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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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2012年上半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8%，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仅为7.6%，上半年和二季度GDP双双“破8”，创下近3年以来新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其根源在于经济结构的失衡。
如何扭转中国经济趋势性的加快下行，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需解决的紧迫难题。只有充分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并对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有清晰的认识，了解当前阻碍宏观经济发展的矛盾所在，才可能解决这一发展难题。
当前中国经济的“面相”
在2012年，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出口和投资需求明显放慢，而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如劳动力转移、资本积累、TFP增长也正在出现新的情况，这种短期影响因素和长期影响因素的重叠作用，使得当下的经济出现了多重周期作用特征，也显示2012年将成为中国经济关键转型的开启之年。
1.外需增长日渐“疲软”
在外贸方面有两个新动向值得我们关注，且难以令人乐观。一是向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速较大；二是中西部地区出口增幅远大于东部沿海地区。
尽管向新兴市场出口增长较快，但还是极为有限的。2011年中国对发达经济体出口占总出口比例达到46.7%，而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只占13.7%。短期内，我国试图单纯通过开拓新兴市场来抵消发达经济体需求下滑的趋势并不现实，在2012年外需增速必然有所回落。
再则，在危机冲击下，目前企业正试图通过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来应对人民币升值以及环境、原材料、融资、劳工等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中西部出口增速显著超过东部，地区间产业梯度转移趋势明显。然而，实际上，目前东部地区产业集聚效应还未完全发挥，政府主导的由东部制造业中心向外围扩散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沿海地区出口企业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的具体效果，还有待于观察。
2.有效内需仍存缺失
（1）企业、政府不愿投资了？
目前中国经济投资能力与投资需求正在下降，这使得通过货币政策的放松来注入流动性的方式正逐步失去其作用，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企业利润的普遍下降，导致目前企业的自主投资需求有所下降。第二，“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实施，导致国进民退，有效率的民间实体经济投资受到挤压。2008年11月国务院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加上各个地方的配套投资资金，总计超过24万亿元。巨额经济刺激计划短期内对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经济后果并正在耗散中国经济的投资能力。第三，对房地产调控抑制了房地产投资，进而抑制其他行业投资，使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房地产限购政策对房地产投资形成重大负面冲击，结果是政府主导的投资能力也趋于下降。
因此，不论是国企、民企还是政府的投资增长都缺乏可持续性，尤其是在金融体系结构失衡所致的资金配置效率不足的影响下，中国经济投资需求的短期下降将是必然的。
（2）居民买不起东西了？
由于金融压抑和企业治理机制的缺陷导致居民部门未能有效分享企业部门收益，而目前企业盈利能力处于下降趋势中，使得居民部门收入的有效增长更加困难重重。收入增长的不足，挫伤了劳动供给的积极性，在户籍制度和社保制度等影响下，大幅度降低了劳动参与率，由此降低了居民部门的消费能力，2012年经济增速回落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
同时，由于税收结构不合理、税负增长过快、政府转移支付不足并且重储蓄投资而轻公共支出，导致了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的挤压。而政府部门对社会保障和消费环境等公共产品提供不足，使居民消费预期下降，被迫进行预防性储蓄，也由此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需求。
另外，由于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着明显缺陷，居民部门内部分配不均，基尼系数连年攀高，尤其是房价快速上升和社会保障的缺失，使居民消费能力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中。
因此，消费需求的增长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改善，消费需求短期有效启动很难实现，这使得试图依赖消费需求的扩张来实现拉动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总体上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外需疲软、有效内需也不足的问题，总需求下降特征明显，经济增长表现出较大的下行压力。
经济加快下行“为哪般”
2012年中国经济出现加快下行趋势，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也开始发生变化，使得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供给面正在逐步失去优势。
首先，在劳动力市场，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即将到达拐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不仅将使得中国经济在2015年前后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开始下降，而且促使居民储蓄率也开始趋于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优势和资本形成能力都将受到挑战。
而在资本市场，在政府干预下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结构失衡不仅使资本市场配置效率低下，强化了产业结构扭曲，助推了经济泡沫化现象，且由于对地方融资平台和低效率的基础设施投资贷款导致经济增长的系统性风险上升，削弱了长期增长动力。
在土地市场，政府垄断土地的方式造成了极度扭曲，降低了土地资源要素配置效率，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进程，扩大了城乡居民的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抑制了农民获得信贷，并导致社会转型成本高企。这种扭曲还抑制了农民获得必要的生产性信贷，难以实现土地资本化和土地资源的自由配置，也由此降低了经济的资本供给能力。
另外，由于需求增长超过国内供应，中国各类资源进口大幅上升，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正逐渐显现。目前中国单位GDP能耗不仅高于美国、日本、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比俄罗斯、印度要高。同时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也在迅速上升。2010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高达6654.2亿元，占GDP比重1.67%，比上年增长47%。污染治理成本已经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成本，尤其有些环境污染是非可逆的，这意味着经济发展的代价更为高昂，也使得经济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明显的挑战。
因此，中国经济供给面的优势正由于劳动力资源供给逐渐到达拐点、资本形成能力的下降、TFP增速下降以及环境成本的上升而消散，这些因素已经成为经济下行不可忽视的力量。
十年前后之对比：“挑战”尽显
中国经济在1997年也曾面临着“亚洲金融危机”，但是当时中国政府采取了有效的政策措施，避免了危机在中国的蔓延，并由此成就了中国经济持续十年的高速增长。这一次中国经济政策是否也能实现这样的成功呢。为此，有必要回顾一下1998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应对之策及其影响，并对比分析2007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危机应对之策的影响。
1997年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政府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用财政投资去搞基础设施建设，这对于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外部性；同时进行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住房制度改革、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以及加入WTO，等等。这些结构性的改革措施使得当时的中国经济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最终成就了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
在2007年“次贷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同样受到了较大冲击，尤其是外需的增速下滑非常明显，对此，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手段以防止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实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11月18日又紧急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等措施来应对危机的扩散，减少危机对经济运行的冲击。不过这些政策措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来说却是饮鸩止渴。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了严重的副作用，造成了经济体内存在着大量过剩的流动性，催生了2009年房地产价格暴涨以及2010-2011年的通胀率持续上升。在扭曲的金融体制下，金融脱媒现象也较为突出，以至于政策不得不主动收紧，导致总需求增长放缓。
从两次危机应对措施来看，1998年尽管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但并未过度放松货币政策来注入过多的流动性以推动经济增长，尤为重要的是，当时采取了大量的结构性改革措施，有效地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能克服外部冲击的不利影响；而在应对2007年“次贷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却仅是实施财政刺激政策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缺乏实质性的结构改革措施，这无法使中国经济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点，仅仅靠货币的投放是难以持续获得增长动力的。
就目前来说，仍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存在着诸多困难，如若积极财政政策试图通过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来实施，将面临由于经济下滑导致政府收入的下降及地方融资平台的坏账积累的风险，使财政刺激规模极为有限；而外汇占款增量已开始处于下降趋势中，在房地产调控影响下，土地和房地产抵押融资也在下降，使得流动性注入效率开始下降。这些都意味着目前在面临加速下行的经济增长形势下，简单的积极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的实施效果将是有限的。
立足当下，理性应对
制定和实施避免中国经济加速下行的合理政策措施，需要转变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目前应以进行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为出发点，以解决经济结构失衡为目标来制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
短期来看，外需增长缺乏比较优势，扩大总需求的关键在于通过减税降低企业经营负担，促进民间投资，扩大消费，提升居民消费率，从而消除内外结构失衡问题。
目前，政府政策仍应以财政政策为主，重点从扩大投资转向对中小微企业减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货币政策应基本保持中性，只宜微调，不宜采取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扩大投资需求方面，必须注意到促进投资的关键是促进民间资本投资，减少民间资本投资限制，降低投资成本；通过减少行业垄断，放开行业投资限制，有效降低民间资本准入门槛；积极实施结构性减税包括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等来降低经营成本。在鼓励消费方面，应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扭转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趋势，提升居民消费率；放松过度紧缩的房地产信贷政策，支持房地产刚需的正常消费，减少限购政策的不良影响；降低消费税负，提高产品质量监管效率，改善国内消费环境，从而促进消费等。
长期来看，应立足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着力于改革扭曲的要素市场制度，以根本解决结构失衡问题。这主要包括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劳动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及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一方面要求各类要素以市场化方式来配置，消除包括政府力量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垄断力量，另一方面要求理顺土地要素、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相对价格关系，让市场价格机制作为关键决定力量，通过市场的力量来逐渐消除结构失衡问题。
因此，避免中国经济加速下行趋势的政策措施应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根本和着力点，通过改革被扭曲的要素市场制度，来消除结构失衡问题。只有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保障，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主线，以增强市场活力，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为目标，推动资产（包括土地）的资本化，要素流动的自由化，推动市场效率的提高，尤其是以土地资产的资本化为切入点，以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为条件，以劳动力市场为重点，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顺利调整，使中国经济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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