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1日，由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袁志刚工作室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系列讲座86期“区域经济学前沿讨论”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805会议室举行。郭学琦同学就Klaus Desmet和J. Vernon Henderson这两位作者的论文“The Geography of Development within Countries”一文进行了汇报，与会师生进行了积极的讨论。
这篇论文是《Handbook of Regional & Urban Economics》第五卷第22章的内容，讲的是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在时间维度和横截面维度的变化。作者首先按照最为传统的方式将地区分为城市和乡村两个部分，证明人口会从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地区流向以工业为主的城市地区，农业生产率和工业化之间是正向的关系。但是当经济被打开，贸易被引入的时候，这种关系就可能会逆转，比如，在一个开放式的经济中，更高的农业生产率可能会锁定这个地区或者国家在该领域的比较优势，从而延缓工业化的进程。其次作者介绍了Gollin等学者的一篇关于非洲的文章，说明了城市化的进程也可能并不伴随着工业化的兴起。比较优势和贸易会改变一个城市的发展路径。因为贸易的存在，不是所有的城市都需要通过从农业向工业进行结构性转变来完成发展。而且，作者说明了行业的类型，行业的年龄在行业的地理分布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作者重点关注了城市部分。不同的城市等级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城市等级不同，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也不同。而且城市的相对规模非常稳定。基于马氏过程，美国的城市从规模排名前5%转移到后35%平均需要花费数百年。不仅如此，城市内部主导行业的变化会带来行业的去中心化过程。去中心化过程分为两次，第一次是从都市核心地带到都市区域外围，第二次是从都市地区到内陆地区。
最后，作者认为尽管经济本身有着强大的力量，但是政府的干预也不容小觑，贸易政策、最低工资、资本市场、财政分权等等。首先是政府在交通运输上的投资，政府在交通运输上的投资降低了企业贸易的成本，使得城市更倾向于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然后输出到其他城市。从历史的进程上来看，交通的改善首先造就了行业的中心化和专业化，而后由于房价等各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催生了从中心城市的去中心化。另一种政策影响就是政府对特定城市的偏爱。政府对某个城市的偏爱可能会使得这个城市规模偏离自然的最优规模。在发达国家会使用排他性的区域规划方式来控制当地的人口。在这样的区域规划下，想要进入这个地区，就必须获得准入资格，这种资格价格的上升会降低人口流入者进入这个城市的净效用。只有高技能高收入的人才有动力进入这个城市。这样的进程使得大城市的物价水平继续上升，人口的构成也趋向高收入者。
在郭学琦同学汇报之后，高虹老师认为现在从行业的层面去看其空间分布和特征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研究方向。
袁志刚老师基于这篇论文，提出一个非常鲜明的问题：中国的大城市不够多。户籍人口的城市化和实际的城市化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在社会保障的背后问题就在于公共产品的均等化。这里有许多问题就跟财税联系上了。如果再不改革，中国的城市结构，人口结构都会扭曲，最终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的行政体制。 中国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的划分在世界上是非常独特的。为什么现在中国现在地级市，省会发展得非常迅速，行政层级在这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另外，中国经济新的发展动力在于创新，最终要落于城市布局上。美国在其发展的历史上，很好地运用了土地资源，发展了土地金融。而中国自1998年至今的20年发展是源于城市的房地产改革和土地批租。未来，所谓乡村振兴的问题在于要素的对接，即资源的优化配置，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高。比如农村的土地是否能以市场交易的概念而非扶贫的概念引入城市的先进生产要素，而人口是否能从农村出来进入城市，比如从事服务业，这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高。这两点做到，那么中国的GDP还存在非常大的增长空间。
葛劲峰老师认为户籍问题本质上是个财政问题。中国上一轮所实施的是发展型的财政政策，重心都在修房子修路上，而并非是服务型财政政策。关于户籍制度，葛老师认为整个社会一定需要一个东西作为均衡，我们不能说希望收入越高越好，生活成本越低越好，这样一定不是一个均衡状态。要享受优质的公共服务，必然需要配备以相对应的成本，大家都知道纽约收入高，但是纽约房价也高，税收也高，如果想要住在纽约，孩子享受教育，就必须交税。现在很多人认为通过户籍来配置地区间的人口不合理，那么就需要一个市场的价格来进行配置，这个价格就是为享受当地的公共服务所必须付出的税收。有了这个之后户籍才可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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