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1982级校友魏尚进
“传承·创新·发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院三十周年庆祝活动”于2015年10月10日-11日举行。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出席首届复旦首经论坛并演讲。
魏尚进对下述问题进行讨论，一是对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的判断，二是对风险的判断。为什么在中国要关心这样的问题？从国家角度出发，中国作为海外资产最多的国家，需要了解各国尤其是周边各国、一带一路经过国家的机会和风险。从企业角度出发，它具有了解要“走出去”的国家的需求。从个人角度出发，随着金融开放的进一步实现，可能也会有在全球规划资产的需要。
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比3月份预期有下调
亚洲开发银行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定义，是除去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之外的亚洲南太平洋、北太平洋地区国家。其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率的判断是5.8%，而国内的预测是今年增长5.8%，明年增长6.0%。这个成绩和往年相比有明显的下滑，主要原因有两大方面。第一，中国和印度作为亚洲第一、第二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都低于预期。第二，美国、日本、欧洲经济都没有恢复到应有的增长速度，亚洲很多国家尤其是东北亚、东南亚等都是高度开放的，所以其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尽管经济速度有下调，从全球范围来看，亚洲仍是世界经济增量的主要贡献地区。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分别是当今世界上第一、第二大的单国经济增量贡献国，其占世界GDP增量比重分别是34%、15%，高于美国的13%。
亚洲之内各地区增长表现有差异。如在东北亚，很多国家和地区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主导，今年预测是6.0%；南亚诸国，主要是以印度占大头，今年预测是6.9%；东南亚十国的预测是4.4%。东亚、东南亚国家，通过全球产业链和地区产业链，和中国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联系属于上游，比如蒙古，其主要产品矿产品主要输出中国，因此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变化及其造成的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其有很大影响。即使是韩国和日本，由于其增加值出口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和中国的增加值捆绑在一起，所以中国的变化对它们有很大影响。南亚多半国家和中国通过产业链联系起来的情况，现在还不是很强。
中国经济速度调整和增长模式的调整对其中部分国家可能是有利的，如孟加拉国。孟加拉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纺织品出口国，中国是第一，但中国在缓慢全面退出低档纺织品出口，甚至有一部分中档纺织品出口也要退出，孟加拉因此能慢慢获得中国退出的市场。当然还有很多国家，可能随着中国的经济转型，其增长速度反而会有提高。西亚、中亚很多国家的预测经济增速低达3.3%，这和中国间接有关。因为其多半国家是资源输出国，如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对它们的经济有很大打击，所以哈萨克斯坦向某些国际组织申请紧急援助。
印度是亚洲第二大发展中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速预测是7.4%，高于中国。但是相对于政府在年初的预测调低，也由两大原因造成。一是印度政府热衷改革，一年前上来就提出很多改革措施，希望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投资效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但是很难落实，印度的政治体制使得很多结构性改革措施的贯彻迟于预期。第二，印度是服务业出口大国，尤其是出口到发达国家，因此发达国家经济的相对疲软，对印度也有负面影响。
印尼是第三大发展中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速预测只有4.9%。印尼政府也热衷于改革，虽然总统去年上台时就说要改善投资环境，而且说根据中国的经验，加强基础设施的投资很重要，但是他们有他们版本的“铁公鸡”。尽管政府把基础设施投资的预算增加了一倍，但是很难贯彻，从1月份到8月份，实际只做了10%。印尼政府希望提高改革的效率，希望提高公共支出增长速度，如果这样做的话，明年的增长可能有望改善。
亚洲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国家当然是中国，其GDP在整个地区占比一半左右。中国现在经济增速远低于前，有两大原因。一个是结构性因素，导致了所谓的“新常态”；另一些是非结构性因素，它造成了对新常态增长速度和模式的偏离。新常态的增长速度和框架可以用两大因素来定义。
一是人口因素。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从80年代初一直到四年前左右，出生的孩子比自然出生少，所以在很长时间里，工作年龄人口相对于非工作年龄人口异常高，这对GDP增长有积极作用。但从四年前开始形势出现逆转，过去出生的人口比较少，劳动力大军也比较低，而这些人的祖父母年龄增长，这种状况会持续很长时间。即使是现在计划生育开放之后，也需要相当的时间来改变这种情况。就业人口以每年0.3%的速度下降，本身就会造成GDP大约以每年0.18%的速度下降。
第二个因素关于基本面。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收入增长非常快，劳工成本增长也非常快。收入增长快对挣钱的人是好事，但同时也表明中国曾经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的行业，今天竞争力不行，成本比很多国家高，现在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要低很多。 对于有些人提到的结构改变造成经济下滑，这主要是前两个结构因素造成的结果，而不能成为第三个独立的原因。还有很多非结构性因素，也会影响具体的增长速度，比如现在由于国际经济环境还没有恢复到顶峰时期，日本、美国的增长都不如人意，这对中国也会有影响，但这不是结构性因素，完全可以逆转。还有一些政策改革，如果没有完全到位，也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这也是可以通过改革来改变的。
关注资本流出与汇率波动风险
现在特别受关注的有两大风险，一是资本流出，二是汇率的波动。
第一个风险是资本流出。去年年初开始，很多国际跨境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出，尤其是返回美国。这和美联储多次谈到加息有关。美联储一旦加息，相对的资产报酬率就会发生变化。资本流出对那些依赖国际资本来发展的国家会造成很大的挑战，尤其是给其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的操作带来两难处境，一方面美联储有加息压力，因为如果不加息，很多资本包括国内储蓄都会从国内流出。但另一方面如果本国经济相对疲软，则应该放松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这就要求降息。所以这两方面产生了矛盾，给央行的政策选择带来了两难。
第一，如果把跨境资本分解为几个部分，有直接投资，有跨境间接投资。本国企业在海外借钱，本国企业在海外发债券，从海外银行借钱，或者是国外的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等在本国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投资，这都是跨境资本的种类。细分以后，就会发现资本回流主要是发生在间接投资，即非FDI的部分。如果要了解对加息对发展到底有什么影响，就要回到跨境资本的结构，如果是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话，比如今天的中国，这样的国家对美元加息的现象相对敏感性会少一些，但是反之如果这个国家吸引外资是以其他形式，比如印度、印尼，资本外逃会严重很多。
第二，资本账户的管制对很多发展中国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金融稳定作用。原则上说，如果这个国家设计、执行了宏观或微观的审慎政策的话，可以通过其他非资本账户管理办法，识别、控制风险。但经验表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因此，它们的资本账户就有过早开放的风险，其表现形式是，下一次再有波动的话，可能会出现资本大量外流，从而会宏观经济造成冲击。
第二个风险是货币贬值，在过去两年内，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货币相对美元贬值，这当然和美元加息的讨论有一部分联系。美元加息后更可能会坚挺，从而造成别国货币贬值。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有很多国家的企业由于低利息率借了很多外币债，尤其是美元债。即使在管制很高的中国，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国内当时有一个很通行的做法叫做内保外贷，实际上用美元借钱的形式，半规避资本账户管制。当然在印度、印尼这样没有资本账户管制的国家，这种现象就更多了。而货币贬值造成了很大的偿债压力。有很多国家，因为企业在过去一两年里积累了很多外币债务，出现了经济危机。以一个国家总的债务相对于外币总资产的比来衡量，很多国家的外债已经超过了外币资产，其中包括斯里兰卡、印尼。尤其需要关心的是短期外债，尤其是一年或一年内到期的外债，用它和最有流动性的外币资产之比这个指标来看，绝大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都有足够的外汇资产偿还外债，所以近期内看不到有非常严重的外债危机，或者由外部因素造成的金融危机。另外一个是老挝，老挝的短期债务比较高，需要通过改革，积累外汇资产或降低外币的债务，来控制风险。
宏观数据并不能告诉我们所有情况，微观情况也很重要，某亚洲国家，虽然宏观数据外汇储备和外币资产都很多，但其借外债的企业非常集中，所以一旦汇率再次波动，这些企业将面临破产危机。另外，这些企业又集中从某几个银行借债。所一旦它们出问题，就会连累国家的几个大银行，所以债务的集中性这些微观信息也需要考虑进来。
总而言之，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比3月份预期有下调，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印度经济下调，第二是外部环境因素。中国的两大结构性因素造成经济速度应逐渐下调，但亚洲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包括印度、印尼、越南、缅甸，它们可以通过改革，发挥廉价的劳动力和比较优势，其增长速度完全可以往上走一个阶梯，从而抵消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给亚洲带来的影响。因此，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越南、孟加拉的经济，都是在往上走的。越南在吸引外资上做了很多努力，其是少数几个出口增长率上升的国家之一。越南在十年前不出口手机，今天它的出口总量比十年前大很多倍，出口手机的速度从0%变成了3%。所以很多这样的国家需要政策改革，需要基础设施的建设，来降低工资之外的其他生产成本，发挥比较优势。很多国家在做这样的努力，如果这些努力成功的话，未来整个亚洲经济的增长还仍有可能保持中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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