菜市场的主体，“到菜市场（哪怕）不买菜，听（菜摊老板）说话就很舒服”。假如当天家里人需要他买菜，他再继续逛一逛，而飘在他耳边的，是叫卖声、问价声和谈话声，以及手机支付的到账提示声。当然，除了提示声，菜市场的基本语言和过去相比并无多大的变化。以前，卖菜的农人一声一声地吆喝，而作为消费者的城市居民到菜市场问价、挑选，有时也寒暄几句，假如突然发现某个共同点再聊上一阵，要是在价格上没有达成一致还会有一番讨价还价。
一个人在孩童时期可能就跟着大人去买菜，小小的个子，看见离地一两尺的箩筐、蔬菜，听见大人之间的交谈。城乡流动加速后，来自大江南北的打工者也成为菜市场的卖家、消费者，按韦森的话说，在现代城市，此时的菜市场是“一道文化风景线”，是人们交易繁荣、生活便利的表现。所以当他身处其中，倘若再听到熟悉的方言口音，“到他们那买菜听（他们说）话很亲切”。
他是山东单县人，而他定义的“亲切”不是都来自同乡人。以他最喜欢的烧饼摊为例，摊主是河南周口人，不过在他的理解里其实都是同乡人。而这几乎是人们默认的范围扩展方法，只要是同一个方向的，或相隔不远的，那么在一座陌生城市遇见都是“同一片”的，即便方言有差异，也因为讲着夹带口音的普通话，不影响交流。
在我们栏目组陪他逛市场当天，他打算去的烧饼摊没有开门营业，随后遗憾地改去隔壁的另一家，而站在一旁的另一位摊主在得知韦森在这里等烧饼后，也以“咱们老家那片”开始与他交谈烧饼的做法、食材和尺寸。彼此认同的依据，不是行政区域，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地理空间，通过口音和食物找到一种归属感。
这并不意味着韦森专挑老乡的铺面，只不过因为在他去的菜市场里，摊主多以来自山东、河南和安徽的人为主。他喜欢去的白斩鸡摊主便不是“同一片”的。无论摊主的家乡是在哪里，进入菜市场与人交流便是吸引他的地方。就像他说的，到了菜市场，“就感觉到很亲切，又回到了现实生活”。这也是超市缺少的部分。
菜市场的烟火气，有一半是在语言里。我们与老板或售货员无需开口说话，就可以完成交易，使用生鲜购物APP更简单，只需往菜单上添加商品，至多再留意一下是否有优惠券。买菜也因此慢慢变成一个不需要说话、不需要口头交流的过程。
“到菜市场里面，我觉得才是生活”
在今天，商场里的超市、多种生鲜购物APP等平台兴起，确实正在将我们从出门、选菜、讨价还价等一连串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技术不可逆转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譬如韦森也认为，“手机支付”是货币本质的一种回归。他将货币尤其是金属货币的本质界定为“记账货币”，从这个角度认为金属货币的本质是记账单位，手机二维码背后的记账数字则是货币记账功能的凸显。而菜市场以及整个小商品经济在城市提供的便利性，是其他购物空间或方式无法替代的稀有之处。它们和商场、超市和平台共同构成了一座城市的生活空间。在众多选择中，韦森有他的偏好，“我不愿意去大商场，我来这里就很高兴，要是去那种大的超级百货商场就（心理感受）很差，我就喜欢这”，他喜欢在菜市场买个烧饼、买只白斩鸡，再挑选一些果蔬，“这才是真实的我”。
所以在经济思想上，这也使他信任市场和社会的自发秩序，在法律和公共卫生允许的范围内，由人们自由地去形成、开拓满足生活便利的买卖。
进一步而言，菜市场之所以让韦森感到舒适，用他的话来说更是因为“到菜市场里面啊，我就忘掉自己了，我觉得这才是生活”。他说的“忘掉”是暂时忘记“外来者”这一状态。
也可以说，他说的“外来者”是我们的共同处境。或者说，我们今天可能或多或少都是自己所在城市的外来者，或是来读书，或是来打工、工作，即便是这座城市的本地人，也可能因为城市发生的巨变而成为一种“外来者”。当然，这是现代城市的力量。在历史上，也只有现代城市才建立起如此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成为“外来者”几乎成了一个现代人的必然命运。可是，我们又始终渴望能找到一种地方或方法来暂时离开“外来者”这个状态。
在菜市场里忘记自己是个“外来者”
在我们栏目组陪同他去逛菜市场在快结束时，韦森去了一家鸭蛋鸡蛋铺子，在距离摊位两三米远的地方，他开喊“老乡”。守摊的年轻人听到后却有一些迟疑。我们也有一些困惑，不知是否因为这一句“老乡”对于年轻人来说唐突了。
韦森站在摊位前，和年轻人一问一答，继续问着有没有鸭蛋、鸡蛋，直到一位中年女性从侧面走过来时，他激动地喊，“老乡，原来你在那里啊！你们还好吗？”这话中的“你们”是指她和她的丈夫，夫妻二人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卖鸡蛋多年。等包装好了鸡蛋，丈夫出现，妻子连忙告诉他老乡韦森来了，他和韦森隔着摊位站在那，一阵短暂的寒暄后作揖告别。
这是一个再日常不过的场景，却也正是在这不过十余平方米的空间里，他们作为这座城市的外来者共同穿过职业、社会位置的隔阂，在此交会。在韦森这里，菜市场的问候、交谈和离别同时让他忘记了他是“外来者”。
然而，菜市场的交流终究是短时段的。它只是一种日常的、碎片的交流，由人们的日常交流来维系和传承。这与文字书写不同，假如我们不去逛了，或逛得少了，交流也就少了，久而久之关于它的记忆也就淡了。
韦森在菜市场问“你们还好吗”，是关心、问候，或许同时也是对过去一段时间忙于工作没有来菜市场说一声抱歉。而这也是他只要经过菜市场所在的邯郸路，都尽量进来的一个原因，哪怕只是买个烧饼。
同题问答
新京报：如果没有做现在的职业，你现在最有可能做什么？
韦森：今天所取得的一切都是那时候的结果，虽然换了不少领域，横跨了许多学科，但沿着自己的学术探讨之路一路走下来。年轻时曾经想做一个诗人、做一个作家，但是没有做成作家，而是研究经济学来了，先是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到西方研究现代经济学，后来研究制度经济学，韦伯的社会学，哈耶克以及奥派经济学，经济学与伦理学，语言哲学与道德哲学，经济史、法制史，现在则主要研究货币理论和货币制度史。在整个过程中，虽然领域有些变了，但是人类知识结构是连在一块的，我一路走下来，不断探索，心中并没有学科这个概念。
新京报：18岁最害怕的事是什么，现在还怕吗？
韦森：当时是迷茫的，看不到方向。现在不怕了，心平如水，（研究）顺其自然一直走下来，通过阅读和积累各领域思想家和各学派经济大师们的思想，一步一步走向了自己的思考和理论建构。
新京报：如果回到18岁，你最想对自己说的话是什么？
韦森：我还没想过这一类问题。我会对自己说：“青年时虽然身处逆境，但是你当时的理想都实现了，而且做得更好。”
文章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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