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贡献奖得主—— 伍柏麟的外号

“政治经济学”是伍老师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1947年,伍老师考入国立暨南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并入复旦大学),师从陈彪如教授学习经济学。陈教授从哈佛带回来的是关于西方市场经济的一套理论,伍老师这个学生却“不乖”,“当时身处革命环境,我也参与了一些学生运动,有一些进步同学介绍我看进步的书”,伍老师口中的进步书籍就是苏联人编写的政治经济学,他通读下来,发现书中内容跟陈教授讲得完全不一样。“书里提到的环境与当时国内的环境极为相似,更接近实际,心里便对书中的观点有了一丝认同。书里讲工人阶级命运,讲被压迫要奋斗、要解放,这一套道理很对。当时党对苏联的共产主义有一些宣传,我也参与了一些斗争,自己就往这方面努力去了。”伍老师笑语,自己好像就是这样进步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做了一些院系调整,伍老师所在系的学生被分为两个组:理论组和计划组,对理论有偏好的伍老师选择了前者,他认为可能是受陈彪如先生影响,体会到严谨逻辑中的乐趣,一发不可收拾。耄耋之年,老人家说起往事、说起当年的研究,条理依然清晰,或是拜一辈子钟爱理论逻辑所赐。

“下海?我们也下过啊”,时间轴转到上世纪90年代,下海潮正盛。伍老师不避讳地说自己也曾是下海潮中的一员,曾有一个头衔是“总经理”。事实上,伍老师的这次“下海”并未脱离校园,他当时任复旦大学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心都是些年轻教师,一同发起成立了实践党的方针的盈利性组织,蒋学模教授也参与其中,任董事长。这个盈利性组织仿照美国著名咨询机构兰德公司,借用香港当时流行的“顾问”二字,命名为“弗兰德顾问行”,希望为市场提供咨询,通过实践掌握一些案例,当即引起媒体关注。“这样做本意是通过为市场、企业做顾问,我们自己可以提高科研和教学水平。”令人遗憾的是,因为成员都忙于各自的教学科研任务,没有人去很好地经营,顾问行业务开展得并不理想。两三年后顾问行转手,伍老师的下海经历也随之画上句号。

伍老师说,自己从来没想过离开学校。他把理论研究看得非常重要,不晓得离开校园还能去哪里开展理论研究。怀揣这样的热情,伍老师出版多部著作,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他主编了“市场经济热点系列”、“市场经济新论”、“中国经济改革20年系列研究”、“新编经济学系列教材”等丛书;提出了国有经济核心论;提出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垄断竞争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思想体现在1987年上报中央有关部门作中期改革的方案中。

大侠认义气。在学术研究上,伍老师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也促成了他学术生涯中的一场重要争论。上世纪80年代,政治经济学教材普遍简单照搬苏联教材。1986年,伍老师主编出版的第一本书就用了新的体系,他第一次把商品生产从资本主义中“挖”了出来。3年后,他又与余学本等教授受命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程。在提纲的撰写中,伍老师坚持了商品生产要放入“一般”的观点。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召开提纲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把商品生产放入“一般”的说法,是以一般“抹杀”了特殊。“我当时把商品生产挑出来单独做了一章,而不是像以往把它视作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至今回忆起来,伍老师还是底气十足,信手拈来经典著作中的论据,“《资本论》里,马克思确实是把商品经济放入资本主义作为第一章,但商品经济比资本主义产生更早,是形成资本主义的一个基础,马克思对此并没有否定,这在《资本论》当中都有所阐述。”

学界称道的挑战苏联教材的“极大的理论勇气”,在伍老师这里,不过是对所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坚守,他觉得编教材“总归会教条主义式地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点,研究问题要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但阐述问题逻辑要反过来,这是一个方法论的原则。我代表马克思的思维,阐述问题从一般到特殊,我从商品生产讲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什么不对呢?”在政治经济学教程里,伍老师梳理了从生产一般,到商品生产,再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新结构体系,受到学界广泛认可。谈及此,老爷子又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这个人只不过在偶尔的问题上比较先进了一番”,他补充道,“在学术问题上我觉得是对的嘛,那就坚持一下。”

今年9月,《新编政治经济学》再版面世,伍老师领衔主编。过去几年,一直有人希望伍老师“重出江湖”,伍老师都以身体不好婉拒。身体不好是事实,而言语间,可以体味出更深层的原因是伍老师对教材使用者的诚恳,“觉得完全没有新观点、新内容,不好。”此次再版的《新编政治经济学》加入了许多新内容,特别是社会经济形态一部分收纳了人口、环境、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经济发展问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本来都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这都是‘一般’所有的,编进去没错,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更进一步,包括人们的健康状况、生命周期。从内容来看,这是可以适用的,是普遍的东西,那就可以写、应该写,不管它是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东西。”在他的字典里,对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看法客观而脉络清晰。“这是两股道上的车。马克思的经济主要研究事物本质发展规律,核心是劳动剩余价值理论,从剩余价值理论讲到资本积累理论,讲到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生产力要发展,会推动社会向更高的经济形态发展,这就是其全部理论内容。西方经济学相较更关注现象。”曾经听过伍老师上课的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陈波说,伍老师善于打通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脉络,常令学生耳目一新。

伍老师还意识到,全球化问题目前已讲得非常深,而书里没有反映,他便找到世界经济领域的知名学者华民商量。这一聊,伍老师感觉“很对头”:“这块内容非常要害,不然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一直是在讲‘历史’,而这块内容才是现实,才是最新的情况,应该加到书里。”从《新编政治经济学》的编写人员名单上来看,不乏当今在经济学界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大咖,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新编政治经济学》副主编李慧中说:“伍老师是写总谱,我们是写分谱,这本书出版的背后是伍老师的学术影响、学术威望、学术凝聚力、学术号召力。”对后辈给予的尊重,伍老师认为这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他家曾经是这些学者年轻时论道的场所之一。

论及成功的要素中天分、勤奋和环境机遇哪个最重要,伍老师的回答是最后一项。“机遇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这是客观因素,因为做教师,逼着你不得不去很好地读书,特别是在人民大学3年读《资本论》,为我做教师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当时人民大学对于学生考核非常严格,伍老师仍是拿到成绩“大满贯”。这种“死磕到底”的精神,他保留至今。不禁让人想起李慧中提及的编书细节:“因为这次编书,与伍老师至少通过十次时长一小时以上的电话,每次都是伍老师主动打来。”

伍老师治学的严谨,除了从他的学生、同事口中能获知一二,记者无缘亲见。但是周末晚上,记者接到了伍老师的电话,主题只有一个,当年刊印他关于市场经济观点的杂志的名字是《探索与争鸣》。

学界称道的挑战苏联教材的“极大的理论勇气”,在伍老师这里,不过是对所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坚守,他觉得编教材“总归会教条主义式地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点,研究问题要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但阐述问题逻辑要反过来,这是一个方法论的原则。我代表马克思的思维,阐述问题从一般到特殊,我从商品生产讲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什么不对呢?”在政治经济学教程里,伍老师梳理了从生产一般,到商品生产,再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新结构体系,受到学界广泛认可。谈及此,老爷子又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这个人只不过在偶尔的问题上比较先进了一番”,他补充道,“在学术问题上我觉得是对的嘛,那就坚持一下。”

今年9月,《新编政治经济学》再版面世,伍老师领衔主编。过去几年,一直有人希望伍老师“重出江湖”,伍老师都以身体不好婉拒。身体不好是事实,而言语间,可以体味出更深层的原因是伍老师对教材使用者的诚恳,“觉得完全没有新观点、新内容,不好。”此次再版的《新编政治经济学》加入了许多新内容,特别是社会经济形态一部分收纳了人口、环境、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经济发展问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本来都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这都是‘一般’所有的,编进去没错,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更进一步,包括人们的健康状况、生命周期。从内容来看,这是可以适用的,是普遍的东西,那就可以写、应该写,不管它是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东西。”在他的字典里,对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看法客观而脉络清晰。“这是两股道上的车。马克思的经济主要研究事物本质发展规律,核心是劳动剩余价值理论,从剩余价值理论讲到资本积累理论,讲到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生产力要发展,会推动社会向更高的经济形态发展,这就是其全部理论内容。西方经济学相较更关注现象。”曾经听过伍老师上课的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陈波说,伍老师善于打通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脉络,常令学生耳目一新。

伍老师还意识到,全球化问题目前已讲得非常深,而书里没有反映,他便找到世界经济领域的知名学者华民商量。这一聊,伍老师感觉“很对头”:“这块内容非常要害,不然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一直是在讲‘历史’,而这块内容才是现实,才是最新的情况,应该加到书里。”从《新编政治经济学》的编写人员名单上来看,不乏当今在经济学界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大咖,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新编政治经济学》副主编李慧中说:“伍老师是写总谱,我们是写分谱,这本书出版的背后是伍老师的学术影响、学术威望、学术凝聚力、学术号召力。”对后辈给予的尊重,伍老师认为这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他家曾经是这些学者年轻时论道的场所之一。

论及成功的要素中天分、勤奋和环境机遇哪个最重要,伍老师的回答是最后一项。“机遇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这是客观因素,因为做教师,逼着你不得不去很好地读书,特别是在人民大学3年读《资本论》,为我做教师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当时人民大学对于学生考核非常严格,伍老师仍是拿到成绩“大满贯”。这种“死磕到底”的精神,他保留至今。不禁让人想起李慧中提及的编书细节:“因为这次编书,与伍老师至少通过十次时长一小时以上的电话,每次都是伍老师主动打来。”

伍老师治学的严谨,除了从他的学生、同事口中能获知一二,记者无缘亲见。但是周末晚上,记者接到了伍老师的电话,主题只有一个,当年刊印他关于市场经济观点的杂志的名字是《探索与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