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日28日10：30-12：00，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119期在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顺利举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林毅夫教授应邀作了题为“新结构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结构革命”的学术报告。
报告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主持。万广华教授对林毅夫教授表示热烈欢迎，表达了对林毅夫教授学术成就以及个人品格的高度赞赏，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对中国、亚洲以及全世界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林毅夫教授从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经验反思现代经济学，认为中国七十年的发展可以以1978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在1949年-1978年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主要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苏联经验，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交流甚少，但推行的经济政策与西方世界的宏观凯恩斯主义以及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异曲同工，强调运用政府的作用来发展现代化产业。在1978年以后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理性预期学派成为国际宏观经济理论的主流，新自由主义代替了结构主义成为发展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中国却以“渐进双轨制”走出了独特道路，避免了像非洲、南美等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转型失败的问题。现代经济学理论无法指导发展中国家成功转型，是因为当时的经济理论大多为对西方经济现象的总结，所以把西方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暗含的结构，没有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异质性。因此，现代经济学需要一场革命。林毅夫教授主张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及影响，为了与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区分开来，将理论命名为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假说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以及软硬基础设施内生于该经济体在每一时点给定的，随时间可以变化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而遵循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最好的策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如果企业所在产业以及所用技术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同时匹配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则不需要外部保护补贴就能在市场上获利，这被定义为企业的自生能力。企业盈利将导致剩余增加，资本实现积累后变得相对丰裕，产业得到升级，社会水平得以提高。而为了让企业自发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所进入的行业和使用的技术，就需要完善的价格竞争体系，因此必须有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但随着新的比较优势出现，就需要新的企业家进入新产业从事新技术，新进企业家在承担风险的同时也能给后来者提供信息，因此理性企业家存在动机等待先行者进入新产业，而这使得产业发展陷入僵局，政府可以通过对先行者进行补贴来克服先行者外部性；另一方面，比较优势的变迁也需要政府解决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因此必须有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
新结构经济学对一些事实提供了有力的解释。（1）新结构经济学解释了结构主义的失败原因。结构主义忽视了一国产业结构的内生性，建议政府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先进产业，但这些产业相对本国发展水平来说太过超前，违背了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政府支持才能完成初期投资和持续运转，这导致了资源的低效配置和寻租、腐败等行为。（2）新结构经济学解释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原因。华盛顿共识主张政府立刻取消所有市场扭曲，却导致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走向破产，从而经济崩溃。（3）此外，新结构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脉相承。作为经济基础的产业由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而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软性制度安排由一个经济体的产业和技术特性决定，社会和政治制度则由一个经济体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个人自由度决定。
新结构经济学把内生性引入主流理论，实现了二维空间向三维空间的拓展，对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发展指从一个生产力水平低的结构平面转向生产力水平高的结构平面；转型指从一个有扭曲的结构平面转向一个适合本国的有效率的平面，而不是主流经济学所讲的转向发达国家；相应地，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经济运行的规律和原则也因为规模、风险和市场失灵的地方不同而有所差异。林毅夫教授接下来从多个角度切入，展示了新结构经济学对各种经济问题与理论的拓展。
（1）金融结构。发达国家资本密集，技术处在前沿，实现技术创新需要“发明”，因此风险很大，需要各种金融工具组合来规避风险并获得较多融资。而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是小中型企业，动用资本少，使用的是成熟的技术，因此风险较小，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不同，需要根据发展中国家的规模特性来制定金融改革。
（2）人力资本理论。现代增长理论认为决定经济发展的唯一变量是人力资本，但这只对发达国家适用。因为发达国家金钱资本要素丰富，人力资本是发展的唯一瓶颈。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以传统农业和劳动密集的加工业，个体投资人力资本后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行业提供工作，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人才流向国外或对本国环境不满。
（3）刘易斯拐点。刘易斯将经济分为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低的农业转向劳动生产率高的制造业是人口红利的来源，而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但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考虑结构因素后，即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力仍然可以在制造业内部不同生产效率的部门间流动，同样可以带来红利。
（4）预算软约束与国企改革。科尔奈的产权分析中认为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保护（预算软约束现象）是由国有制的父爱造成的。但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看，政府给予补贴是出于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对于一些不符合比较优势，但是又因为与国际名声或国防安全相关而不得不生存发展的企业，国家应该给予补贴。假如按科尔奈的理论切断国家与企业的父子关系让企业私有化，政策性负担并没有消除，所需补贴甚至可能比私有化以前更多。
（5）国际资本流动。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资本账户开放时必须进行结构性管理。长期资本直接投资一般进入实体经济，增加实体资本和技术对发展中国家有帮助；而短期证券投资流动则通常进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形成泡沫、造成货币升值、导致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资金外流等问题。因此，对资本账户开放必须有结构概念，长期资本流入应该鼓励，而短期资本流入则需要一定管制。
（6）卢卡斯谜题。卢卡斯谜题指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这一现象。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这是因为，赶超国家的资本回报率低，同时国内扭曲所带来的寻租财富缺乏正当性使企业不敢在国内投资。事实上，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非但没有资本外逃，还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
（7）财政政策和李嘉图等价。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会等量体现在个体消费的减少，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不能带来经济增长。但政府的财政刺激若用于消除增长瓶颈、提高生产力的投资则可以打破李嘉图等价。在高收入国家中，大多数基础设施已经完善，这样的投资机会极少；而低收入国家则存在大量机会，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范围广泛。
（8）货币政策与流动性陷阱。根据凯恩斯理论，经济萧条时扩张性货币政策变得无效。对于发达国家，经济危机时国家出现大量过剩产能，缺乏投资机会，增发货币无法刺激经济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即使现有产业出现过剩产能，但仍有空间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扩张性货币政策会鼓励高附加值产业的投资。
根据讨论发现，将内生的结构差异性引入理论模型后，许多主流经济学界的“金科玉律”在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林毅夫教授呼吁大家以结构因素为切入点，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进一步创新，更好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樊海潮教授对林教授的演讲进行了点评。樊老师总结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理念，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及运用，并从国际贸易研究的视角分享了新结构经济学带来的启示，指出政策制定过程中一定要考虑中国发展阶段、制度等内生因素。随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教授发表了简短讲话，表达了对林毅夫教授学术成就、社会影响以及个人品格的尊敬，并呼吁各位学者扎根中国实际，在经济学领域不断探索。在学生提问环节，两位学生关于如何转型以及不同产业的特点进行提问，林毅夫教授分别作了详细解答。
万广华教授总结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华盛顿共识或许只是发展中国家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而新结构经济学则是真正的处方，是发展的充要条件，感谢林毅夫教授为大家带来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精彩演讲。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由硕士生吕嘉滢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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