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249310亿元，同比增长18.3%，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将中国2021年全年经济增速预测提高到8.4%。
在“双循环”和“碳中和”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增速升至高位意味着什么？观察者网特此采访了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
中国今年确定的GDP增长目标是6%以上，但之前IMF对全球经济的增长增速预期比较好，中国增长8.4%，美国是增长6.5%，全球大约是6%左右，能否评论一下这样的现象？
张军：
中国近年来对增长目标总体上不再那么强调，其实从2014年之后李克强总理在各种场合谈论的只是一个大概的增长区间，而不是过去那样的严谨目标值数字。
去年疫情以后，GDP增长受到冲击，全年来看虽然我们保持了正的增长，但是从过去多年的增长趋势上来看，显然还是因为疫情冲击偏离了趋势性的增长率。
但好消息是，去年下半年，经济开始加速恢复。看起来这个趋势正在保持，而且由于去年基数变小，按照同比计算，2021年的增速肯定会显著超过过去若干年的平均值。考虑到去年只有2.3%，而趋势值是6.5%左右，所以要恢复到正常值，今年的增速就很可能会反弹到9%左右。
为什么这是可能的？其实一个经济一旦形成一个强劲的增长趋势以后，就有增长的惯性，虽然也会受到各种不确定性的干扰，比如一些主要贸易伙伴的本国货币政策调整、资本跨国流动变化、国际能源与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汇率波动等等，这些短期的冲击也会干扰这个增长趋势。
但只要宏观政策得当，我们在货币政策上始终保持警觉，一旦出现扰动，我们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对冲，我们就有可能确保经济能够在趋势性增长的轨道上。
至于我们今年为什么定了6%的目标，而不是我们刚才分析的9%左右或者IMF预计的8.4%，其实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的记者会上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回答，他说，“可以把6%的目标值理解为今年的下限，不仅考虑到当前经济增长是恢复性的，要进一步巩固发展的基础，也是考虑同明年、后年的目标平稳衔接。”当然了，这并不排除实际上我们今年的增长数字肯定会从一个低位往上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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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刚刚公布了一季度的GDP增长数据，同比增长18.3%，两年平均增长5.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4.5%，两年平均增长6.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9%，两年平均增长4.2%。都是比较大的增长。
张军：
在我看来，这些强劲的反弹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快速弥补之前因为疫情造成的产出缺口。去年疫情全面隔离，导致经济几乎停摆。因为同比核算的原因，就会出现这么刺眼的数字跳涨，不过的确符合市场预期，市场已经预料要到今年前三个月肯定有剧烈的反弹，接近20%的增速。去年一季度受到疫情的冲击最严重，负增长几乎7%，加上今年的季节因素，有18.3%的GDP增速是不足为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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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刚才也提到我们经济的正常趋势会受到一些扰动，包括外部美联储货币政策、大宗商品的一些波动等等。去年疫情以来，全球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放水比较厉害，最近大宗商品价格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直有一波上涨，到今年目前来看，一季度PPI是4.4%，是比较高的水平，CPI温和抬头，有市场声音担忧输入性通胀的问题，您对此怎么看？
张军：
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个非常短期的现象，并不是结构性的问题，从政策面也比较容易对冲。
大宗商品外部价格如果因为需求有明显的波动，我们国内其实也会动用很多政策来加以应对，比如说各行业都有一些存货，如果价格过高，可能我们会考虑抛售存货，减少价格上涨的不利影响。另外，输入性通胀一旦出现苗头，央行的货币政策也会做出相应调整，政策会比较谨慎一些。
美国推行的刺激政策，大量的美元超发对全球经济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要同时考虑到美国的货币超发是为了刺激总需求，希望以此来带动产能的回升，弥补去年疫情以来的产出缺口。而且，这么做必然有助于美国扩大进口，而中国恰好去年下半年开始生产已经基本恢复，所以美国的扩张政策对中国经济也有正面的拉动，中国的贸易部门会受到一个正面的影响。
江苏南通出口港区集装箱。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所以对美国而言，通胀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尤其在疫情发生的一年半以来，美国的很多产能其实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市场有大量闲置。
货币超发以后，短期内能刺激更多的就业需求，有助于不断缩小产出的缺口，这个时候对物价的影响就相对不是那么明显，或者会比较滞后。只有当接近充分就业的时候，货币超发才会显著推动价格上升。
我觉得现在某些媒体对这些事情显得过于敏感了，一看到美国有经济刺激政策出台，马上想到通胀，其实有一个关键因素是要看产出缺口是否存在，也就是潜在GDP还能不能增加，如果拉动需求以后，可能导致过去闲置的产能和劳动力供给能够因为扩张的货币政策而增加产出，失业人员可以重新找到工作，能够提高产能利用率，缩小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能力之间的缺口，那么对物价影响就是第二位的，或者说物价的变化就不那么重要了。
对全球来讲，我想美国的政策初衷是首先会去缩小这个缺口，这些钱也不会马上都流到金融市场。
美国的刺激政策一方面是刺激基建，另一方面是发钱给老百姓刺激消费，我听说现在美国南方的一些旅游地区非常火爆，这对美国的整个服务业部门、实体部门都会有比较正面的影响，对金融市场也会有一定影响，但是我认为相对于2008年政府救市的那种方式来说，现在的不利影响还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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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提到美国需求恢复，包括消费拉动，其实对中国的经济恢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去年下半年确实看到这样的现象，中国出口恢复得非常快，沿海地区订单加倍，工厂加班加点生产，集装箱紧缺等等，但是现在有一些担忧，随着美国就业和生产恢复，疫情期间强刺激的货币政策逐渐退出，来自海外的需求是否会降温。那么我们这边的生产，甚至投资和产能的扩张，是不是会有一点过热，导致一些错配的发生？
张军：
美国的货币政策之前对中国出口确实有比较明显的拉动，那么将来它的货币政策调整，我们的出口会不会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的超强增长回归到正常增长？我想这个概率是很大的。
我们要清醒，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出口其实已经逐渐回到一个正常的增长水平。
只是因为疫情让我们的出口才突然出现十几年都没有过的超长增长，比如医药、医疗器械、纺织品等等增长都比较快。这是疫情全球蔓延造成的一个结果，并不是中国整个出口部门的常态。总体上，我们看到中国出口部门目前是在进行艰难的转型。
转型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我们大多数的出口企业，现在都希望从过度依赖海外市场向“两条腿走路”转型。很多企业开始关注内循环，关注国内市场。
过去广东、浙江这样的省份，集中了大量中小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完全以出口为导向，对国内市场涉足的很少，但现在他们看到了未来国内市场的机会，也正在进行艰难的转型。
还有一个层面的意思，中国的相关行业也开始进行国际市场的“再布局”，从过去比较依赖欧美市场，经过这几年的调整，转向其他的市场。
比如他们发现，其实目前销售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东亚、东南亚。这次疫情中，很多制造业出口企业发现东南亚市场逐步繁荣，从长远来讲，我们也可以想象欧美的增长边际放缓，景气相对衰弱，亚洲地区新兴市场反而相对比较集中，特别是中国周边的东亚、东南亚，中国企业过去对这些地区的依赖还不是很高，去年我们核准RCEP，有可能形成一个包含15个国家，占全球1/3的以上人口的超大市场地区。
商务部：中国已完成RCEP核准。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嗅觉比较敏感的中国出口企业，一定会去布局这样一个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市场。将来绝大部分国家批准协议后，很多产品都会变成零关税，这对我们这些出口企业的生存也是巨大的利好。
虽然我们跟欧盟也签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BIT)，但是最近遇到一点波折，还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我们的民企更容易把握的、确定性更高的暂时还是周边市场，这也是对他们比较利好的事情。
而且我们的RCEP有一个副产品，就是东北亚市场，因为我们跟日本、韩国都尚未实现自由贸易协议的安排，现在有了RCEP以后，至少我们在双边层面上，也能实现一定程度的零关税了，可以作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一个先行或铺垫，通过东盟10国+5的RCEP机制，未来可能还会加印度，这对我们的出口中长期会有比较大的利好。中国企业的出口格局也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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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循环内，我们会有更多地区和国际之间的合作，您之前也讲过国内大循环可以理解成中国向全球开放更大的市场准入承诺，如何理解这一观点？
张军：
“双循环”这个概念和提法很容易让人想成是两个圈，但是这两个圈有没有交集呢？我们当然希望这两个圈有一定的交集。
中国过去的国际大循环，可以从地理上看成，沿海地区跟整个太平洋范围内的循环，现在，国内大循环可以理解为这个圈的放大，也就是从沿海放大到中国的内地，把内地也圈入其中，依托中国从沿海到内地的这个巨大的市场，跟太平洋以及全球市场融为一体。
所以换个角度，很多人理解的国内双循环是两个圈，其实也可以把它画成一个圈。
理论上，中国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拥有全产业链，供应链也比较完备，可以自给自足实现内循环，但我们不能使其封闭，我们是一个“内循环”而非“自循环”的系统，要将其开放，将我们国内巨大的市场纳入到全球市场当中去。包括刚才提到东南亚、东北亚地区，跟我们经济循环的契合度很高，也可以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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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报告里面提到，国内目前面临着一些投资乏力和消费不足的问题。有观点认为，房地产泡沫如果不挤出的话，中国的内需消费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也看到目前官方对房地产的监管力度是很强的，想请您谈一下这个现象。
张军：
中国的房地产问题不能完全作为全局的问题来看待，它更像是个不平衡的现象，这个现象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造成的。
房地产价格也就是北上广深、沿海地区等地区比较贵，内地房价相对而言是不贵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区房价比较高，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
基于这种情况，我们的政策应该有更大的格局和视野。在空间和区域经济发展上，应该鼓励将更多的经济资源聚集在这些以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和都市圈，这也是经济学家可以给出的一个重要思路。
北上广深等城市房价高就说明人们愿意往这边去，这边发展好、生产率高，每单位土地、每单位资金的生产率都远远超过其他地方，这样的话，应该鼓励更多的资源流向这些地区。
从流动的角度来讲，我们的资本、人口都已经流动起来，问题是土地怎么流动？
目前我们的土地是受到严格管制的，地方的建设用地指标受到管制，把耕地变成建设用地政策更加有严格的管制，土地要素受到严格的用途管制和总量管制，这已经成为资源要素流向城市群和都市圈发达地区的一个障碍。
因此，土地的管制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简单的思路是建设用地指标、主体指标要跟着人走。
比如，杭州每年流入几十万的人口，但这些人并不给杭州增加任何建设用地，这就需要在全国层面上，进行关于土地建设用地指标市场化的改革，使其流动起来，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入多，那么就可以使用更多的建设用地。
对于周边的地方，我们推行区域一体化，比如长三角的三省一市。不要出现由于房价上涨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让更多的人匹配更多的空间用于建设，这样就能相互促进循环起来。我认为这是最终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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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会举行，总投资4898亿元的216个重大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我们也能看到一些项目比如特斯拉、半导体产业链，以及人民币债券等资产落地。在当前的环境下中国对资本仍然有吸引力，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
张军：
尽管美国对中国进行高压制裁，但从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上，肯定是中国这边发展以及投资回报更好。
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有一个针对欧盟、美国商会的调查，问有多少企业愿意离开中国，基本上都在10%以内，大家离开中国的意愿很低，大多数都认为中国有很好的投资潜力和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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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强调“碳达峰”和“碳中和”，最近一些碳交易的措施也在加速落地。中美不久以后会开G20气候变化峰会，这些举措会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注入怎样的变量？
张军：
中国力争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在这几十年当中，如何做到净排放逐步递减？在减排过程当中，经济发展需要付出哪些代价等等，目前研究还不够，现在也有一些人担心“碳中和”可能会让我们经济放慢增长速度。
“碳达峰”和“碳中和”是要进行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包括现有的交通运输、生产方式、发电供气等等，要从根本上发生转变。
未来的10年到20年，整个的产业政策要怎样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冲击到底有多大？这些都需要科学的量化分析。最近也有论坛上说，我们不能抽象化地去看“碳中和”和“碳达峰”，还是要把账算清楚，心里才能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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