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8日15:45-17:15，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714会议室举办了主题为“China and World Economy”的圆桌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与美国新兴市场经济研究协会（SSEM）合办的“制度、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部分。会议由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经济金融系Ali M. Kutan教授主持，出席者包括香港科技大学龚启圣教授、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孙立坚教授、陈钊教授以及其他参与本次研讨会的专家，经济学院的部分师生旁听了本次会议。
Ali教授首先提出了本次会议关注的几个主要问题：中国经济是否能持续高速增长？这种增长何时会停止？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美联储资深研究员Jane Haltmaier女士提出，虽然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着硬着陆的风险，但是未来也许供给端的问题会更加重要，因为中国的劳动供给正在下降，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劳动人口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另一方面，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过大，保持生产率持续提高将会很难。
张军教授认为，经济结构转型仍将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城市化率提高、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进程仍在持续，而且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只吸收了25%的就业人口，与发达国家历史上的相应阶段相比仍然很低，中国的工业化远未完成。制造业与服务业是相互扶持、相互促进的关系，将能够形成良性互动的增长。
龚启圣教授指出，在关于劳动供给的讨论中，中国是否已面临刘易斯拐点是一个焦点问题，各方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此外，强大国有经济的存在也是中国的特色之一，在进行讨论时不应忽略。
香港科技大学的王勇副教授的研究指出，九十年代经济改革使国有经济退出了下游市场，而保持了在上游生产要素领域的垄断。随着中国加入WTO，下游制造业迅速增长，上游国有企业利用垄断地位也从中获益匪浅。改革开放后，中国私有制经济的增长远超国有经济，而近十年这一形势出现了反转，正是其垄断力量的体现。中国的经济还有很深的潜力可挖，上海、北京也许已经发展的很好，但是还有许多落后的地区有待建设。
日本Seikei大学的Masanori Ono教授指出，根据日本的经验，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人口增长停滞是导致经济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中国未来也会面临与日本一样的老龄化问题。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是未富先老，而且采取计划生育政策，养老将是个严重问题。
陈钊教授认为，生育决策存在孩子质量与数量之间的权衡，如果放开二胎政策后无法给孩子提供高质量的教育，那么将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对未来的增长不见得是好事。生育二胎于公于私都未必是好的选择。与日本不同，中国的城乡差距很大，如果能够继续提供农村人口进城的机会，尤其是能让农村人口在城市扎下根来，则不会缺乏劳动供给。而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也会增强国内消费能力，促进经济发展。陈教授还认为，中国尚未达到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价格上涨有很多原因，这不是出现刘易斯拐点的充分条件。事实上，由于劳动力市场的非完全竞争，刘易斯模型恐怕并不适合用来理解中国的城乡劳动力转移。中国的结构变迁，需要借助资本、劳动与土地市场的放松管制、缓解扭曲来实现。
来自日本大学的Kiyoshi Matsubara教授提出，由于东亚国家的传统和中国社保体系不够健全，导致家庭部门储蓄率很高，这些储蓄给投资供给了充沛的资金，但也压抑了个人消费。这造成了中国GDP中投资占比高，而内需不足的特点。如果中国能提供完善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将有助于促进消费。
孙立坚教授指出，中国的国有大银行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扭曲资源配置，谋取暴利。而且中国银行业间的竞争并不是基于差异化服务，而是同质化的恶性竞争，国家需要对大银行做出更严格的监管甚至拆分，同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的专业债券市场，才能改变银行业侵吞实体经济利润的现状。
张军教授总结道，有很多理由可以相信中国未来的生产率增长仍将加速，结构变化依然强劲。经济的较快增长应该是有保障的。但是人口结构老龄化导致的劳动供给不足、储蓄率下降等，都有可能造成问题。而对私营经济来说，由于各种要素限制，行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比较困难，导致很多效率损失，因此为了转型的进一步深入，需要逐步放开对信贷、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限制，尤其是加深金融和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及城市化进程可以促进农村人口进城，会带来一定的问题，但同时也是老龄化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
在座的专家学者都参与了热烈的讨论，来自德国的Hans-Jörg Schmerer博士介绍了德国作为发达国家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些关键因素，日本法政大学的Yutaka Suzuki教授则提出财政权力的下放、去中心化过程会对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会议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结束。
撰稿人：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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