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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118期:全球治理为何失败

  发布日期:2019-10-18  浏览次数:

2019年10日15日13:00-14:15,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118期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顺利举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华民教授应邀作了题为“全球治理为何失败”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罗长远教授主持。

本项研究关注的三个问题。(1)经济为何失败。格罗斯曼认为是由于政策出错,出错原因可能是基于意识形态制定政策、既得利益者制定政策或经济理论过时。(2)国家为何失败。达龙与詹姆斯的书中讨论了以下问题:国家是掠夺型国家还是普惠型国家,以及是人权在上还是主权在上。(3)全球治理为何失败。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中认为在同质国家之间,民主政治、主权国家和全球治理存在三元悖论。今天世界进入百年巨变的时刻,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在华民教授的研究中,将引入国家异质假说来讨论一阶问题,认为在异质性国家背景下,全球治理将走向失败,这也是如今全球化进程发生逆转的原因。

本项研究的方法论可以归结为以下表格,讨论国家同质以及国家异质这两个背景下,准入门槛、合作方式、追求目标、调整方法以及博弈阶级这五个维度的表现。

具体研究分为五部分进行。

一、如何理解国家异质?

经济学家的定义偏重于要素,认为国家的异质性体现在人口(及其决定的经济规模)、资源、地理、制度以及教育这五个方面。而史学家的定义则偏重于文化,本文借鉴的基本模型来自于伊恩·莫里斯模型,该模型从价值观差异的角度分析国家异质,其横轴反应个人自由,纵轴反应理性程度,将各种文明填空于这个价值观坐标轴后,便能刻画出增长的偏好与边界,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文明与文化实际上制约了经济活动的效率并决定了产出边界。根据下图可以区分三种典型国家:一是强调个人自由的美国英国,特点为熊彼特创新;二是传统的非理性世俗化国家,如中国,追求权利;三是理性世俗化国家,如新教徒欧洲国家(以瑞典为典型),追求合作与共享,也正是在这个维度中出现了现代福利国家,这里的人民是最幸福的,但现实中很难实现。

在此基础上,本文又嵌入尤瓦尔·赫拉利范式区分现代和前现代文明,嵌入里亚·格里菲尔德范式区分现代民族国家和非民族国家,嵌入福山范式区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最后嵌入最近被热烈讨论的亨廷顿范式分析当今世界广泛存在的“文明的冲突”。

由此看出,国家之间充满了异质性,异质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博弈存在于经济和政治两大维度。如果政治经济都合作,则国家趋同,一旦有一个维度不趋同国家之间将出现失衡,如果都不合作则国家趋异并走向博弈。

二、 在异质性国家中,工业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导致其实力与国际治理能力下降,这是全球治理失败的一个原因。

根据麦迪森叙事发现,从1970年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走向衰退,美国逐渐失去了对世界的领导力(或者说治理世界的能力),但注意我们并不能否认美国在世界中依然领先。

对此,华民教授认为存在“三大冲击”导致西方世界经济衰落。

冲击1:石油危机导致成本上升,冲击制造业。

冲击2:中国开放带来价格压制,冲击制造业。

应对这两种冲击的关键在于创新以提高生产率,但冲击3的出现却阻碍了创新的发生。

冲击3:金本位崩溃后管理纸币本位诞生,导致货币必然超发。逻辑在于:根据费雪方程MV=PT,一方面如果经济衰退产量下降,凯恩斯主义为了稳定金融,一定要增加货币供给,否则企业资产负债表崩溃;另一方面如果经济繁荣,即商品供应增长,货币主义为了稳定价格,必须增加货币供给避免通缩发生以及随之而来的利润下降、投资减少、经济衰退。因此不论萧条还是繁荣,货币供应量始终增长。

而货币超发将导致人民资本主义崩溃,并向两个方向演变。一是以华尔街投资银行为主要表现的货币经理资本主义,二是商业银行下的按揭资本主义。社会大部分资源投入金融部门导致金融炼金,从而金融创新替代了产业创新,于是西方世界走向衰落。

以上从金融干扰的角度解释了创新的不足,经济学家还给出了许多其他解释。一方面,熊彼特创新需要三大条件:(1)资本主义精神。一旦社会过度关注房地产而使制造业衰落,必然引致企业家精神衰落,进而导致熊彼特创新的减少。2.根据菲尔普斯,创新还需要个人自由,但现在西方国家盛行的是社团主义国家福利主义,工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也导致创新的减少。3.需要创新的社会生态,比如硅谷。除此之外,还有三位经济学家从纯技术的角度解释为何西方国家目前仅有的创新不足以推动其经济增长。(1)索罗之谜认为创新走偏了方向。今天的创新并不能够提高生产力,只是被局限在信息技术领域,用来提高速度与容量(比如手机3G到5G的变革)。(2)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完全支持这一观点,如今计算机越来越多,芯片功能越来越强大,但只带来游戏与微信支付而带不来真正意义上的技术进步。(3)泰勒考恩则认为,创新对于技术进步的推动开始变少是因为“低垂的果实没有了”,人类进入科技荒原。

三、全球化悖论导致全球化逆转。

回顾全球化的发展轨迹,中国凭借其规模优势,通过79年开放以及01年入世这两大事件直接导致了全球化发展的两次大飞跃,而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走向逆转。

全球化带来了以下三种追赶效应。

1.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贸易确实使得许多后进国家通过模仿以及规模经济迅速追赶,但容易让人忽视制度等后发劣势。

2.全球产业链分工普遍,这也同时带来了一国之内收入差距的扩大。由于互联网降低了交易成本,中间品标准化可贸易,导致产品包分拆,外包普遍。均衡处分工由内点解转变为角点解,这对后进国家更为有利,静态方面可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动态方面则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但分工也带来了收入差距。以中美为例:美国专业化研发,虽然整体贸易利得增长,但国内加工组装业的就业机会消失,损害低技术工人的利益,所以特朗普政府希望把产业链搬回美国。但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很难解决,因为分工一旦形成,要素难以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中国专业化从事加工,导致的是横向的、区域性的收入差距扩大。由于加工贸易涉及冰山成本,所以中国东部沿海繁荣而西部贫穷,华民教授认为解决区域性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让人口流动,而人口流动的关键在于户籍制度的放松。

3.全球化还导致世界第二次大分流。第一次分流发生在欧洲与亚洲之间,面临的基本选择是坚持农耕还是走向工业化,是趋异效应。如今第二次分流是开放经济体与封闭经济体的分流,国与国之间财富得以重新分配,经济增长差距缩小,出现趋同。这具体表现在:(1)美国与欧洲在全球财富中的占比相对变小。原因在于:美国高科技驱动的经济增长具有投入的失败概率高,产出的排他成本高的特点,因此呈现出亚线性;欧洲奢侈品生产特点在于限量,必然缺乏规模,因此同样呈现亚线性。(2)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财富中占比相对上升。这些国家坚持出口导向,多从事加工制造,规模经济导致成本亚线性,而产出则具有超线性特征。

但全球化走到今天进入了瓶颈,这是因为全球化存在一系列悖论。(1)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相悖。经济增长是正和效应,但收入分配却是零和甚至负和的。(2)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相悖,国家利益要求一般均衡,遵循的是斯旺模型,而企业追求利润。(3)国家规则与异质国家相悖。异质国家的加入导致原有的国际秩序失灵,因为出现很多灰色地带,搭便车等问题导致体系难以运转。

解决贸易失衡有以下四种方法。(1)调整汇率。对此,华民教授分析了广场协议日德两国升值汇率后的不同应对。德国通过政府减税对冲汇率升值、94年改革劳动力市场使实际汇率贬值、以及13年建立欧元区使名义汇率贬值这三件事成功走出了汇率升值的影响,成本由南欧各国承担;而日本在汇率升值后为恢复购买力平价,大大增加货币供应量,大量货币流入了金融部门,直至1989年房地产泡沫破灭,日本进入“消失的二十年”。(2)调整支出。这需要老百姓勒紧裤腰带,美国可以借助其美元中心地位进行国际融资,而其他国家比如南欧各国若想不减少支出来解决逆差则会导致债务危机。(3)顺差国自动出口限额,进行数量调整。(4)如果是结构性失衡则需要贸易自由化改革,中美现在的贸易就属于结构性失衡。(5)如果以上措施都解决不了,就会陷入贸易战。在同质化国家背景下,德国与日本应对同样的冲击一个成功一个失败,这是由各自国家政策导致而非国际治理体系导致的;如今中国和美国却是异质国家,所以在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下谈判困难。也就是说,国家异质导致由凯恩斯创建的国际治理结构正逐步失效。

罗德里克三元悖论指:国家同质背景下,全球治理必然需要让渡部分国家主权,而一旦让渡主权对本国国民带来消极影响时,本国国民会利用民主政治反对主权的让渡,使得全球化进入悖论。而华民教授的一阶框架指出:国家异质条件下,经济失衡,收入分配扩大,各国都希望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做出相应改变,也造成了全球治理的失败。

四、文明的冲突

在异质国家背景下,世界发生的冲突是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华民教授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介绍。

冷战后发达工业化第一世界、社会主义第二世界、发展中第三世界这三个世界组成了世界体系。而第三世界又发生分化:东亚四小龙通过参与第一世界组织的分工体系、出口导向以及政治演化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造就了东亚奇迹。

冷战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决。但共产主义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周期波动与收入差距这两大问题。因为(1)周期还在,(2)收入差距被特权和腐败所替代。

华民教授认为,文明国家的崛起得益于对外贸易的利益,比如中国靠廉价劳动、伊斯兰靠石油参与贸易。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增长停滞,需要尤其注意实力与领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西方国家在贸易、经济方面仍然领先,但实力已经下降,缺乏领导世界的能力。世界各国经济上的趋同导致了政治趋异。

五、几点结论

(1)全球化进入至暗时刻。在异质国家冲击下,全球化逆转不可避免,全球合作与治理将被博弈所替代。而因为文明国家崛起后的世界必定会是多元与异质的,所以世界极有可能进入一个“leaderless”的新时代。

(2)世界面对三种选择。合作、博弈或脱钩。如果博弈能够重复进行则仍有可能走向合作,但如果单次博弈后就停止谈判,则国家可能走向世界经济的边缘。

(3)文明国家经济虽有规模但并不领先。中国无论在进口市场还是出口市场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4)国家治理是二阶问题而国际关系是一阶问题,两者具有内生性,一个不好的国家治理结构不可能处理好国际关系,因为国际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伸,且对外事务的行动不可能与国内治理的偏好框架发生背离。

(5)知识分子不应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热衷于图谋霸权的策议,社会真正需要的是五四时期那样的启蒙,来走向科学和民主的现代文明。

最后,报告在大家的掌声中热烈的结束。


(由吕嘉滢硕士生记录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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