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9日下午，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中国经济是否走向软着陆？”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808会议室成功举行，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经济市学会主办，沪上数位著名经济学家及媒体出席了会议。
作为上海经济学会成立60年背景下的一个子单元，此次会议主要探讨了2010下半年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以及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取向。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袁志刚、华民、李维森、殷醒民、严法善、宋铮等教授以及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经济景气研究预测中心主任刘熀松、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乔依德、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赵晓雷等出席了本次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
袁志刚教授首先作了开场白。他从欧美等国产业空心化、跨国公司国际范围内融资导致的经济泡沫化角度阐述了危机的发生是由于家庭和政府负债过度增长、金融杠杆率不断提高，因此只有家庭、金融机构、企业、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所有的经济主体资产负债调整到位，世界经济才可能从危机中走出来。而08、09年中国政府的扩张行为更加剧了资产负债表的不合理发展，中国下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同时，他援引一些热点问题，如华尔街法案的出台、富士康事件、人保部的收入倍增计划等说明中国经济面临着诸多问题和风险，希望各位专家针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提出各自的观点。
赵晓雷教授谈到了三点问题—通货膨胀、劳动力成本以及城市化问题。他认为通胀是由收入增加导致投资和消费增加而产出本身没有很大增加所引起的，不仅仅是看货币发行的多少，最终还得从供求关系上找症结；CPI、PPI等指数也应当考虑是否编进了一些没有经过交易、有价无市的商品，他提出就这个问题可以参考资本市场的指数编制方法。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会造成大量失业，关键是看劳动力的供给弹性，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完全是有弹性的，因此工资的上升会将导致很多企业因承受不住而退出。最后，赵晓雷教授提出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城市化进程面临着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约束，因而存在劳动力成本以及传统价值观念的扭曲。
殷醒民教授从货币供给增长的角度来判断中国未来的通胀趋势。他认为2009年M0没有多大的增长，M1、M2增长比较快；2010年的一季度出现了M0的急剧增长，预计通胀的出现要推到2011年。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基调应当是促增长，以消化M0和M1的增长。同时他认为中国可以趁此次经济危机向以自我经济、自我需求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实行大国模式。
乔依德教授首先分析了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较之08年有所不同，外部冲击没那么明显但房地产、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新问题出现了，中国面临着很多两难问题—效率与公正、通胀与失业、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结构调整等等。他以阿里巴巴接到的国外询价下降为例，估计中国出口在下半年或第四季度增速将会放缓，但如果政策实施得当，如在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减少或取消、工资增加等方面控制得好，中国经济是可能走向软着陆的。
宋铮教授基于他的一个实证分析得出了国有、外资、民营企业的产出增长与工资增长之间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7、0.6和0.5，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产出增长1%，工资总额增长0.7%，依此类推，外资和民企分别是0.6%和0.5%。然后他计算了利润总额增长所来的工资增长的幅度，中国国企的这一系数是0.09，也就是利润增加一美元，工资增加0.09美元，外企几乎为0且为负，民企为正但比国企少很多。总的来说，在中国外企和民企的剥削率要比国企更高。最后，他从数据上来说明工资上升对企业的影响，结论是对于大部分企业，工资上涨一点不是生死攸关的事，民企真正的困难在于不能向银行贷到流动资金。
李维森教授围绕“四化”问题—经济货币化加速、证券化萎缩、行政控制化加大、政府行为市场化—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矛盾之处。货币化加速，股市萎缩，控制房地产的同时又想控制通胀，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当前的情况是在政府控制情况下，各级政府官员和企业高官，利用手中的权利，进行层层寻租。再有，一旦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失当，经济下滑，将会搅动社会不安定因素；这种不安定因素影响企业家的预期，投资将会减少，这对中国经济是巨大的打击。
华民教授根据国内和世界经济形势、结合历史和各国经验，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作了系统的分析。首先他评价了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认为利润的高低在中国是一个比较难判断的问题；同时，民工荒不代表刘易斯拐点到来，而是要看农村边际劳动生产率水平，以及需要转移多少存量农民。接着他回顾了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失业人口加外资潮造就了世界工厂，因此他把中国的经济策略归于围绕这样一个基本要点展开，如人民币贬值、加入WTO等；但近几年体制回归、政策出错，如宏观治理模式上走向中央集权、财富向政府集中、金融体系向政府融资、汇率要升值、贸易政策要打击出口、外资政策削减对外商优惠等。华民教授还就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等发表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刘熀松教授着重谈了他对世界经济的看法。首先，美国的关键问题是怎样化解债务，他认为而美国将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压缩政府和军方开支，二是制造全球经济动荡，三是在国内实施严重的通胀政策，刘教授比较倾向于第二方案，而受挑动内乱的大国很可能是中国。他还认为自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美元对欧元的波动在合理的范围内，不存在欧元危机，只是美国利用这样的制造强势美元的形象。最后，刘教授谈到了日本的情况，认为日本老百姓的负债率非常低，经济没有太大问题，但由于欧美经济放慢，日本经济在短期也会慢下来。
会议的最后，袁志刚教授作了简要总结，并宣布此次会议的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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